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迟退休:从人口结构到养老金难题,何以为继

现代商业塑造了养老制度，但同样也考验它。

一个人从出生到就业参加工作，为社会带来经济回报，契约精神则回馈给他允诺的退休金，但如今的问题变成了：人类在30多年的劳动中创造的财富，能够支撑起自己70多年的寿命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简单。

因为退休本质上仰仗的是新生人口源源不断的增长，尤其是在养老制度被“发明”后，大概后来的人们也没有料到，退休的人会活得如此长久，以至于靠他们当初缴纳的养老金，根本不够用。

类似的困境不仅仅出现我们这里，哪怕是在发达国家，退休这件事，也是一种奢望。

以美国为例，美国从2017年末开始，就提高了人们可以从社会保障局领取养老金的年龄。

而在过去，美国人和我们一样，原本只需要年满65岁就能足额领取养老金，但现在变成了65岁以上，而要想提前领取养老金的人，也会面临更大的养老金扣减比例。

日本在2018年2月也通过了《国家公务员法》的修正案，将日本公务员的退休年龄推迟到了70岁，瑞典也将退休年龄推迟到了64岁，以便在未来可以正常发放养老金。

尽管这样的决定并不受人欢迎，至少对每一个处于壮年期的上班族来说，没有人希望自己在65岁后还在工作，但从整个宏观尤其是养老体系的延续性来讲，延迟退休是必要之举。

否则，我们可能就会看到整个养老体系的崩坏，而这对构建契约社会的现代经济而言，这种打击是致命性的。

所以，尽管个人反对延迟退休，但从整个养老体系的角度来看，延迟退休是必要的。

到今天为止，法国抗议延迟退休的威力惊人，但即便如此，这些欧美发达国家依然没有选择退缩，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延迟退休可能是当下所有选择中唯一一种真正奏效的手段，这能够很好避免巨额的养老金亏空带来更多更恶劣的社会问题。

养老金亏空，不仅仅是我们，哪怕是在发达国家，也同样面临极其严重的问题。

它就像房间里的大象，问题之大，已经到了我们难以忽视的地步。

以2018年各国公布的数据来看，养老金的亏空程度令人吃惊，在美国，评级机构穆迪的一份于2018年4月发布的报告认为，2017年美国养老金的亏空额达到了4万亿美元，这个亏空额度相当于当时整个德国的经济规模。

一年亏掉一个德国经济，足以说明背后的问题之大。

欧美国家也是类似的问题，法国、英国、比利时、德国、奥地利、西班牙都面临不同程度的养老金支付能力下滑的问题，其中，早在1990年，法国、德国、意大利的隐形公共养老金债务就已经超过了整个国家GDP的规模，英国的养老金亏空更是达到了7340亿英镑。

而在我国，公共养老金的未来支付能力也越来越明显。早在人社部2017年底发布的报告中，情况最严重的黑龙江已经亏空了232亿元，六年后的今天来看，各个省份的情况只会更加严重。

造成养老金亏空的原因复杂，仅从账面收支来看，最直观的解释就是缴纳的养老金少了，而需要支付的养老金变多了。

黑龙江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黑龙江账上领取养老金的人从2010年到2016年接近翻番，由268万人增长至457万人，但与此同时缴纳养老金的人变少了，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黑龙江净迁出人口达322.5万人，其中30-39岁迁出最多，占比32.6%，这一年龄段正是缴纳养老金的劳动力。

从这个角度来看，养老金的背后关乎人口结构。

为什么今天我们要鼓励新生儿，其中一个原因，就牵扯到最终我们每个人的养老金问题，新生儿减少，这也意味着未来养老金的收入减少，在人口总量不变的情况下，未来领取养老金的人只会越来越多，当缴纳养老金的人越来越少的时候，收支就开始失衡。

考虑到我们如今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09，延迟退休尽管迟迟没有提上日程，但对80后乃至以后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一道必须经历的“关卡”。

除此之外，新生儿数量降低，这也意味着未来的老龄供应“负担”，会非常均衡地分摊到每个上班族身上，用一个非常好的指标来说明，那就是老年抚养比。

养老金体系，可能是人类社会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但这也带来了人类第一次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那就是老了以后，应该由谁来供养。

过去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养儿防老，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内，供养老人都是一个家庭的沉重负担，在湖北当地流传的遗弃老人传说也并非妄言，日本也有类似的习俗。

当然，考验今天养老金体系的不仅仅是人口结构的问题，还有医疗发达导致的越来越长寿的问题。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在1950年到1955年大约只有41岁，直到1960年代末期，才逐渐增加到60岁左右的水平。

到了今天，我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已经来到七十多岁，寿命的不断增长，背后就是养老金支出的不断扩大。

而养老金体系的发明，最早要追溯到1889年的德国，当时的德国首相俾斯麦设计了面向老人的养老金计划，俾斯麦认为此举可以提高工人的工作效率，他相信，当工人们意识到自己在退休以后能够获得一定的社会保障，那么他们在工作时就能保持心情愉快，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并接受相对较低的薪资。

