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犹抱琵琶半遮面香港色情业:为了买LV包卖淫！

 
核心提示: 按：香港的色情业并不合法，外人熟知的“一楼一凤”，也只是不违法而已。不过，香港的管理者又试图表现出对欲望与谋生的尊重，默许色情场所存在，但要求经营者低调，“选秀”这种吸附眼球之举，在香港不可能发生。各种色情场所，处于“犹抱琵琶半遮面”状态。

明代名妓马守真，能诗善画，声名远播。清代学者兼骈文高手汪中，寓居南京时曾观瞻马守真故居，只见荒草支离、怪石嶙峋。他感慨之余，写下著名的《经旧苑吊马守真文》，文序中有这样一段话：“人生实难，岂可责之以死。婉娈倚门之笑，绸缪鼓瑟之娱，谅非得已。”在香港，无论是“小姐”，还是开按摩场所的老板，抑或是夜总会女强人，都在为“人生实难”这4个字做注脚。其实，剥离职业的道德色彩后，多数人的生命状态，又何尝不是如此?​

当我们窥探这一行业时，如果心跳能在“色情”两字处减一下速，或可多看到香港的另一面。​

​本文只是香港色情业的一个剪影，它不可能赅括该行业全貌，更不是为色情业鼓吹。在粗鄙的时代，各地色情业都不再有曾经引人遐想的琵琶与诗画，只剩下横冲直撞的欲望。即便如此，在香港一地，仍可看到不可移易的社会风气，在律例的空隙处规限着人的欲望。 ​

 

​为欢几何​

​2月，强冷北风吹布中国大陆。​

​在香港，我们穿着羽绒见到了肥龙。肥龙是香港上世纪60年代生人，因工作关系，曾长年与香港、澳门、内地甚至日本的娱乐场所打交道。见面的话题少不了扫黄。肥龙说：“以往内地扫黄，最紧张的无非就是那几个大的节日嘛。一般来说，以前扫黄风声过后一个月就可以玩了，但这次不一样，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阵仗的。”​

​接受我们采访的还有强哥(化名)，他是香港一家老牌“骨场”(按摩场所)的老板，在上世纪90年代香港色情业鼎盛时，开了几个分店。进入新世纪后，大型场所纷纷倒闭，他现在还坚守着一家。​

​我问强哥：“最近生意有什么变化吗?”​

​强哥连连摆手：“基本上没有影响，起码我这里是这样。香港管得很严，对那些没有证件在香港工作的女子查得很厉害，抓到会遣返她们，甚至有可能拘留。现在我有些朋友去东莞，他们跟当地酒店很熟，那里已经很安静了，女的全走了，只剩下酒店一些女职员。”​

​香港庙街，到了凌晨一点多钟，街上卖各种小物品的摊主开始收工。这一片区集纳了大量的沐足、按摩、桑拿场所，场外招牌五颜六色，闪耀在夜幕下。街道两边，每走三五步就能见到几个浓妆艳抹的年轻女子站在屋檐下。​

​肥龙轻车熟路，对每一街道的今昔，都能娓娓道来。在这一带，场子的规模都不大，寒风削面，街道显得冷清。“近两三年，这边多了很多足浴场，这种场子在内地也很常见。”肥龙说。​

​在小贩的收档声中，肥龙带我们来到弥敦道的一座大厦，“这座大厦以前每层楼都是娱乐场所，一到晚上就招牌闪亮。”我们在大厦入口处驻足良久，出入之人寥寥无几，路旁还停着几辆警车。楼外有一张大招牌，灯只亮了一半，“现在呢，你看灯都坏了，老板都不修。”肥龙说。​

​在走访的路上，我们遇到了4名妆扮浓艳的女子，在屋檐下站成一排。距离她们十几米处，站着5名二十岁左右的男青年，他们眼睛不时瞟着那几名女子，互相说着话。肥龙压低声音对我说，“这些是站街女，她们说的是泰语。你看这几个男的，应该是想上去向她们问价。如果大家谈妥，就可以上楼去做了。”​

​这几名男子有的抽着烟，有的抱着手，嘴里嘟哝着，乍看过去，似乎是一群朋友下班后在吹风闲聊。肥龙有些偷笑，“应该是青头仔(粤语说法，指未近女色的小青年)，很少出来玩，想出来试一试，但又怕死。”​

