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中的经济思想 努力挣钱爽快花钱(图)

来源: 2015-01-20 21:32:06 []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 次 (5141 bytes)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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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商话】在传统的中国,经济历来都是“政治经济”或曰“政策经济”,从来不是独立的单元。

《金瓶梅》以山东临清一带作为故事背景。何以选择此地?除了作者对这一带的风俗、人情非常熟悉之外,也应该有着另外的考虑:既然主角是一个新兴商人,其活动的地方当然是商业繁盛之所。

临清符合这一要求。第92回,西门庆女婿陈经济向其母要了200两银子开布铺,终日结交狐朋狗友,几乎将本钱蚀尽,又向其母要了300两银子,和伙计杨大郎去临清贩布。书中写道:“到了临清,这临清市上,是个热闹繁华大码头去处,商贾往来之所,车辆辐辏之地,有三十二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后来陈经济在临清开了个大酒店,“楼上楼下,有百十间阁儿”,“处处舞裙歌妓、层层急管繁弦,说不尽肴如山积、酒若流波”。

文学需要夸张,但证诸史实,临清当年的繁荣却也历历有据。

对中国经济史稍有所知的人就都知道,位于山东西北部的临清在传统中国的商业版图上占有重要位置。不仅明代著名文人王世贞曾于书信中说:“临清大贾沃饶,……舳舻以千计”,临清的繁盛甚至震动了异域观察者。

公元1488年,即明朝弘治元年,遭遇海难的43名朝鲜人经由宁波、绍兴被驿传护送到京城,43人中的朝鲜文臣崔溥回到朝鲜后遵皇帝之命撰写此行之经过,即被翻译成中文的《漂海录》。在《漂海录》中,崔溥对慈溪、杭州等江南城市的繁华极尽赞美之辞,在其笔下,慈溪“江之两岸,舸舰如云”,杭州更是 “接屋成廊,连衽成帷。市积金银,人拥锦绣,蛮樯海舶,栉立街衢,酒帘歌楼,咫尺相望,四时有不谢之花,八节有常春之景”。崔溥情不自禁地发出感叹,杭州“真所谓别作天地也”。

在中国人眼里,江南城市的繁荣无足深怪,因为自宋室南渡,中国经济重心南移之后,江南城市就一直是如花似锦之地。让人意外的是崔溥笔下的临清,“其城中及城外数十里间,楼台之密、市肆之盛、货财之富、船舶之集,虽不及苏、杭,亦甲于山东,名于天下矣。”

临清为什么如此繁荣?略具历史地理学常识的人可能很快会指出,这是因为古代京杭大运河的存在。临清位于大运河畔,是当时北方重要的水陆码头,而京城消费的粮食和各种手工业品又主要依赖运河北运,这一客观条件促成了临清这个北方城市的繁荣。

类似分析视角当然不能算错。但在传统中国,经济历来都是“政治经济”或曰“政策经济”,从来不是独立的单元。假若单讲客观条件,江南城市应该永远没有民生凋敝的时候,然而在明朝却并非如此。史料记载,由于朱元璋建国后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江南一带就曾经“邑里萧然,生计鲜薄”。只是在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这对父子去世之后,随着皇权掌控能力的削弱,经济领域逐渐趋向于无为而治,市场和经济的规律逐渐发挥作用,江南社会的生机与活力才能够得以重新恢复。江南如此,临清又岂在例外?

西门庆在发迹之后说过一句“豪言”:“咱闻那佛祖西天,也止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祭供时焚化所用的纸钱)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传说中西王母的侍女)、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的富贵。”一个人在赚钱太顺手时难免得意忘形,特别是对西门庆这样的新兴商人来说,金钱太神奇伟大了,佛祖和阴司那里也不能不需要金钱,也能用金钱搞掂,金钱的力量似乎压倒了一切。商业社会中的骄子产生这样一种观念、吐出这样一些“豪言”并不多么让人惊诧,但可惜传统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决定这终究只是一种暂时的幻觉。

西门庆最后是纵欲而亡,其实不是这个结果又会如何呢?在钱赚得足够多之后,商人中的私人生活克制者最终不过是去广置良田,把对土地的占有当作一种追求罢了。商人没有成为社会单独的一极,他积攒的金钱又怎么会有更好的出路?在这里,千金散尽、及时行乐是否也是一种正常的人生态度?(作者系湖北杂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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