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品|中访网
审核|李晓燕
5月15日，杭州银行2025年年度股东会顺利落幕，12项议案全部高票通过 。但两份高管薪酬相关议案，却引来持股5%以下小股东超9.5%的反对票，成为全场唯一反对率破9%的议案。近一成的异议并非“否定”，而是中小股东对银行治理的深度关注，更是杭州银行作为头部城商行，在市场化发展与国企属性平衡中，必经的成长阵痛。
这份高反对率的背后，是市场对杭州银行亮眼业绩的严苛审视，也是对其薪酬体系“双轨制”的集中讨论。2025年作为杭州银行“二二五五”战略收官之年，成绩单足够扎实：资产总额突破2.36万亿元，同比增长11.86%；归母净利润190.29亿元，增幅12.05%；不良贷款率低至0.76%，拨备覆盖率超500%，在行业息差收窄、竞争加剧的背景下，这样的业绩稳居城商行第一梯队。稳健的经营基本面，让小股东敢于对薪酬分配提出更高要求——他们并非反对给高管合理激励，而是期待薪酬与贡献匹配、结构更趋合理。
争议的核心，是杭州银行高管薪酬的“双轨制”特色，这一模式实则是国企背景与市场化运营融合的缩影。一方面，董事长、党委副书记等核心“一把手”薪酬由地方国资核定，2025年董事长宋剑斌税前报酬76.25万元，党委副书记温洪亮66.84万元，严格遵循国企限薪要求。另一方面，副行长、董秘等职业经理人团队实行市场化定薪，2025年时任副行长的张精科（2026年1月升任行长）税前收入253.78万元，其他副行长薪酬集中在240万-250万元区间，董秘王晓莉也超212万元。
这种“正职行政化、副职市场化”的结构，看似“薪酬倒挂”，实则暗藏治理智慧。核心高管薪酬受国资监管，坚守国企属性与社会责任底线，避免金融行业高薪乱象；市场化副职高薪，则是为了吸引、留住专业能力突出的金融人才，适配城商行激烈的市场竞争。2025年杭州银行董监高薪酬总额2174万元，虽较上年降约20%，但在17家上市城商行中仍排第二，前三名高管薪酬总额748.81万元居首，这既是市场竞争力的体现，也自然引发“高薪是否匹配价值”的讨论。
小股东的担忧，本质是对“利润分配格局”的关注，而非单纯抵触高薪。杭州银行在薪酬方案中提出“参考外部薪酬水平、保持市场竞争力”，这一改革方向触动了股东敏感神经。在国有金融体系下，银行盈利离不开牌照价值、政策支持与品牌积淀，并非单纯依赖高管个人能力 。中央纪委官网也曾明确驳斥“金融精英论”“薪酬市场化看齐论”，强调金融国企要坚守政治性、人民属性。小股东的反对，正是希望银行在市场化激励中把握分寸，避免过度强调“高管价值”而忽视股东回报与行业属性。
更值得关注的是，近一成反对票的背后，是中小股东行权意识的觉醒，这对杭州银行而言是宝贵的“治理提醒” 。不同于以往股东会“一边倒”的投票结果，此次小股东精准聚焦薪酬结构，既认可银行发展成果，也理性提出诉求，体现了资本市场成熟度的提升。对杭州银行来说，这份异议不是阻力，而是优化治理的契机——无需否定市场化激励，也无需放弃国企责任，关键在于找到平衡支点。
事实上，杭州银行已在薪酬优化上持续发力：2025年高管薪酬总额同比下降20%，人均薪酬同步优化，体现“降本增效”导向。未来，薪酬改革可聚焦两大方向：一是完善“双轨制”衔接机制，推动市场化薪酬与国资监管要求适配，避免“倒挂”加剧；二是强化薪酬与长期业绩、风险防控挂钩，引入延期支付、追索扣回机制，让高薪真正匹配责任与贡献。
从行业视角看，杭州银行的薪酬争议，是国内城商行转型的共性难题。一边是市场化竞争需要高薪引才，一边是国企属性要求严控薪酬、兼顾公平，平衡二者考验治理能力。此次小股东的反对票，恰是杭州银行完善治理、行稳致远的推动力——一家优秀的上市银行，既要能创造亮眼业绩，也要能倾听股东声音，在激励高管、回报股东、履行社会责任中找到最优解。
近一成反对票，不是“否定票”，而是“期待票”。它见证着杭州银行的成长，也鞭策着这家头部城商行在市场化与规范化的道路上，走得更稳、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