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日，上海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迎来易烊千玺2025「礐嶨」（què xué）演唱会首唱。而在这场万众瞩目的演唱会背后，一个更加戏剧性的故事已悄然落幕。
在上海就读的23岁研究生刘艳芬，月实习收入5000元。面对易烊千玺演唱会，她选择了和许多粉丝一样的做法，通过组织多位朋友协作抢票。为了提高成功率，她通过拉群方式协调了一个44人的“抢票团队”，成员们分工合作，瞄准不同档位门票（优先帮抢1480元、1880元价位票）。“44个人，应该能抢到一张吧？”刘艳芬当时这样预期。
然而，开票结果出乎所有人意料，44个人，竟无一人成功。
面对首轮失利，刘艳芬没有轻易放弃。在二次开票时，她重新组织了十几位朋友，同时花费1500元寻求粉牛（指兼具粉丝与黄牛双重身份的人群）代抢服务。然而，这次尝试同样未能如愿。经历两轮精心准备却空手而归后，她感慨道：“我是真没招了，疑似被资本做局！”7月31日18时，刘艳芬再次打开大麦APP，屏幕上“缺票登记”的提示，为她持续一周的抢票之路，彻底画上了句号。
但她的观演愿望并未因此消失。8月2日演出当天，刘艳芬将目光转向二级市场，准备以原价近7倍的价格“捡漏”黄牛票。她为1480元档位门票开出1万元的价码，为1880元档位的票报价1.3万元。然而即便如此，黄牛仍告诉她“1.3万买不到上海内场”。最终，她未能成功购得门票。
更戏剧性的一幕还在后面。下午4点，黄牛在某社交媒体平台放出消息，1张内场一排录入门票售价4.5万元。刘艳芬向腾讯新闻《潜望》表示，该票几乎在出现的瞬间就被神秘买家“秒拍”。
腾讯新闻《潜望》也在某社交媒体平台注意到，有票务透露，一张易烊千玺上海场演唱会门票以11万的天价售出。
457万人抢9000余张票，“一票难求”背后的疯狂
刘艳芬的遭遇绝非偶然，这背后是供需关系的极端失衡。为了这场演唱会，刘艳芬做足了功课，据她了解，2025年「礐嶨」巡演仅在上海、成都、北京、广州4城举办。以上海场为例，公开售票仅有9000余张（大麦平台7309张+票星球平台2000余张），二次开票更是只有300余张，三次开票数量未知（抢票页面显示此次开票含舞台搭建后新增座位）。
而另一边，大麦显示的“想看”人数超457万，供需比达到了令人窒息的1:507。“比刮彩票中头奖几率还低”，刘艳芬这样形容抢票难度。网友同样戏称“难度堪比考上985”。
当某种商品、资源或资产的稀缺性极度突出时，其市场价格将显著偏离基本价值，形成超额溢价。7月24日，一则帖子引发热议。内场一排的黄牛价格飙升至8.5万元，溢价45倍（原价票为1880元）。看台票万元起步，即便是距离舞台最远的位置（看台票480元），二级市场价格也达到了原价的20倍以上。
这样的价格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娱消费，而是堪比奢侈品的稀缺资源。从易烊千玺11万元的天价票、万元起步的看台票，到时代少年团大连场81300元两天的内场前排票，再到刘德华、周杰伦、孙燕姿、刀郎等歌手动辄翻4-5倍的二级市场票价，国内演唱会市场正在刷新人们对消费的认知边界，不少消费者甚至调侃：黄牛可以指着明星的演唱会买房了。
（图片源于网络）
更具戏剧性的是，传统门票销售模式正被各种“市场化替代方案”重塑。12万元认养12头小黄牛的“共养计划”公益项目可获赠内场随机门票，梅赛德斯奔驰(场馆支持)车主可参与包厢票抽签，4000元可购买“打扫场地卫生间”的机会也已售罄。正如刘艳芬所言：“真的会有人花钱打扫，‘鸟姐们’（粉丝代称）是真没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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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种失衡绝非个例，数据印证了整个行业的火热程度。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在4月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5000人以上大型营业性演出约2700场，观众人数约3652万人次，票房收入达296亿元，同比增长66.53%。
