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喜欢的雷军，以个人名义向他的母校武汉大学捐了13亿。
雷军这次给母校捐的钱，不仅是武汉大学历史上最大的一笔个人捐赠，同时也是全国高校收到捐赠最多的一次。
雷军有钱，这众所周知，从金山到小米，雷军创办的企业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贡献，他个人从中获得巨大财富，也是理所应当的。对于依靠科技创新而成功的企业家，我相信没有人会仇富。雷军这样的高科技富豪越多，说明我们的经济越强，世界影响力越大。
雷军为何对母校有如此深的感情？他自己说，因为自己上大学时曾获得2000元的奖学金，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笔巨款。后来，他发誓要万倍回馈。在捐赠这笔钱之前，他捐了9999.9999万给母校盖教学楼。他捐给母校的钱早已超过万倍，那他为什么还要继续大手笔捐赠呢？
无非是对母校感情深厚。和武汉大学同一水平线的，中国起码有十所，那么为什么其他高校毕业生没有如此大手笔捐款给母校？为什么是武汉大学？为什么是雷军？
这里不能不提一个人，刘道玉。如果没有他，可能就没有今天的雷军。武汉大学也不会收到13亿的校友捐款。
可能很多人已经不知道刘道玉是谁。但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这是一个在整个中国都是如雷贯耳的名字。
他曾是上世纪70年代末恢复高考的关键人物。恢复高考是当时武汉大学查全性院士向邓公首倡，而“幕后推手”正是时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的刘道玉。
他最广为人知的事迹，发生在他80年代任武汉大学校长的七年期间。先下一个结论，如果说民国时代中国最好的校长是北大的蔡元培，那么1949年之后最好的校长就是刘道玉。
1981年8月21日，刘道玉任武汉大学校长。翌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国务院对他的任命，并说刘道玉“是我国解放后自己培养的大学生中第一个担任大学校长的人，也是全国重点大学中最年轻的校长”。此前，中组部本想让他做团中央书记，但被他用各种理由婉拒。
1982年，教育部部长换届民意测验，他得票数高居第一。他却找到中组部，希望组织上无论如何不要考虑他。
1983年，中组部拟任命他为武汉市长。这个位置含金量极高，但是他“坚决不当市长”，希望中央千万不要下任命文件。
当时的武大，在全国重点大学中排名十分落后，并不如今日之耀眼。但他只想留在武汉大学，这里盛载过他的青春，他还想把以后所有的日子都留给它。
这个锐意改革的年轻校长，让当时问题成堆的武汉大学成为改革开放的象征之一，被誉为“高教战线上的深圳”。有人说，武汉大学最美的不是樱花，而是刘道玉时代。
他倡导自由民主的校园文化，从教学内容到管理体制率先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学分制、主辅修制、转学制、插班生制、导师制、贷学金制、学术假制等等，拉开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序幕。在推行这些新制度的时候，他从不向主管部门打报告。刘道玉认为这些都是校长的职责和权力，无须向领导请示汇报。
1981年武汉大学全面推行学分制，到1983年暑假，首批共有28名学生提前毕业，大多数只提前了半年到一年，而一个名叫张瀚涛的学生却足足提前了一年半，成为“中国当代学分制的第一个受益者”。后来，很多武大学生都立志向张瀚涛学习，争取早日毕业，这其中就包括雷军。
大一时，他读了一本名为《硅谷之火》的书，点燃了梦想之火。他开始有了一个看起来离谱的梦想，那就是创办一家伟大的公司。
后来，他发现这很难，于是先给自己定了第一个目标：两年修完大学四年全部学分。
经过地狱般的刻苦学习，雷军终于在两年内修完了全部学分。随后，大三开始，他开始了创业的尝试。这一切，都是后来小米成功的基础。
