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邮报5日报导，最近一系列的统计数字显示，中国经济成长减缓的速度超过预期，迫使焦虑的中国决策者辩论该采用那些手段来振兴经济，和保住共产党统治合法性的最后一个大支柱，但中国官员这次显得对做抉择较无信心和束手无策，以致最近发出一些矛盾的信号和声明。
这个危机发生在一个危险的时刻：中共年底要进行十年一次的换届、社会紧张升高、要处理薄熙来下台引起的严重高层动荡，和全球经济不振。过去中国与印度、巴西的持续高成长被认为可防止世界陷入另一次衰退，现在各界担心中国的成长减缓可能加深全球经济的下滑。
中国的问题很复杂，但简单来说，其最近两位数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成长主要是因为大规模的投资，其中央、省和地方政府对基础建设、摩天大楼，和工厂大量的支出，去年中国的投资支出占GDP的约一半。但现在中国的投资支出达到了饱和点；国内房地产价格下降；受美国和欧洲的影响，出口大幅下降；虽经政府鼓励，国内消费并未增加，未能提振经济。
而问题的中心主要是政治，中共固执的领导人拒绝进行增强消费者支出和减少对投资的倚赖的真正经济改革，高GDP成长在中国几乎是神圣的，它是中国专制政权与人民的不成文合约：我们提供两位数的成长，来交换你们牺牲国内的权利和自由。中国的消费者从投资领导的成长获益，享受了新机场、高铁和扩大的公路系统，但工资成长不高、社会安全网缺乏、低利率使储蓄利息收入少。
中国的领导人这次说，他们知道需要减少投资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并增强国内消费，但现在中共急于在18大举行前保持稳定，问题是这些领导人是否会再次寻求以政府支出来解决所有的问题。北京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说：「他们知道所面对的两难，改变经济结构和维持成长，两者是冲突的。」
结果现在看来是一种政治无能，一方面官员坚持不进行新的刺激计划；另一方面中央银行宣布放宽流动性的新规定。主要的经济计划机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今年已加速批准数百项主要是太阳能和替代能源的新计划。在清华大学教授金融的美国人丘范尼克说：「他们非常精神分裂，政府在同时踩油门和煞车，他们要成长，但不要随成长而来的问题，包括坏帐和通膨。我认为他们是自陷困境，他们可用的手段不多，每一种都要付代价，中国需要的是改革产生的成长，而非刺激产生的成长。」
经济学家建议中国让利率根据市场浮动，以鼓励消费者把钱存入银行，使银行有更多资金贷放；政府也可使消费者信贷成为更容易；放松资金管制，包括让外国公司在中国股市上市，以吸引更多外国投资资金。这些步骤都需要中共放弃一些管制，许多人认为中国成长的减缓，和将要来临的新领导人是中国经济改革和现代化的最佳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