值得注意的是，大型营业性演出在演出票房中的占比从35.4%大幅提升至51.1%，已占据演出市场票房的半壁江山。在居民消费能力持续提升的背景下，这种增长模式凸显了稀缺性文化产品与旺盛消费需求之间的供需缺口，为稀缺性溢价的存在提供了充足的市场空间。
11万元一张票，粉丝的“爱与钱包”如何平衡？
天价票现象背后，不同消费群体既基于各自经济实力做出理性选择，又被共同的情感逻辑所驱动。
刘艳芬代表了大部分学生粉丝的消费水平。单月可支配3000-5000元的她，目前的购票上限定在5000元。但她也明确表示，如果日后月薪达到1万元，愿意花费2个月工资去看演唱会。她给出的理由很简单：“我觉得赚钱的日子还长，但易烊千玺演唱会就不是你想看就能看到的。”
同为学生群体的24岁屈芸，十年追星总花费已达6万左右。在她的价值体系中，演唱会门票的心理承受上限是原价的两倍。“鹿晗巡演内场票原价2177-2377元，二级市场5000元我可以接受，翻一倍还行，再贵就要考虑考虑了。”
相比学生群体，有固定收入的上班族展现出更强的消费能力和更精细的成本控制。27岁的黄恩星在互联网行业工作，月收入1-2万元，2024年一年的追星投入约2万元。她设定了明确的消费原则：单次追星成本（机酒+境外往返门票）严格控制在1万元以内。对于额外的互动机会，比如握手或拥抱，她的溢价承受范围在2000元左右。
收入波动较大的自由职业群体呈现出另一种消费模式。单月可支配收入4000元的丁橙欣，给自己设定的单场演唱会入场底线是6000元，“攒两个月钱买票是我的极限”。但她也观察到粉圈的巨大消费落差：在内场（时代少年团大连站），有些初中生群体存在单场消费2万的案例。
尽管收入水平不同，但这些消费者的价值排序却惊人地一致，大多数粉丝都将演唱会体验排在出国旅游之前。刘艳芬的消费优先级排序很有代表性：演唱会体验>出国旅游>奢侈品。她的核心逻辑是：“包包随时能买，偶像舞台转瞬即逝。”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粉丝消费心理存在显著差异。假设命题下，大多数内娱粉丝受访者认为前排互动（握手或拥抱）的价值约为5000元-1万元，远超韩流粉丝黄恩星的2000元标准。这种差异反映出内娱粉丝更看重稀缺性溢价，而韩流粉丝更注重标准化的音乐体验溢价。
从官方售票到天价录入，灰色产业链环环相扣
天价票现象的背后，是个复杂的灰色产业链。这个产业链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黄牛，更涉及主办方、票务平台等多个环节的利益博弈。
在“纸质票”时代，粉丝抢到票后如果临时无法参与，可以加价转给其他粉丝或卖给票务，票务再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价，有时甚至会低价抛售。那时几乎每个人都能参与门票的二次流通，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供需关系。而现在实行实名制后，抢到票却无法观看的观众只能看着票据作废，无法转让给真正需要的人，这又导致了供需失衡的加剧，因此有观点认为，实名制带来的根本问题并非演唱会本身变贵，而是门票失去了正常流通能力。
刘艳芬的抢票经历生动展现了这一机制下代抢服务的运作现状。首开前，她问询的票务代抢费用是3000元一张；二开时，粉牛团队报价1500元。这些代抢服务名义上是“成功才收费”，但在此次「礐嶨」巡演抢票中，实际成功率极低，刘艳芬自行找44个朋友帮抢加上专业代抢均未能成功。
与此同时，代抢产业还存在严重的风险隐患。资金方面，微信直转毫无担保；信息安全方面更令人担忧，200余人的代抢群中公开传播身份证信息，个人隐私面临巨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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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术层面，黄牛与平台的对抗日趋激烈。粉丝小鱼发现了一个有趣现象：使用护照号抢票的成功率明显高于身份证，“护照号不容易被系统识别为‘盾’。”与此同时，多人协作、多设备同时操作已成为热门场演唱会抢票标配。
然而，当前的票务分配机制本身就存在系统性问题。部分演出由原来的选座制改为随机座位，观众无法得知具体座位分布情况。丁橙欣对此颇有怨言：“取消选座制等于把定价权拱手送给黄牛。黄牛票溢价400%还能成交，本质上是主办方在纵容信息不对称。”
更深层的疑点在于主办方与黄牛之间是否存在隐蔽的利益关联。据一位长期跟踪演艺市场的观察者透露，部分大型演出公开售票座位可能仅占85-90%，剩余座位多以“录入票”或“邀请函”名义，通过非公开渠道高价流转至二级市场。
