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逃离东北的医生们

在东北行医的40多年里，王杰送走了一代又一代的学生和年轻医生。在迎接新的博士生时，他就知道，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将会在毕业后离开这里。

矛盾无奈时常充斥着他的内心。哪怕他所在的医院是东北最好的几家三甲医院之一，提供了非常好的学术科研临床环境，但愿意留在当地的年轻人寥寥无几，学生们宁愿“自降身价”，去到沿海省份的市级医院或者区级医院。

年轻人如同刚刚长出翅膀的雏鸟般迫不及待飞往南方，更严重的问题是，一个又一个医学团队接连出走，就像是在高原上留下一个巨大的土坑，后辈的填补像是流沙，风一吹又刮走了。而在山海关往南，尤其是珠三角，来自东北的成熟的医疗团队迅速填补了当地的医疗洼地，为快速增长的人口提供医疗服务。

东北已经缩水了。它看起来就像是一位疾病中消瘦、但仍然穿着宽松旧衣服的老人，没有足够的人和产业来挽救经济的下滑。留下的理由越来越少，逃离东北的目标反而更清晰——中等偏上的薪水、体面的生活、职业的成就感。

荣光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王杰一路辗转来到东北时，第一眼就爱上了这里，街上有来往着异域面孔的俄罗斯人，医院里时常能见到日本、苏联教授的身影。

东北确实值得这份热爱。在工业兴盛时期，充足的粮油煤炭资源，让东北人民过上了全国多数地区难以企及的好日子。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不少专家从南方甚至是北京上海来到东北。不少学科主任都有海外留学经历，让东北的很多医院和专科在全国位列一流，可以对标北京上海，而今天东北人争相向往的沿海南方城市，“那时候医疗水平根本就不行”。

王杰还曾争取到公派留学的机会，回国后，王杰拒绝了来自北京和上海顶级三甲医院的邀请，回到东北。

改革春风吹向东南沿海地区，没能让计划经济色彩浓厚的东北延续往日辉煌，反而拉大了与发达地区的距离。90年代开始，资源逐渐枯竭，卷入工厂倒闭潮的人们大量流向南方。

同一时期，公费医疗废止，医院引入部分市场机制，开始扩张。一些国企煤矿医院流向城市三级医院，也有人率先下海勇闯南方。彼时的的东北，已经出现年轻劳动力外流迹象，留下的多是老年人，产生极大的医疗负担。

计划经济为市场经济让路，长期囿于体制文化所带来的僵化的制度和陈旧的观念，成为东北进一步发展的羁绊。

在东北封闭的管理体系下，医生没有档案走不出去，一些医院把医生档案卡死，遏制了考研考博和跳槽的机会。但是南方不一样，只要医生有真才实学，就重新建档，这种开放性给予东北医生冲破体制牢笼的机会。

十几年前，王杰就意识到人才外流的紧迫性，他一次又一次跟领导提及，“现在不是留住人才，是连人都留不住”。但他们对此不以为然，一个学科带头人走了，主事者觉得，“走就走吧，人有的是”。

每年医科大学的优秀毕业生大有人在，但留省率却在逐年减少，只有少数极具乡土观念的人才会留下来。

有参与公立医院建设的专家直言，“只要南方（医院）来挖人，基本就能把医生挖走。”还有医生估算，“医院走的医生，都能再开家三甲医院了”。而且大部分都是年富力强，正是开辟新天地的时候。

一些学科带头人颇具个性，顶撞了领导，或是不会讨领导欢心，从此被种种限制。当南方向他们抛来橄榄枝，去留有了更明确的答案。到了南方，上上下下配备齐全，要钱给钱，要政策给政策，他们纷纷在各自领域里做得风生水起。

30年前，王杰也感受过这般关心。他在手术室忙着抢救危重病人，领导赶过来送面包牛奶，任何科研成果攻关，也都有人帮着跑。而现在，专家们忙得不可开交，不再有人主动出面帮忙了。

有人向他倾诉离开的理由，经济不好、领导不理解、想开创一番新局面又没有任何条件。王杰纵然为同行们的出走伤心难过，却也理解他们的境遇。“如果这些人留在东北，未必能达到这么高的级别，内卷也会把他卷死在这儿。”

