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全球首席经济学家：高通胀并非经济过热所引起

“虽然通胀目前处在令人不适的高水平，但是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这都是暂时性的和短期因素的产物。因此，我认为美联储看淡眼前的短期影响，这种逻辑是没有问题的。”

近日，彭博全球首席经济学家欧乐鹰（Tom Orlik）在与腾讯财经的对话中，对近期市场十分关注的通胀问题和美联储Taper信号给出了这样的观点。

欧乐鹰的研究覆盖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及其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此前，欧乐鹰曾长期居住于中国，带领彭博经济研究亚洲团队，专注于亚洲地区宏观经济和政策研究。

在此之前，他曾担任《华尔街日报》中国经济首席记者、Stone & McCarthy 研究机构中国经济学家、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英国执行董事的顾问以及英国财政部的政策分析师。他的著作《解读中国经济指标》是研究中国经济数据的必备指南。

欧乐鹰认为，目前的高通胀是经济重启的产物，而非经济过热的产物。持续性高通胀的前提是劳动力市场火爆、工资上涨，而目前劳动力市场距离过热还十分遥远，因此并不担心通胀会进一步恶化。

至于美联储对待通胀的表态，在欧乐鹰看来，美联储并不纠结于暂时性的通胀问题，而是将精力专注地投入到更加严重的失业问题上，这是正确的态度。他认为，美联储未来几个月不会有任何的实质性动作，即使有，他们也会极端谨慎。

而作为一位对中国经济有着长期、深入研究的专家，欧乐鹰谈到对中国经济与政策的看法时表示，前段时间中国央行降准的动作体现了中国央行有了更大的货币政策自由空间，不必再追随美联储，而是可以更多“以我为主”。至于下半年中国经济最大的挑战，他则认为，依然是管理和削减高债务水平，防止金融压力成形。

以下是经过编辑的对话实录：

一、谈经济展望与通胀

问：我们从宏观视角开始。你如何评价2021年上半年的经济表现？对于下半年你又是如何预期的？

Tom Orlik：全球经济正在经历走出疫情危机的快速复苏，但不同的国家处在进程的不同阶段，依然有一些不容忽视的重大风险存在。

中国是最早发现疫情的，同时也是最先控制住疫情的，在我们看来，中国经济目前正在逐渐减速，回归之前的增长趋势，即略低于6%的增速。美国较之中国并没有落后太多，他们依然处在迅速复苏的阶段当中，我们预计这一阶段会一直延续到今年的第三季度。欧洲则又一次落后得更多一点。欧洲诸国的经济只是刚刚进入迅速复苏阶段，对于他们，我们预计其下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将超过上半年。

问：展望2021年下半年，你认为当前经济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Tom Orlik：在过去几个月时间当中，最让金融市场担忧的一直都是通货膨胀。美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冲上了5%，为多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我们的判断是，通胀带来的挑战其实只是暂时性的，它是经济迅速重启后出现的种种问题的产物，而非经济过热的产物。因此，我们认为，在美国和一些其他主要经济体，通胀在下半年将继续保持高水平，但是考虑到失业率居高不下，我们并不担心会出现持续性通胀。

我们主要的担心现在依然在于疫情本身。我们已经看到，正如印度所证明的，Delta变种病毒完全可以席卷一国全国，迫使经济重新回到封锁状态，跌入深度衰退。现在，我们已经注意到，一些可怕的迹象显示，Delta变种病毒正在迅速蔓延到其他国家。总而言之，今年下半年的头号风险就是，新冠疫情不单单是属于2020年的悲剧，而是会绵延到2021年的问题。

问：你刚刚提到了通胀预期，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希望能够就此多展开一些讨论。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之类通胀数据，其同比增幅已经冲上了5%，令人吃惊，可是美国的货币政策制定者美联储却依然坚持说高通胀只是暂时的，将逐渐消逝。可否更详细的展开谈谈你对此的看法？你认为价格压力是否会长期、持续存在？有关各方是否有什么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Tom Orlik：我们的看法是，虽然通胀在2021年上半年走高的幅度确实超过了预期，但是如果你深入研究各种细节，就会发现，那主要是源于各种经济重启相关因素，是重启在短期内推高了通胀。