​从庙街回程时，一条黑影从我们身边闪过，快速走上对面街道的楼梯口。肥龙赶紧说，“呐，这种就是‘鸡虫’，熟门熟路，直接就上去了。”​

​路遇一间招牌灯完全亮着但并不闪烁的理疗店，肥龙停住了脚步，“像这种招牌灯是不闪的，又只有一种颜色，打的是理疗名堂，是最令人头疼的，因为你不知道它是‘正’还是‘邪’，不清楚里面能不能玩(是否有色情服务)。”​

​在路上，每遇到一家夜总会，肥龙都会发出惊讶的声音，“咦，居然还没倒闭!”没走几步，肥龙又是一声惊叹，“这家桑拿店很厉害，改了好几个名字了，现在竟然还有生意。够可以的。”肥龙与这些场所相遇时的情景，称得上是“崎岖九死复相见，惊看各扪头颅在”的真实写照。​

​关于色情行业，强哥说，“在一个社会的发展里，到哪一步都是有考虑的。你发展工业，喂，整个都是工业，可行吗?就算你有工业都好，我为什么一定要去你那个地方发展?譬如我想投资，我到那里，是穿州过省，是‘一支公’(一个人)过去的。我也有需要，难道飞回去找老婆?你们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被孤立的“小姐”​

​香港不禁止成人之间的有偿性行为，允许一楼一凤存在。所谓一楼一凤，是指一个单元里面可以有一名女子从事性交易，这名女子被称为“凤姐”。但如果一个单元里有超过一名女子从事性交易，即“一楼多凤”，她们将被视为卖淫集团，属违法，此地也被视为违法的卖淫场所，在警方清扫之列。​

​香港《刑事罪行条例》第137条规定：“任何人明知而完全或部分依靠另一人卖淫的收入为生，即属犯罪，一经循公诉程序定罪，可处监禁10年。”这是港人俗称的“不得依靠妓女为生”法例，即若有第三者通过他人的性交易而获利，比如组织管理者、皮条客等，都不合法。​

​也正因此，香港的色情场所例如夜总会、桑拿等，原则上不允许有直接的性交易。在夜总会里，“小姐”分木鱼和金鱼两种，木鱼可出台，金鱼则只给客人看。客人有性需要，只能在场内和“小姐”谈好价，然后到外面的酒店完成交易。如果警方查到场内有性交易，场子拥有者会因组织卖淫遭到起诉，而嫖客和“小姐”不会受到处罚，但警方会通知其家属来领人——在华人社会里，这已是很大的惩罚。​

​不过，由于香港管理方式含糊，一些夜场会给客人提供性服务，只是这种方式未成为主流，且店方不能就此宣传张扬。肥龙说，“香港这个地方，尊重人的欲望，给你谋生的空间，让你玩。但无论是嫖客也好，老板也好，都不能太张扬。毕竟香港的定位是大都市，不可能让色情业出位的。”​

​关于行业状况，肥龙逐一向我们介绍：“香港的色情场所，高档的是大型夜总会——现在基本上倒闭了。所谓的大型夜总会，是类似大富豪、中国城这种场子，你进去的话，每晚没有5000元(港币，下同)就不能出来，这5000元还只是酒水，不包括出台费。次一等的夜总会，700元两个小时，还苟延残喘着。”​

​“还有一种就是一楼一凤，这是香港传统就有的。一楼一凤胜在安全，不会被抓的。在一楼一凤之外，就增添了一样‘上楼骨’(做按摩服务的个体户)，最近很流行。”​

​“再低档一点的有两种，一种叫马槛，一种叫指压。马槛的挂牌是时租酒店，客人来了后，马槛的人会叫马夫(皮条客)带女的过来，35分钟，服务是简单直接的性行为。所谓指压呢，其实跟‘上楼骨’差不多，就是女的年纪大一点。”​

​陆广(化名)是一位长期从事社会罪案新闻采访的香港资深媒体人，他说：“香港的寻欢文化，是比较含蓄的，着重在一间房里喝酒、聊天、唱歌，不是每个人都会有下半场(性交易)的。有些地方的色情服务，是单纯为了满足客人的发泄。”​

香港的色情场所是否有选秀?肥龙说，“那不行，没那么多女的，另外警方不会允许这种出头鸟存在，一定打你。枪打出头鸟，在各地都一样的。”​

​香港有家网站，刚开始只是在网上做卖淫宣传，后来发展成一条龙：到内地找“小姐”下来，自己开场经营，自己做宣传推广。肥龙说，“香港不能组织卖淫，而且他们太出位了，最近就被警方端了，判刑估计不会轻。”​

