近日，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在布鲁金斯学会网站博客上撰文称，中国目前正面临经济学上著名的“三难困境”(trilemma)，即固定汇率、独立货币政策和国际资本自由流动。
伯南克在撰文中认为，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上述三者不可兼得，中国自然也不能例外。他还“自作聪明”地为此痹症开出药方，认为相比于人民币一次性贬值和暂停资本账户自由化，专门针对经济转型的财政政策支持更为可取。
伯南克在文中指出，中国当前的现状和政策目标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首先，中国正在进行艰难但必需的经济转型；第二，最近增速下降似乎超出了政府的预期；第三，为支持困难转型期的经济增长，中国已经通过多种方式放松货币政策，包括最近的降准；第四，中国继续改革和开放资本市场。
在伯南克看来，正是第三和第四点造成了中国的“三难困境”——当经济增速放缓，而且货币宽松为主要的宏观经济应对手段时，经济不可能为国内储蓄者提供高回报。
他进而判断：中国的家庭和企业会抛售人民币计价的资产，到海外去寻求更高的回报，然而私人资本流出给人民币造成贬值压力。从短期来讲，中国央行可以通过抛售外储来抵消这种压力。事实上，过去一年半中国外储下降超过7000亿美元。现在，中国仍有超过3万亿美元外储，应该有能力在一段时间内继续捍卫人民币汇率。
不过伯南克表示，中国外储最终将会变得过低，央行将没有意愿或能力在外汇市场买入人民币，到那个时候，人民币可能会出现快速贬值。
因此中国的“三难困境”就是：如果中国想通过货币政策来管理国内需求，同时开放国际资本流动，那么将无法让汇率维持在当前水平。
如何才能解决这些矛盾呢？3月20日，前来北京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伯南克直面媒体，结合当下中国经济热点，再次将上述议题铺展开来——
——让人民币一次性大幅贬值？
——NO！
伯南克在上述文章中给出的第一个建议是让人民币一次性大幅贬值，从而让人民币的贬值预期彻底消失，汇率在一个新的均衡点稳定下来。但伯南克笔锋一转，认为这种做法也有很大的弊端，比如可能造成金融市场 动荡，以及面临挑起货币战争的指责并引发竞争性贬值。
在3月20日受访时伯南克评论说，当各国经济的演变路径不尽相同时，各国之间采用不同的政策是很正常的。美国较其他发达经济体增长更快，所以采用不同的政策立场是合适的。这也是需要采用浮动汇率制的原因——这让不同的政策取向共存成为可能。
那么，如果人民币仅仅是适度贬值，是否可行？ 伯南克认为，其难点就在于如何管理、控制贬值的幅度。人民币大幅贬值不是好事，因为这将会把通货紧缩输出到全球其他国家，然后反过来对中国造成不利的影响。而如果市场形成人民币会可预测地慢慢贬值的预期，这无疑会导致更多的资本外流，因为人们会试图在这一过程中出售人民币资产。所以，更好的办法是形成一个不那么可预测的路径。
——停止或逆转资本账户自由化的进程？
——NO！
伯南克在上述文章中给出的第二个建议是：中国停止或逆转资本账户自由化的进程（IMF总裁拉加德和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就主张这么做）。
但伯南克同样自我否定，认为这种策略也有弊端，那就是中国将会牺牲在开放金融体系和人民币国际化上面的一些成果。况且，实施新的资本管制效果如何也很难说，因为家庭和企业有很多方法——比如通过贸易——规避资本管制。
在3月20日受访时伯南克评论说，SDR成为主要的国际通行货币并不是非常现实。其使用目前还很少，因为其需要依赖的市场基础设施还不存在，具有类似美元和欧元那样市场流动性的SDR资产的市场也不存在。
——出台有针对性的财政政策？
——YES！but……
伯南克在上述文章中给出的第三个建议是：等待和期望增速回升。但等待并不是办法，那怎么办呢？“一个备选的方案就是有针对性的财政政策，通过政府支出和税收措施来专门支持增长模式的转型。”
伯南克指出，他此处所说的财政政策并非基础设施投资——那属于旧的增长模式——财政支持应该放在提高人们的收入安全上面，比如增强养老金体系，从而提升消费者信心和提高消费开支。
3月20日接受媒体专访时伯南克一再强调：有针对性的财政政策对于中国实现其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都有帮助。
在短期，借助更多的财政政策措施、更少的货币政策措施来维持增长，中国可以减少对人民币汇率形成的下行压力，从而减少资本外流。
长期来看，中国正面临一个极具挑战的、向更依赖消费支出和服务业的新增长模式的转型。有针对性的财政政策，比如聚焦于提高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改善社会保障体系的政策举措，可以帮助实现这一转型。如此，人们就愿意进行更多的消费，同时也帮助职工完成从下行行业向上行行业的转换。
