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城事件只是贵州地方债困境的冰山一角

（一）水城事件的背后：寅吃卯粮、债台高筑的贵州（乃至整个中西部）基层财政。近日，《中国经营报》报道，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区政府共拖欠少数民族女企业家马艺珈伊扶贫搬迁、幼儿园、小学等10个项目的约2.2亿元工程款，马艺珈伊讨要8年未果，区政府一度提出以1200万元化解所有债务，被马艺珈伊拒绝，而后政府以寻衅滋事罪逮捕。

此事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后，水城区政府立即做了情况说明，指出女企业家马某某承建的10个项目中共计金额约16332.71万元，目前已支付14670.6万元，支付比例89.82%。所谓 “共欠企业约2.2亿元”，“区里要以1200万元化解所有2亿余元的债务”的报道均不属实。

至于真相到底如何，我们希望马艺珈伊的律师和政府能够拿出详细的合同和支付记录来举证，也希望司法部门或上级政府予以详细调查，给社会一个令人信服的结果。

那么如何看这次水城的企业和政府的纠纷呢？很多人都把焦点放在民营企业保护上，认为该地营商环境的低劣，滥用司法权力处理商业纠纷问题，这个的确是应该关注的一面。

不过笔者还是主张结合近期贵州经济发展史的更大背景去分析这一个事件，其实这更反映出来，过去一二十年贵州在取得脱贫开发巨大成就的同时，很多短期主义操作也严重透支了未来，造成了地方财政已经根本无力化解政府巨额债务的问题。水城事件不过是贵州地方财政和经济危机的冰山一角，同样也是中西部很多省份都在面临的严峻问题，本文就谈一谈这个问题。

我们先看水城的政府债务情况，根据该地财政局公布的数据，2022年地方政府债务余额91.52亿元,另外还有城投公司债务这种隐性政府债务。整个六盘水市城投债与政府债务比约为1.1:1，那么意味着水城区的城投债在100亿左右。从我们能查阅到的法院判决情况，水城区城投公司的债务的确不少，截至 2023 年 11 月 ，水城经济开发区高科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一共被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海金融法院等共 8 家法院9次列为被执行人或失信人，涉及金额达9.56亿；水城水务共存在14项被执行信息，合计被执行金额为3.62亿元。

我们大致可以推算，一个仅有60余万人口的西部贫困县区，政府各类债务总和应该在200亿上下。而该区财政收入仅有21亿，财政支出57亿，财政自给率不足37%，这就意味着如果没有上一级政府的援助，该地根本不可能有机会偿还巨额债务，只能任债台进一步高筑。所以，水城区政府是没有能力偿还马艺珈伊的企业的债务的，企业律师通过调取资料发现，政府平台公司在两家国有银行贷款5.8亿元，并未用于借款用途，显然可能是用来偿还其他更紧迫的债务。

水城在六盘水还不是最严重的，债务最多的是县级盘州市拥有政府债务228亿，如果加上城投债，估计在460亿左右。而整个贵州负债率比盘州还高的又比比皆是，比如独山县财政收入仅有6亿左右，政府债务余额141亿，加上城投债，至少在280亿左右；三都县政府债务102亿，全部债务估计超过200亿，年财政收入仅超过3亿，这些县都是是“资不抵债”、“入不抵息”的状态。

（2022年底贵州各市政府债务余额和财政收入情况，多个地级市的财政收入不到债务余额的10%，也就是勉强可以支付利息）

而就整个贵州省而言，到2023年底，全省政府债务余额15124.69亿元，另外，全省城投公司债务余额也至少有1.5万亿（2021年为13266亿元），那么全省债务余额约3万亿。而该省GDP为2.09万亿，财政收入约2000亿，根本无力偿还如此规模的债务。

是故，黔省不得不举新债还旧债，2020年至2023年之间该省固定资产投资大大收缩，但是债务总额依旧却上升了4200多亿。如果这种情况不能改观，可能显性和隐性债务余额突破5万亿，或者达到本地GDP两倍以上。

巨额地方债进而影响压缩民生基本支出，以及必要民生项目建设。比如，贵州2018年教育支出为1275亿，而2023年降至1202亿。基层政府拖欠工资和奖金现象也越来越多，与民营企业的工程款纠纷也越来越普遍。这都意味着全省人民今天在为巨额债务买单，并且这个过程是看不见尽头的。

（二）那么，贵州各级政府巨额地方债是如何积累而成的呢？1月7日，央视播出的反腐专题片《持续发力 纵深推进》中，落马的原贵州副省长，曾经担任六盘水市委书记的李再勇的忏悔，让我们看到了此次水城区政府与企业家纠纷的产生的根源，以及各级基层政府债务膨胀的过程。

2013年到2017年，李再勇在担任六盘水市委书记期间，不顾地方财力和自然风光资源不多等实际情况，无节制地搞旅游项目开发，以及热衷各种豪华场馆建设，任职不足四年，当地新增债务超过1000亿元，债务增长率超300%，给当地留下了极其沉重的包袱。