​“青鸟”是香港的一个NGO，为当地性工作者提供各种帮助。该组织的项目主任徐敏姿接受我们采访时说，“虽然一楼一凤不违法，但香港有‘不得依靠另一人卖淫的收入为生’法例，性工作者不能雇佣中介、保安、清洁阿姨，不能上街拉客(《刑事罪行条例》第147条：任何人在公众地方或在公众可见的情况下，为不道德目的而唆使他人，即属犯罪)，只能等客人来。也就是说，她们是被孤立了的。”​

​有一个案例在香港曾引起争议。由于工作需要，“凤姐”需要用到大量毛巾，她们将毛巾拿到洗衣店去。有家洗衣店因此被认为可能涉嫌“依靠他人卖淫的收入为生”。徐敏姿说，“香港这条法例引起很多争议，衍生出很多问题。有人说，如果严格执行，那么性工作者的子女是不是也应该被抓捕?因为他们也是‘依靠他人卖淫收入为生’啊。所以法官在裁决这种案子的时候，也会考虑很多外部环境因素，比如刚刚说的那家洗衣店，需要分析它的收入里，有多少比例是从性工作者那里来的，还要考虑这家店当初是否为了做性工作者的生意而开设的。”​

​不过，马夫这一类人群，则可以因为触犯这条法例而入罪，因为马夫就是俗称的“皮条客”，其收入完全跟卖淫有关。也正因此，马夫带“小姐”去马槛时，在路上一般要跟“小姐”拉开十几步的距离，以示自己和对方没有关系。​

​会为了LV包卖淫​

​蓝玉(化名)是香港油尖旺区一家色情场所的按摩女，接受我们采访当日，她没有浓妆，也不见口红，行头和街上所见的普通女士没有区别，只是可以明显看出有很重的黑眼圈。​

​“上班是通宵，可能血气不足吧，我的手脚经常是冰冻的。”蓝玉今年26岁，香港人，在场子里的服务项目是全套。她上班以来，还没有见过警察来查，“人人都说我们做这一行的收入高，但不管你信不信都好，我每天下来，通常只挣到1000元而已。”​

​她3个月前入行，拒绝透露入行的原因，每月除了例假外，其余时间都上班。“有些北姑很厉害，比如我们这里的一个头牌，每个月干10天，挣到两三万，然后就回内地玩20天，没钱了再回来开工。”​

​这位一线从业者告诉我们，有部分香港玩家，到外面转了一圈之后，反而喜欢回到本地玩，“其实出来玩嘛，无非就那几样东西，你非要给人家那么多花巧的服务项目，一会儿问你‘先生你要不要这个啊’，过一会儿又问你‘先生你要不要那个啊’，会让客人觉得敷衍，像走过场一样。”​

​“在我们这边，‘吹’的时候都要求客人戴套，这是行规了。也有不守规矩的，如果客人肯额外给女的小费，女的又愿意，可以不用戴。外地客人挺多的，碰上豪气的，给的小费最少都是三四千元。”蓝玉说。​

​不戴避孕套会给健康带来隐患。在这一点上，肥龙喜欢日本的管理：在横滨有一条街，都是色情场所，街道东边的场子要求客人戴避孕套，西边的场子则可以不戴，经营者会将这些说得清清楚楚，客人需要哪种服务，就自己选择去哪边。​

​下班之后，蓝玉很少与同事接触，她很早就离家租房子住，跟爸妈说在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工作。当被记者问及准备做多久、转行的话想干什么时，她眼神迷茫，但回答得干脆利落，“不知道。”​

​“小姐”入行的原因五花八门，万变不离其宗的是钱。陆广说，“没有文化没有技术，又缺钱，还有哪个行当比这一行来钱快?不要太理性地去讨论她们为什么做这个、以后做什么，她们是今日不知明日事。职业周期?她们想的是能过今周而已。年轻漂亮的，去夜场，年纪大了就转去做一楼一凤。有很多凤姐还是有子女的，没了老公，自己一个人带孩子。在这样的情况下，除了做凤姐之外，还有哪一份工作，能让她既挣到钱养家，还可以有时间照顾孩子?”​

​陆广顿了顿，继续说，“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她们进这一行，挣的是‘容易钱’。一旦挣开了这种容易钱，往往就抽不了身了。你叫她们转行去做服务员，既辛苦，钱又少，她们愿意吗?”至于刚入行的“小姐”，经营者也不需要对其进行心理诱导，“那是香港70年代的做法，现在早已经不需要了。大家都明白的，不是想做‘小姐’赚钱的，就不会进这一行。”​

​“香港没有逼良为娼这回事了，基本上都是自愿的。”肥龙说，“我还见过一些90后卖淫的，原因仅仅是为了买一个LV包，她们干活甚至不需要什么特定的场所，在楼梯里就可以进行了。”​