讲到这里，王杰哽咽停顿。在南方工作的医生们，做事不用过多揣摩和忌惮领导的想法，更能沉下心来做科研、看病人，房子、户口、子女上学，医生们工作和生活可能遇到的问题，都有人想方设法帮助解决。

对比之下，东北显得落后。医学带头人离去，人心浮动，甚至在制定人才政策、主管医疗机构的行政部门里，都有人想着如何离开。



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惨淡

当身边的好朋友、同学都走了，儿科医生高春燕也终于下定决心离开东北。

她毕业于东北一所普通的医学院校，一路从市级医院进入到当地最好的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如同所有年轻人一样，她渴望当上主任，拥有一间独立的办公室。

进入这所医院的第七年，高春燕如愿成为儿科主任，迎来了她职业生涯的巅峰。

儿科医生荒的难题，在人口外流的东北尤其严峻。

在边境地区，高春燕看到一副惨淡的景象。6万人口的边境县城只有2名儿科医生，剩下都是内科医生来代。

儿科医生太忙了。很长一段时间里，高春燕的科室里只有3个儿科医生轮班倒，好不容易招来新人，情况稍有缓和，遇上有同事休产假或是病假，又回到从前昼夜颠倒的状态。

孩子的童年记忆里，妈妈回家就是吃饭睡觉洗澡。甚至连孩子生病，她只能安排在自己科室的病房点滴输液，提醒护士到点了给他换输液，自己转身到ICU抢救下一个病人。

在东北的这几年，高春燕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周末，过年能休息2天就算不错。即便如此，她也未曾想过离开，她有自己的团队。

但身边人的不断离开无疑造成人心浮动。博士同学3人，一个很早去了青岛，一个去了深圳，一直“勾搭诱惑”着她。后来，培养了6年的主治医生也走了，去了另一座城市的民营医院。

就像是平缓下降的路上突然出现断崖。2009年开始的新医改，财政增加对公立医院的直接投入，经济富庶的南方自然有更多施展身手的机会，期间涌现的公立医院新建潮，也为更多优秀人才预留了去处。

另一方面，2003年到2013年全民医保网络的极速发展期，也是大型公立医院的“黄金十年”。但是到了2011年，各地的医保基金开始显现危机的年份，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东北三省，无疑是医保压力最大的地区。

一个科室，“一老一小”离职最多。科室断层出现，让整个科室的运转更加困难，年资高的医生压力大、神经紧绷，萌生离开念头。年轻医学生得不到充分培养，或是积累了几年后，就去到更好的平台。

“我们始终在招人，但是愿意来儿科来的很少。”高春燕说，省内医学高校毕业生挤破头都想进教学医院，但最后来到儿科的都是在心内科、呼吸科留不下的，只好借儿科作为留校的跳板。

年轻的住院医师需要培养，难以独当一面。高春燕不放心，时刻保持着紧张状态，电话随叫随到，夜班遇到紧急情况，还是得她出手。

“如果没有住院医师，就是主治、副高在值夜班，身体状况肯定远远不如刚上班的年轻人状态好，病倒了的话，干活的人又少一个。”高春燕说。

高春燕走后，她曾经付诸心血，一手建立的二级学科，在她走后轰然倒塌，合并到了其他科室，只剩下几个床位留给儿童。

一切只是开始。疫情期间，就诊人数大幅减少，直接影响了医院收入。原本就困难的东北，许多医院更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工资拖欠，奖金减少，疫情像是导火索，随后迎来一阵离职潮。

怪圈

经济固然是重要的因素，但真正让东北医生伤了心的，是根深蒂固的体制束缚。搞关系、送礼送钱的文化氛围，让“关系”上升到比医学更重要的位置。

像高春燕那样当上学科主任的，已经算得上幸运。更多人在庞大的医疗系统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阶级概念已经融进了东北社会中。一个隐藏的典型信号是，北方会把主任的头衔放在博士的学历之前，南方则把博士放在前面，这让博士后李瑾然感到颇受尊敬。

李瑾然在省内最好的医科大学完成了硕博连读，是专业里的佼佼者，毕业时可以轻松留在这家最大规模医院的任何一个科室。可真正工作后，体制的僵化和陈旧压抑着她。

一件不愉快的小事是，有次她想申报课题，按理说是给医院增光添彩，但是科研处的工作人员摆着一副等着别人来求的样子，她暗自生气。

在东北，人们仿佛习惯了“托关系”，一项手术能不能开展，新技术能不能推动，药物能否过审批，行政领导的一句话，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项目是否能落地。