要出现持续性的高通胀，首先必须上演劳动力市场火爆、工资上涨的一幕。这当然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比如我们完全可能在2022年走到那一步。只不过，站在当下的2021年，还有成百上千万的人因为疫情失掉了工作，现在正在努力求职，因此我们认为，劳动力市场距离过热还远得很。总之，我们现在并不会过分担心通货膨胀的进一步恶化。

问：回到宏观经济前景方面。你刚刚提到了Delta变种病毒，这种变种病毒要比其他的更易于传播，也更危险。那么，在你看来，疫情可能的复发，以及疫苗的部署，这些对于下半年的宏观预期的影响到底有多重要？

Tom Orlik：至关重要。中国2020年的经验已经证明，想要让经济重归增长轨道，有效控制住疫情是头号前提。现在的美国也证明，只要一个国家能够成功让大部分人口接种疫苗，趋近于群体免疫，经济就可以迅速复苏。我们在印度第二季度的变故当中则看到，如果疫苗接种不够迅速，变种病毒肆虐开来，就会造成巨大的麻烦。因此，那些在疫苗接种方面取得了更大进展的发达经济体处境要相对安全，而那些无法取得同样进展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Delta变种病毒便意味着非常重大的风险了。总而言之，疫情依然居于焦点位置，是各国经济政策制定者们面前的主要挑战，也是经济复苏路上的主要风险。

问：现在，一些人担心K型复苏问题，也就是所谓的复苏分化，即少数人迎来繁荣，而其他大多数人则处境每况愈下。你对这种K形复苏怎么看？我们现在正处在这种形态当中吗？

Tom Orlik：是的。如果我们单看国内生产总值数据（GDP），似乎复苏应该是V型的，虽然形态多少显得怪异，但是大致如此吧。在2020年上半年，经济产出暴跌，而从下半年又开始复苏，到了2021年，许多国家的产出已经回到了疫情前的水平。显然，这看上去已经满足了V型复苏的定义，只是我们还必须更细致地观察产出，以及收入是如何分配的，这便是令人担心的地方所在。

疫情的影响就在于，大者愈大而小者愈小，富者愈富而贫者愈贫，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比如在企业领域，就出现了所谓亚马逊效应。那些依靠实体客流量的小零售商正在被排挤出局，而大科技平台却表现越来越好。换个角度，从家庭或者个人层面着眼，我们会看到，那些之前就拥有高薪工作的人大多都可以远程上班，因此也可以保住自己的工作。而那些收入较低的人往往是处在服务业领域，而疫情期间这些领域的就业机会大幅削减。总之，不管是从企业结构，还是从家庭贫富差异的角度，都不能不遗憾地承认，疫情已经成为了导致更大不公，造成社会和经济更严重分裂的推手。

二、谈美联储

问：说起美联储，你对他们未来货币政策的走向如何判断？许多人都说联储现在过于谨慎了，相对于通胀，他们对失业问题过于看重了，你认同这种判断吗？

Tom Orlik：不，我实际上并不这么认为。正如我前面提到的，虽然通胀目前处在令人不适的高水平，但是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这主要都是暂时性的和短期因素的产物。因此，我认为美联储看淡眼前的短期影响，这种逻辑是没有问题的。同样一眼可见的是，美国的失业率依然处在极端的高水平。在疫情期间，成百上千万美国劳动者丢掉了自己的工作，他们必须重新回到岗位上去。总之，美联储并不纠结于暂时性的通胀问题，而是将精力专注地投入到更加严重的失业问题上，我认为这显然是正确的态度。

问：从这个角度来思考，你认为在2021年年底前，美联储是否会采取某种程度的Taper（缩减）？他们刺激政策的退场速度会有多快？

Tom Orlik：2013年的Taper Tantrum（缩减恐慌）给美联储上了结结实实的一课。Taper Tantrum的中文怎么说？缩减恐慌。美联储在那次获得了极为宝贵的经验。当时，“他们就要Taper了”的信号释放出来，市场迅速做出了极为消极的反应，借贷成本猛涨，让复苏风险陡增，迫使美联储又扭转方向。因此这一次，我认为他们将会高度谨慎，会在真正有所动作之前释放出非常明确的信号。也许，在今年8月的杰克逊霍尔央行会议上，我们就会收到美联储释放的这种信号。在今年下半年，美联储还将持续关注劳动力市场的数据，以确定那里的复苏是否处在正轨之上。我们认为，如果劳动力市场复苏情况理想，美联储就会做好准备，从2022年年初开始Taper。至于加息，我们认为第一次加息最早也要等到2023年。