​徐敏姿认为，“小姐”进入这一行业，不外乎两个因素，一是钱，二是工作时间有弹性。而她在与“小姐”的接触中发现，“工作时间有弹性”这个因素占的比例更高，对于有孩子的单身凤姐来说尤其如此。​

​也有大学生干这个的，“她们还在读书，有的突然间家里经济环境不好了，就要自己去挣学费，因为还没毕业，所以短时间内很难在外面找到一份工作能为她提供一笔大额的钱，那么就只有去做这一行了。”​

​在“青鸟”办公室的一张留言板上，记录着“小姐”们的心声或状态：​

​“入行赚钱养囡囡(女儿)，希望能提供一个好的教育平台给她。”​

​“我有两个仔(儿子)，我很开心!”​

​“讲心里话，这行业有苦也有乐，有时候会遇到人渣，有时候也会遇到谦和君子，赚好多，财色兼获。”​

​“希望可以用最短的时间揾钱(挣钱)，然后离开……”​

​她们如果转行，大多去做了美容、按摩，还是跟原来的行业相关。似乎她们都有开店的梦想，但在徐敏姿的记忆中，能开成店铺的并不多。​

​浮生劬劳​

​接近凌晨一点，庙街附近的一家潮州打冷(港人对潮式冷盘熟食的称呼)店外，摆了一张方形小桌，桌上放着一瓶容量3升的轩尼诗，酒瓶已空了三分之二。喝酒的不是客人，而是饮食店的老板。五六十岁的他身材瘦削，已喝得迷迷糊糊，摇晃之中与旧识肥龙相遇，还能清晰地唤出肥龙的名字。​

​店内有一桌人在吃饭，这些人也不是食客，而是老板的家人，他的妻子、儿子及儿媳妇都在这间店里，一家大小打理店铺，每天忙到深夜才能喘一口气。老板的儿子还在整理食物，见到肥龙，点头示意。老板娘出来与肥龙寒暄几句，无奈地说，老板每天都这样喝一大瓶酒，即使没有朋友陪喝，也会独酌，不醉不休。​

​那樽高耸的“大炮”级酒瓶，是港人劬劳生命中的一个慰藉。​

​粤语称谋生为“揾食”。在香港这个人多地狭的都市里，各式人等都在为一日三餐奔波，无论是官方还是市民，他们对于目的是“揾食”的事情，即使是色情行业，态度也相对通达。​

​“有一些所谓的‘捞家’，开娱乐场所赚钱，我们把这些叫‘捞偏门’，它不是黑社会，是没问题的，只是生意而已。香港的宽容度很大，只要不是明说嫖妓就行了。这里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只要我不是打家劫舍，我能挣到钱，大家都能接受的。”肥龙说。​

​甚至是社团之间，只要是涉及到“揾食”的事情，大家都可以坐下来和气商量。“你们不要受《古惑仔》影响，以为社团就一定是打打杀杀的，其实不是那样的。”肥龙笑说，“90年代我去旺角活动，那边社团多，刚开始时我也很害怕，后来发现社团之间都很和气。也许大家心里都明白，大家都是‘揾食’而已，不用头破血流的。一楼一凤大多数是个体经营。或者是盗亦有道吧，社团很少插手一楼一凤，他们多数是去开马槛。即使两个社团开的马槛相邻，都能相安无事，在‘小姐’不够的时候，大家还会互通有无。我知道有个地方的马槛，甚至是3个不同的社团合伙开的。”​

​大场的经营者，一般也不怕警察前来清查，反而是更怕媒体记者，“担心场子上了报纸”，成了出头鸟。​

​徐敏姿说，“小姐”们最为担心的，“一是财务不稳定，做这一行，今日开工，永远不知道能接到多少个客人;二是对客人的恐惧，因为你不知道下一个客人是什么态度。我认识的一个凤姐，每次迎接新的客人，在开门的那一刻，她的手都是发抖的。”​

​“有一次，一个凤姐被客人抢劫了，裹着毛巾追了出去，一边追一边喊有人抢劫。本来如果街上有人帮她的话，劫犯是可以被抓到的。但街上的人看到她，就说‘她是鸡来的，不用理她’。结果没有人帮她，劫犯就跑掉了。会存在这种情况：凤姐遭到客人虐待、抢劫，不但没有人帮她，还会受到言语上的伤害。”​

虐待、抢劫之外，变态客人的极端行为，是杀人。2008年，香港发生多宗凤姐被客人杀害的恶性事件，当时曾引起轰动。徐敏姿说，“事件发生后，大家对凤姐给了更多关注。欣慰的是，这之后，这种恶性事件少了很多，这几年我没听说过有凤姐被杀的。”​