揭秘韩国“代切服务”，成熟市场一样有票务乱象
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演唱会二级市场的特征，韩国的票务市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对比样本。在这个看似更加成熟的市场中，制度性的不平等设计同样催生了庞大的灰色产业链，为我们观察粉丝经济的全球化特征提供了独特视角。
在韩国，票务系统存在明显的本土倾斜。以INTERPARK APP、Yes24等主要票务平台为例，票务被人为分割为韩版和国际版两套体系。韩流粉丝黄恩星对此深有体会：“韩版账号需要韩国身份证或外国人在韩居住证，抢票成功率（相较国际版）翻了几番。”
这种差异化待遇贯穿购票的各个环节。在韩交换生李冉向腾讯新闻《潜望》介绍，相较之下，韩版系统支持长时间保持登录状态，进入票池后可持续在线超过48小时，且排队速度较快；其“无通胀转账功能（??? ??）”还能锁定座位24小时，用户在此期间完成付款即可，不仅提高了付款的容错率，也为后期捡漏优质位置提供了可能。反观国际版，用户登录后仅能停留10分钟，需频繁重新登录，排队过程中还时常遭遇卡死、身份认证失效等问题，导致热门场次抢票成功率偏低。更关键的是，国际版仅限银行卡付款，易因跨境支付失败而功亏一篑。
李冉对此深有体会，在国内读书期间，她就多次因支付失败错失良机：“明明抢到了票，最后却因为支付问题痛失偶像见面机会。”她坦言，来韩国交换的最大动因，正是希望有更多机会与偶像见面。
面对系统性阻碍，“代切服务”应运而生。这个市场的核心在于信任机制的重构。黄恩星详细介绍了标准的“代切服务”流程：“先提供会员账号（账号内含姓名、护照等个人隐私），代切方登录系统抢票，（根据票价和座位远近）成功后收取500-5000元不等的费用，失败则全额退款。”
然而，这种看似透明的交易模式，实际上隐藏着多重风险。首先是道德风险：部分代切方会截留优质票源转售牟利，或利用客户账号刷票囤积。黄恩星就曾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怀疑代切方用我的会员号抢了好票，把好座位屯在手里，给我的却是普通座位。”
更大的风险在于资金安全缺乏保障。由于缺乏第三方担保机制，交易主要通过微信直接转账完成。李冉坦言自己多次采用这种方式：“完全没有保障，全凭对方的信誉。”
韩国票务市场的经验揭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使在相对成熟的娱乐产业环境中，制度设计的不合理仍会催生灰色产业链。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跨境交易往往处于监管的真空地带，风险和争议难以得到有效解决。
告别天价票，让演艺市场回归理性
当前演唱会二级市场的畸形发展，本质上反映了供需关系的严重失衡。易烊千玺的单人巡演首站，直接导致58倍溢价的出现。这种极端稀缺性创造了巨大的套利空间，吸引了大量资本和技术力量进入灰色产业链。
解决当前问题需要多管齐下。在技术层面，需要完善身份认证系统，堵塞现有漏洞。恢复选座制可以增加市场透明度，压缩票务的操作空间。从供给角度看，增加演出场次、扩大场馆容量是缓解供需矛盾的根本途径。
法律层面，《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虽为规范演出市场提供了基础框架，但在应对数字化票务乱象方面仍需完善。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演出举办单位应按核准观众数量印制门票，第三十一条明确禁止倒卖门票，然而对利用技术手段大规模抢票转售的新型违法行为，现有条款威慑力度明显不足。
值得注意的是，文旅部与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已有针对性措施：要求5000人以上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的公开售票不得低于核准数量的85%，其余15%门票须在演出前24小时进行实名绑定，确保“实名绑定、实名入场”。
长远来看，健康演艺市场的构建有赖于供需两端的协调发展。只有建立起良性产业生态，才能真正满足消费者日益多样化的文娱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