如果没有刘道玉，如果没有八十年代那种黄金般的大环境，可能很难有今天的雷军。前几天，雷军在捐款演讲中也提到，“武大最有魅力的，是特别关注人的自由发展，学风多元包容，从来不让学生死读书，而是让学生充分自主发展，老师们也特别友善，师生关系特别融洽。”
师生关系融洽可以从刘道玉的家中情况看出。刘道玉的家非常简陋，是最普通的公寓，只有两室一厅。一进门就是客厅，正面是一条简易的旧沙发，摆了几个小板凳。卧室里摆放着普通的棕绷双人床、旧衣柜和写字台，其他就放不下什么了。但是这所陋室，却经常门庭若市，尤其到了每天晚上，一波一波的学生等着上门。当时有篇报告文学，说是学校宣传部长晚上去找校长汇报工作，发现自己是到访的第16批后，“啊”了一声便告辞。
据很多武大人回忆，当时的武大，每天都有新气象，每时都有新空气。学生可以随意选修其他专业的课，可以谈恋爱、跳交谊舞，可以穿最时兴的喇叭裤。如果觉得老师的课讲得不好，可以不听，这是刘道玉在开学第一天说的。
他经常参加学生代表与校方围绕具体问题的讨论会，每次他都先让双方充分发表意见。轮到校长发言，他在平和地归纳双方的意见之后，最后总是会站在学生这边。
刘道玉治理学校，总是遵循自由、平等的理念。比如，他规定学生宿舍到晚上不熄灯。此前，武大是晚上10点统一拉闸关灯。刘道玉认为，要把选择的权力还给学生，由他们自己决定何时复习功课，何时上床睡觉。
不像如今有些校长，刘道玉身上从无官僚味道，他是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工作中，他的意见也不是金科玉律，老师经常可以提出反对意见。
易中天回忆，那时的武大，领导生活简朴，作风民主；师生思想活跃，言论自由；研究生论文答辩，可以当面顶撞评审委员；本科生学术演讲，校领导坐在下面洗耳恭听。校长、副校长、书记、副书记的家，敲敲门就进去了。教师上课，学生开会，讲什么，怎么讲，没有人横加干涉，自由、民主、开放。
这样的武大，真值得一辈子回味。难怪雷军认为，在他心中，母校是全世界最好的大学。
刘道玉自己不官僚，而且也很讨厌官僚，并且不怕当官的。他当校长时，就敢于为了保护学校和学生的利益公开跟省里领导叫板。他批评某位省委领导，“水平连生产队长的水平都不如”。
这种对手握重权领导的直言不讳的批评，也只有他，以及那个时代，才可能发生。当然，这也为他日后被免职埋下了伏笔。
那个时代，刘道玉也怀念不已。2015年，他接受媒体采访，以热烈之色回忆当年，“人人思改，人人思变……改革的黄金年代啊！“
有弟子日后给他作传，书中说：“先生素倡独立人格自由精神，尊重专家，敬惜学者。四方延揽有识之士，不问学派出身，授以教席。海纳百川，兼收并蓄。一时间俊杰云集，蔚为大观。当时以人才学而声名初显之雷祯孝君，即为先生破格高聘。此乃五四时代聘任制之传统，即今日高校犹未敢承继，唯先生二十年前即已开风气矣。”
这段内容，涉及到易中天、邓晓芒、杨小凯等大家。
易中天的事，很多人都知晓。41年前，刘道玉只看了易中天一眼，就知道人才难得，倾力与时任教育部长蒋南翔和新疆主要负责人王恩茂沟通，将易中天破格留在武汉大学。多年后，易中天还很纳闷，只看一眼怎么就断定“人才难得”？
1978年，邓晓芒第一次报考研究生，但因为成分问题没有被录取。第二年，他决定报考武大哲学系的研究生，给陈修斋教授写了一封信，附上了自己的哲学习作。陈修斋对他大为赏识，但希望他自学一门外语。邓晓芒只有初中文凭，但他仅花了一年时间，就把德语成绩考到超过录取线10分。邓晓芒研究生毕业后，被刘道玉破格留校任教，成为一代哲学名家。邓晓芒的亲妹妹叫邓小华，她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笔名，残雪。
刘道玉最耀眼的学生行列中，有一个名字叫杨小凯。这是一个传奇人物，可惜英年早逝。
生命定格于56岁的杨小凯，是标准的“红二代”，18岁那年因一篇《中国向何处》的万字长文入狱10年。但在狱中，他却通过自学，成为知识异常渊博，价值观非常正的年轻人。出狱后，因历史原因屡受坎坷，最终得到刘道玉的大力帮助，远赴普林斯顿大学完成深造，并成为离诺贝尔奖最近的华人经济学家。他从历史纵深研究制度与国家转型，提出“后发劣势”等洞见。他还将国家兴衰归于个人自由，又将个人自由拓展到信仰维度。