​对“小姐”不利的，不仅有变态的客人，还有警察。一些凤姐透露，由于香港不允许“一楼多凤”，一些警察就假扮成嫖客上门光顾，其间引诱凤姐多叫一两个女的进来服务，可以给她加价。根据香港法例，只要凤姐口头答应警察的要求，凭警察的供词就可将她入罪。​

​港人称警方这种做法为“放蛇”，这与内地的“钓鱼执法”庶几近之。根据规定，香港警察到一楼一凤处“放蛇”，最多能接受凤姐的手淫服务，而且必须事先得到高级警司签字允许。不过在实际的执行当中，一些警察会接受凤姐的全套服务，并在事后表明身份，以此作为要挟，不付费用就走。这种吃“霸王餐”的状况，曾引起一些“凤姐”抗议。​

​一生的关系都是假的​

​“你的家人，尤其是女性家人，如何看待男性家庭成员嫖娼这种行为?香港人怎样看待家人从事这个行业?”带着这些问题，我遍询了各位受访者。​

​陆广几乎不需要任何组织语言和反应的时间，“当然不能接受!虽然她们不会认为你去嫖娼是犯了多大的事，但是会觉得你很‘核突’(恶心)、邋遢。”​

​一位受访的香港资深影视人说，“不能接受，这是永恒的。我的朋友也多数是中产阶层，他们也不能让老婆知道自己去嫖妓。在香港，结了婚的人是绝对不能堂堂正正说自己去嫖妓的，否则会影响婚姻，不管你在家庭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不能公开宣称自己是黑社会，以及不能公开宣称自己去嫖过娼，是香港人的两种“政治正确”，触犯前者将可能被警方检控，触犯后者则会危害家庭。​

​家人的容忍度最多到达什么程度?肥龙说，“你最多只能跟老婆说陪客人去了夜总会，绝对不能跟老婆说去了马槛、指压这些地方。如果是做这一行的，大多是跟家里人说在夜总会做带位员，不能说做陪客。如果说自己做按摩女也比较麻烦，要说骨场的其他职位。”​

​徐敏姿和同事不会劝说或鼓励“小姐”转行，因为“青鸟”的立场是把性工作视为一份正常的职业。她说，“如果我的男朋友做过这种事(找“小姐”)，我会先去了解清楚他为什么会这么做，里面是不是有隐情。不过……始终是在华人社会，都是很难接受的。”​

​大概是四年前的暑期前夕，一名凤姐想送女儿跟游学团出国，有关方面需要她出示监护人收入证明，证明她这份工作所赚的钱足以支付女儿在游学团的费用，但她无法出示证明。“她觉得很内疚，认为是自己连累了女儿，让女儿失去这种机会。这件事让我感触很深，就是说在这个行业里，即使是在行情最好的时候，从业者能赚很多钱，但仍然没有经济地位。”徐敏姿说。​

​普通的从业者，难以进入华人社会的正常价值体系内，而即便是行业翘楚，也难逃枯寂宿命。​

​嘉露姐(真名西光琼)是香港声名显赫的夜总会女强人，于上世纪70年代出道，因年轻貌美，成了香港夜场万人迷。精明干练的她，逐步打通黑白两道，事业越做越大，在90年代就掌控过10间夜总会，拥有多个豪宅，黑白两道的人都为她倾倒。​

​1998年，嘉露姐供职于新花都夜总会时，被竞争对手大富豪夜总会重金挖了过去，“转会费”100万元。由于她平素优待部下，转会之后，新花都的当红妈咪和近百名小姐，也跟着跳槽到了大富豪。这起转会事件引发了江湖追杀令，导致嘉露姐的一位心腹姐妹命丧刀下。​

​进入新世纪，嘉露姐罹患喉癌，人生开始沉寂。病情得到控制后，她重操旧业，再度经营夜总会，2007年还试图再开新店。今年2月，她被发现死在独居的单人公屋里。她生前育有两子，一直以来都与儿子疏远。临终的时候，两个儿子远在国外。​

​今年情人节，嘉露姐出殡，其灵位被设在殡仪馆一个异常偏狭的角落里，无人致祭，也没有人为她焚烧纸元宝。这位曾叱咤香港色情业的女强人，死后只有三炷清香，在她的遗像前袅袅生烟。​

​一位知情者说，“干这一行的人，一生的关系全部都是假的。那些黑社会大佬死了之后，都会有很多人来拜，但这些人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