2004年，李瑾然差点考取上海一家三甲医院的博士，这是她第一次试图离开东北。这个隐约的念想，直到15年后才在深圳一家民营医院实现。

几天前，李瑾然和朋友吃饭时聊起，以前是最优秀的学生都会优先留在东北，留校比例非常高，留不下来的才去南方。不过十几年，风水轮流转，最优秀的医生都离开了这里。

原先科室里的两位博士，刚好映射出两种典型选择：一个城市长大的博士家里条件比较好，擅长交际，博士毕业后去了广州，最后落脚在深圳；另一个农村出身的博士能干敢拼，一路走过来很不容易，他觉得如果能留在母校就很幸运了。

李瑾然是科室里第二个走的，疫情掀起的大规模离职潮，30多人的科室，陆陆续续走了10多个医生，都是副高以上的骨干。

在深圳，一所几乎毫无悬念能评上三甲的全新医院正在冉冉升起。走在空旷的病房走廊里，不时能听到熟悉的东北口音。南下的东北医生们，常在聚会时开玩笑，“整个医院成了东北某大三甲的分院”。

当地政府的挽留，依然没能阻挡不了离职潮的蔓延。离开的医生们，大多对东北抱有一种复杂的情愫。在他们还是青涩学生时，黑土地养育了他们，他们也曾经幻想过为此付出终生，但东北的衰落还是让他们失望，种子还是要在肥沃的土壤里才能深根发芽。

留在东北的医生们也都在现有的工作之外寻找着其他机会。大部分人但凡有办法，不是已经离开，就是正在离开。有人还没下定决心走，但已经把孩子的户口落在了南方。有人十分肯定地表示，等到孩子高考完，一定会举家南迁。正是这种笃定让人对东北的衰落更加无奈。

故乡

从“闯关东”的高歌猛进到“投资不过山海关”的消极论调，东北的荣光已经开始褪色。

离开东北的医生们，来到南方后，不少成为了当地医疗系统的中流砥柱，甚至成为当地医改的推动者。

充足的资金，源源不断流向临床科研、科室建设，他们有了足够的资源开辟自己的广阔空间。

背井离乡，并不是一项容易做出的选择，诊疗习惯和地位上的落差，也让东北医生们一时难以适应。

在北方，医生是一份高高在上的职业，有着不菲的收入，是很多人眼中的优质社会资源。在南方，更多是声誉和技术间的暗自较量，患者在不同医院看病，会拿着不同医生的诊疗意见来询问医生。

李瑾然曾遇到过一对辽宁来的老夫妻，患者血糖、尿蛋白指标很严重，执意要去公立医院看病。她坚持说服老人住院做进一步检查治疗，搬出了自己曾经的大三甲身份，说自己水平不差，一定能把病看好。反而让老人越发生疑，最后连药也没拿，拔腿就跑。

离开了过去的大平台，李瑾然在民营医院坐诊时，落差感不时涌现。沮丧之际，她也会想起，“要是在以前，医生说一不二，患者都是托熟人找关系，才找到我们来看病，看完病会对医生不停表示感谢”。

也有医生选择在东北坚守。当我们问王杰是否会考虑去南方时，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专家迅速而坚决地给出了否定答案。

“我已经老了，实在不想离开我的团队，也不愿意离开东北。我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就来到这里，待了40多年，当时是东北把我送到国外去留学。我觉得是黑土地养育了我，所以我要留在东北工作。”

当王杰讲述这一切时，我们在他身上看到了一种原始的力量，他因人们离开这里而痛惜，因它被人遗忘而愤愤不平。

每一位受访者都饱含着对东北的感情，谈到东北，高春燕声音哽咽，“生活了40多年，我人生的一大半，都属于那座城市。怎么可能轻易愿意离开？”

从北到南，冰雪消融，变成南方一望无际的大海。高春燕在南方定居已有1年半，还没有回过东北。

挂了电话，她又发来消息，这个东北的电话号码，半年后将会停用，似乎是下定决心与过去的圈子告别。

傍晚五点，她正和丈夫手挽手走向海边。椰林婆娑，浪花翻滚，风还带着一丝盛夏的余热，此后数十年，她会在这里安定下来。

*部分受访者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