伯南克在撰文中认为，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上述三者不可兼得，中国自然也不能例外。他还“自作聪明”地为此痹症开出药方，认为相比于人民币一次性贬值和暂停资本账户自由化，专门针对经济转型的财政政策支持更为可取。
伯南克在文中指出，中国当前的现状和政策目标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首先，中国正在进行艰难但必需的经济转型；第二，最近增速下降似乎超出了政府的预期；第三，为支持困难转型期的经济增长，中国已经通过多种方式放松货币政策，包括最近的降准；第四，中国继续改革和开放资本市场。
在伯南克看来，正是第三和第四点造成了中国的“三难困境”——当经济增速放缓，而且货币宽松为主要的宏观经济应对手段时，经济不可能为国内储蓄者提供高回报。
他进而判断：中国的家庭和企业会抛售人民币计价的资产，到海外去寻求更高的回报，然而私人资本流出给人民币造成贬值压力。从短期来讲，中国央行可以通过抛售外储来抵消这种压力。事实上，过去一年半中国外储下降超过7000亿美元。现在，中国仍有超过3万亿美元外储，应该有能力在一段时间内继续捍卫人民币汇率。
不过伯南克表示，中国外储最终将会变得过低，央行将没有意愿或能力在外汇市场买入人民币，到那个时候，人民币可能会出现快速贬值。
因此中国的“三难困境”就是：如果中国想通过货币政策来管理国内需求，同时开放国际资本流动，那么将无法让汇率维持在当前水平。
如何才能解决这些矛盾呢？3月20日，前来北京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伯南克直面媒体，结合当下中国经济热点，再次将上述议题铺展开来——
——让人民币一次性大幅贬值？
——NO！
伯南克在上述文章中给出的第一个建议是让人民币一次性大幅贬值，从而让人民币的贬值预期彻底消失，汇率在一个新的均衡点稳定下来。但伯南克笔锋一转，认为这种做法也有很大的弊端，比如可能造成金融市场 动荡，以及面临挑起货币战争的指责并引发竞争性贬值。
在3月20日受访时伯南克评论说，当各国经济的演变路径不尽相同时，各国之间采用不同的政策是很正常的。美国较其他发达经济体增长更快，所以采用不同的政策立场是合适的。这也是需要采用浮动汇率制的原因——这让不同的政策取向共存成为可能。
那么，如果人民币仅仅是适度贬值，是否可行？ 伯南克认为，其难点就在于如何管理、控制贬值的幅度。人民币大幅贬值不是好事，因为这将会把通货紧缩输出到全球其他国家，然后反过来对中国造成不利的影响。而如果市场形成人民币会可预测地慢慢贬值的预期，这无疑会导致更多的资本外流，因为人们会试图在这一过程中出售人民币资产。所以，更好的办法是形成一个不那么可预测的路径。
——停止或逆转资本账户自由化的进程？
——NO！
伯南克在上述文章中给出的第二个建议是：中国停止或逆转资本账户自由化的进程（IMF总裁拉加德和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就主张这么做）。
但伯南克同样自我否定，认为这种策略也有弊端，那就是中国将会牺牲在开放金融体系和人民币国际化上面的一些成果。况且，实施新的资本管制效果如何也很难说，因为家庭和企业有很多方法——比如通过贸易——规避资本管制。
在3月20日受访时伯南克评论说，SDR成为主要的国际通行货币并不是非常现实。其使用目前还很少，因为其需要依赖的市场基础设施还不存在，具有类似美元和欧元那样市场流动性的SDR资产的市场也不存在。
——出台有针对性的财政政策？
——YES！but……
伯南克在上述文章中给出的第三个建议是：等待和期望增速回升。但等待并不是办法，那怎么办呢？“一个备选的方案就是有针对性的财政政策，通过政府支出和税收措施来专门支持增长模式的转型。”
伯南克指出，他此处所说的财政政策并非基础设施投资——那属于旧的增长模式——财政支持应该放在提高人们的收入安全上面，比如增强养老金体系，从而提升消费者信心和提高消费开支。
3月20日接受媒体专访时伯南克一再强调：有针对性的财政政策对于中国实现其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都有帮助。
在短期，借助更多的财政政策措施、更少的货币政策措施来维持增长，中国可以减少对人民币汇率形成的下行压力，从而减少资本外流。
长期来看，中国正面临一个极具挑战的、向更依赖消费支出和服务业的新增长模式的转型。有针对性的财政政策，比如聚焦于提高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改善社会保障体系的政策举措，可以帮助实现这一转型。如此，人们就愿意进行更多的消费，同时也帮助职工完成从下行行业向上行行业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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