这种水平和见识，在华人世界中，也只杨小凯等寥寥数人。因此学者赵晓称他为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知识界与思想界第一人。
刘道玉的弟子中，还有赵林、野夫、陈东升、毛振华、雷军等人。今天，他们是中国学界、商界的“顶流”。
尤值一提的是，作家野夫曾因故入狱，“故旧犹多回避，先生竟率博士探监，且留影合照。又每年捎药食诸物，以为慰藉。余出狱后亦多蒙先生关照。”野夫感叹，当世校长，几人能够？
著名经济学家邹恒甫教授说，我们这一辈人只知道一个著名的中国大学校长，刘道玉。
但是就是这么一个好校长，在如今的武大校园里却没有刘道玉的任何题字。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武大校长的名册里都没有他的名字。
原因就是他是一个教育理念超前到“异类”的校长，导致那些“九斤老太们”无法容忍他。
刘道玉后来曾在自己的书中，分析了自己被免职的原因。一个是没有处理好与教育部的关系。他在推行诸多改革措施时，态度强硬，缺乏策略和变通，得罪了上级主管部门。刘道玉说：“我曾经跟教育部领导进行了三次辩论，当面拍桌子，指责对方无知、浅薄、偏见。”另一个就是没有处理好与湖北省委的关系，特别是武大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为争夺杨家湾80亩水田来建房，双方农民工打起了群架。湖北省委召集两校进行沟通，结果他和省委书记起了争执。第三个就是在武大内部，也存在一些反对的声音，有些人会向上级写告状信，罗列他的“问题”，希望能够整倒他。
江湖传言，还有一个火车霸座事件，也让刘道玉与当时的湖北方面关系很僵。
1986年夏天，刘道玉与我国著名空间物理学科学家梁百先教授等5人一起，从武汉乘火车前往北京汇报工作。因考虑到75岁的梁百先教授年事已高，刘道玉便与他一同买了卧铺票。按照正常的程序检票上车，安放好行李后，便在车票上的规定车厢内休息。结果，他们后来被湖北某位省领导的随从赶到别的车厢去了。同年10月，有香港媒体以题为《官贵民贱》报道了这件事。据说中央领导看到这篇报道之后非常生气，责令湖北省委对事件进行调查，并如实上报。
湖北省委希望刘道玉能出面“澄清”此事，但以刘道玉的性格，结果可想而知。
在54岁的黄金年龄就被迫去职，刘道玉后悔吗？用他自己的话说，“尽管人性中有一种迷恋权势的倾向，但我却重义轻利，重术轻权。”“我崇尚自由，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不愿任人摆布，想说自己想说的话，不愿鹦鹉学舌。在一些高官看来，他们是主，群众是民，他们可以搞特权、耍威风，但是他们在其上司的面前，又是某种意义上的臣仆，我讨厌这种依附性的主仆关系。”
他的一生坎坷，是由他的性格决定的。但他无所谓，饭碗可以丢，头也可以杀，但是要有担当，否则就枉然当了一个知识分子。就像钱穆说的，只认得真理，不认得利害，即使放到刀俎上，也只认真理。
离开武汉大学之后，刘道玉拒绝了组织上其他职务的安排。“我国的干部只能上不能下，只能高不能低，只能官不能民，这种情况，迟早是要废除的。我既然励志改革，那么也就决心从我做起，我愿意做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从此，刘道玉成为一介布衣。
让人欣慰的是，武大的学生们从未忘了他。
年纪长一点的武大人固然对老校长感情深厚，即便是刚入学的武大新生，提起刘道玉，也有与有荣焉的欣喜与骄傲，“他是我们永远的老校长”。
这种生生不息的传承，才是一所名校山高水长的本源。
每所大学可能都希望能多几个雷军这样的校友，但是不得不泼盆冷水，如果不再有刘道玉这样的校长，不再有产生刘道玉的那种土壤和环境，雷军这样的校友可能不会再有更多了。
因为，凡事皆有因果。世间的事，最后也都会有因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