六盘水地处亚热带，即便是1月份平均日高温也可以达到10度左右，李再勇却有雄心将其打造成为“中国西部滑雪之都”，一意孤行拍梅花山滑雪综合体项目，举债30多亿，仅近万米的“亚洲第一索道”就花了9个多亿。六盘水是一个在贵州尚且排名靠后的城市，更不会有什么国际影响力，李再勇仍旧规划兴建了东盟十国峰会相关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造价6.6亿元。

（李再勇建设的滑雪场，号称“填补了南方没有滑雪场的空白”）

李再勇的发展招商思路是“无中生有、小题大做”，“大家每年都要谋划、招商、启动、完工一批项目”。这种建设思路，与50年代末的放卫星、亩产万斤，强迫在沙漠种水稻，并无任何区别，甚至更加恶劣，多亏现在是一个开放的市场经济，老百姓可以找到活路，如果放在以前一定是饿殍遍地、激发民变。

马艺珈伊承担的很多项目便是这种“无中生有、小题大做”的项目，比如造价3755万元的绿色度假酒店，造价6310万元的海坪鞭陀小镇，最为荒唐的造价是野鸡坪自行车赛道3000万元，我们不禁质疑一个落后的县城，是否需要这么豪华的自行车运动赛道。

（六盘水随处可见烂尾项目）

而贵州省大大小小的李再勇又何其多，比如独山县委书记潘志立，不顾该县毫无知名度、吸引力，又极为偏僻的情况，规划兴建天下第一楼、独山大学城（总投资 70亿）、贵龙国际养生中心（规划投资100亿元）。为了完成诸多世界级工程，该县成立了36家融资公司到全国各地举债，很多融资利息都在10%以上，其不顾人民死活程度，恐怕隋炀帝也自愧不如。

（独山的“天下第一楼”，处于长期烂尾状态）

这些官员在大肆举债的时候，也从来就没有想到归还的问题，以后本地财政是否有能力承受的问题。用李再勇的话说：“我欠债从来没想过还，反正一拍屁股走人，后来继任者谁来继任谁承担责任”。正是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员，抱着竭泽而渔心态，运动竞赛式地去搞远超本地财政能力、又没有回报效益的投资（据统计，贵州GDP不足全国的2%，而PPP项目总量和金额却长期居第一，远超广东、浙江等东部发达省份），导致今天债台高垒的情况，也给后任者带来无尽的政府与企业纠纷。

（三）所以，本次水城的企业和政府债务纠纷，展现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保护民营经济的问题，更是留给我们很多沉重的经济和财政问题要思考。

第一, 固定资产投资真的是拉动经济增长灵丹妙药吗？过去十来年，一些中西部省份似乎找到了赶超东南沿海的秘诀，那就是尽可能增加固定建设投资。青海、广西、贵州、云南、湖南、河南等十多个省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都超过或接近GDP总额，甚至青海省破纪录达到150%以上；河南省的GDP虽然只有广东省的45%，但是其固定资产总额也远超广东。

再回看贵州，该省的固定投资总额则从2010年的3104亿猛增到2020年18780亿，11年间的固定资产投资累计约12.41万亿。如此巨量的投资，一方面对于使得贵州基础设施发生了翻天地覆变化，促进了边远地区的脱贫，但是我们看投资的效率越来越低，从2013年至2018年，贵州省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了10647亿，而GDP只增长了7380亿，也就是说增加100元投资，只能创造69.3元的经济产值（全国平均为106元）。

(贵州2010年至2020年固定资产投资额及GDP增长趋势）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投资驱动模式，只能导致大量的重复建设、浪费和腐败。随着这种模式不可维继，投资依赖严重的省份都出现了严重债务问题，河南比起贵州也是有过之而无。

这又给我们带来新的需要思考的问题：在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情况下，怎么破除落后地区经济发展对固定资产投资的路径依赖？大额固定资产投资应该如何审批，防止重复无效建设？

第二, 我们应该如何建立健全的财政纪律，防止地方无限举债，甚至是举债成瘾呢？2015年至今，我国GDP增加了82%，而地方债增长了150%以上。去年全国地方债余额就增加了9.3万亿，首次突破40万亿大关。如果违规违法举债不能遏制，任凭地方债台无限加高，会不会拖垮起全国财政呢？

第三, 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贵州这样落后省份的巨额地方债危机怎么化解？负债率高于的不止有贵州，还是有青海、甘肃、吉林、黑龙江和天津等地，这些都是经济发展乏力，财政没有什么增收潜力的地方。现在至少有15个省份的广义负债率处于财政部规定的300%红线以上，处于100%绿线以下的仅仅有一个省份。在以前经济高速增长时代，尚可随着财政收入增加和政府资产增值对冲债务，现在进入经济紧缩时代，既不能开源，资产又在贬值，中央的援助空间也越来越有限，地方政府怎么才能应对呢？

（上图：政府广义负债率超过红色预警的省份。下图：政府债务最严重的十个省份的债务余额，以及财政收入情况）

以上都是很迫切的现实问题，如果不抓紧解决，可能会有越来越多企业被拖垮，越来越多的人被欠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