在俾斯麦提出养老金的年代，德国人的人均预期寿命仅有40来岁，而美国建立公共养老金的1920年，美国出生人口的预期寿命也只有56.4岁，这也导致在当时，大部分人都活不到可以领取养老金的年龄。

但在今天，养老金乃至发明养老金的人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在于，人的寿命增长的实在是太快了。

自从二战结束以后，人们的寿命就越来越长，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增加，而生育率也因为经济增长、观念改变而不断压制，这也导致完全凭借养老金支撑老人们的退休生活已经几乎不可能。

在这一点上，我国养老金面临的挑战可能还要严重一些。

现行的国内养老金体系是在1991年正式开始建立的，并从当时就开始向离退休人员发放养老金，然而，这些离退休人员其实自身从未真正向社保基金缴纳过养老金，他们所领取的养老金事实上是在职员工所缴纳的。

这种现付现结的养老金体系，虽然保障了一部分人的养老生活，但同样是以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的，该问题也被称之为个人养老金空账，即个人尽管缴纳了养老金，但这笔钱其实已经发出去了，在未来养老金越发不乐观的情况下，目前的在职员工未来能够获得多少养老金，就成为了一个问题。

早在2012年，农村养老金的支付也曾引起热议。因为没有考虑到巨大的经济发展，20年前设立的农村养老金严格按照当时设计的标准支付，这让每位老人每月只能拿到3角钱的养老金，即使是在城镇，1990年代每月缴纳十几元、几十元的养老金，要支撑一位老人在现在的生活，也相当困难。

这也导致，在养老金体系设计不合理的大背景之下，人口结构所带来的问题也会被进一步放大。

例如我们常常提到的人口断代。

1980年代严格实施的计划生育造成了长期的生育率低下的问题，进入2010年代，当初的那一批婴儿潮人口开始步入退休，而独生子女一代逐渐成为社会生产主力，老人和青年人的“青黄不接”，也几乎注定了，缴纳养老金的人会越来越少，而领取养老金的人会越来越多。

这就是人口断代对养老体系的冲击。

《每日经济新闻》曾援引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秘书长房连泉的说法，建立养老保险体系时人口抚养比是5:1，每5位劳动人口供养一位老人，现在已经持续下降到2.8:1，到2050年可能将进一步下降至1.3:1，这也就相当于每一个人在养活自己和家庭以外，还要额外供养一位老人的生活。

但结合今天我们的收入水平来看，这相当有挑战。

因此，退而不休，可能会是未来老龄化社会的常态。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我国退休老人越来越多，尽管每个月可以领取到养老金，但加重的生活成本，也会让退而不休成为一个常态。

这也就是说，即便你退休了，每个月有养老金，但工作或寻找工作，会是一个普遍性的现象。

今天我们的挑战更大了，前路也困难重重，目前的法定退休年龄依然是男性60岁、女性55岁，如果我们以22岁为参加工作的年龄，那么一个人能否用33-38年的工作，去换取75年的体面生活呢？

从经济学来看，这取决于一个人的生产能力，对一个用刀耕火种方式劳作的农民来说，显然是无法过上顿顿能吃肉能喝酒的生活，对一个月薪8000的毕业生来说，在不考虑社会发展的情况下，也只能过月薪4000元的生活，才能保证退休后的生活水平不出现明显的下降。

但在房子、车子和生育等重大人生问题面前，这似乎又很难很难。

因此，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几乎可以说，对现在已经退休的人来说，他们的青春壮年劳动产出并不能支撑他们现在的生活水平。

所以，养老金的负担就作为一种代际间的产物，被传递给下一代人，也就是如今的80后、90后、00后，以及此后出生的更多人。

理想的状态下，为了延续养老体系的可行性，唯一的办法就是延迟退休，以及让退休的群体也加入到劳动创造的角色中来，事实上在日本、韩国等高度老龄化社会，大多数老人也是这样生活工作的。

或是为了孩子、或是为了家庭、或是为了自己，总而言之，仅靠养老金要想体面维持一个人的退休生活，目前来看，至少对绝大多数人而言，是不可行的。

退而不休，这就需要更健壮的身体、更强健的体魄，在今天这样一个高强度的工作环境里，退而不休考验的不仅仅是80后，还有那些未出生的孩子们。

当然，对已经退休的部分70后乃至60后来说，同样也是一种“考验”。

如果三十多年的工作不足以支撑我们七十多年的生活，那么唯一能够做的，那就是把工作年限再延长一点，尽管这听起来令人抵触，但却是赤裸裸的现实。

对一个即将到来的老龄化社会来说，面对的挑战不仅仅是经济和人口老化这么简单，背后还有一个关于变老之后是否工作的观念问题。

尽管前路困难重重，但我们依然要把目光放在人口和经济效益之上，也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延缓这一问题，而不是放大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