三、谈美国财政政策与债务

问：对于美国总统拜登万亿量级的预算动议，你有何看法？你认为美国政府今年下半年还将延续之前的支出规模吗？

Tom Orlik：当我们回顾美国曾经遭遇的那些巨大的金融危机，就会发现，政府反应的主要问题都在于财政政策总是不够强力。事实上，2009年开始，财政政策本来已经出现了收缩的势头。这样的财政政策其实就是对经济增长、就业机会创造和经济复苏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这当然是个错误。当初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之所以复苏迟缓，这正是原因之一。这一次，美国政府抛出了规模巨大的1.9万亿美元刺激计划，一些人认为刺激规模过大了，会导致通货膨胀。可是在我看来，在这种极端的危机当中，如果非要冒风险，那么力度过大总好过力度不足。

关于未来的政府支出，拜登目前还有两个计划，即基础设施计划和家庭计划。基础设施计划要重建美国的公路、桥梁、铁路等。家庭计划则是为了帮助美国家庭，如果妇女想要回到工作岗位，计划就会给予支持，比如提供保育服务等，还有更多的儿童也会得到更多的教育机会。总之，我认为这两项计划都是很有价值的，是为了美国的未来所必需的投资。至于计划本身的前景，则要看国会里一些难度不小的政治沟通和谈判的具体结果。

问：但是，你担心美国政府高企的债务吗？杠杆率日益攀升，是否会为美联储未来货币政策的执行带来额外的麻烦吗？

Tom Orlik：债务管理，其要义就在于把握好偿债成本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因此，即便你已经有了很高的债务，但是只要你能够以低成本举债，并用之于能支撑经济更强势增长的投资，那么这种做法就是有其道理的，是不会造成债务危机的。美国当下的情况就是如此。美国有大量的债务，但是依然能够以很低的成本举债，而且的确面对着使用借来的钱投资于基础设施、教育、儿童保育等可以成为经济增长助力的对象的机会。在我看来，这些投资都是物有所值的。

问：可是长期而言，这会造成一些下行风险吗？

Tom Orlik：所谓无债一身轻，债务多当然不及债务少，但是我们也该看看为什么举债。中国也借了不少的债，但是将资金投入了有价值的投资，建设新城市、新铁路、新公路、新的水利和通信基础设施，这些投资都帮助中国获得了更好的发展。总之，中国举债不少，但是绝对都是值得的，因为这些债务都投入了推动中国发展的投资项目。

美国的情况略有不同。美国已经是一个发达国家了，基础设施需求的规模远不能和中国同日而语，但是他们也需要更多建设一些基础设施，用来改进教育等。总之，只要有机会以低成本举债，将资金投入必需的投资项目，这总归都是有意义的。

四、谈美国楼市与全球最低税

问：下面谈谈美国的住宅市场。美国的住宅价格正在迅速上涨，竞价大战在各地打响。你认为美国房市是否已经出现泡沫？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可能将迎来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就像2007年至2008年的债务危机那样？

Tom Orlik：2007年至2008年的问题不单单在于家庭信贷猛增，更在于放款标准的退化。这实质上是两件事。在大量信贷给予家庭，帮助他们购买住宅的进程当中，其中很大一部分贷款流向了低收入家庭。这就造成了当时人们所谓的“三无贷款”（NINJA loan），即向无收入、无工作、无资产的家庭提供贷款。这一次的情况则有着关键性的差异。的确，房价再度迅速上涨，我们再度向家庭提供了更多信贷，但是放款门槛没有降低。因此，我虽然也觉得大家有理由对美国、中国乃至其他国家的房市保持一定的警惕，但是短期内，局面是不可能发展到全球金融危机前夜那种地步的，现实当中也没有出现那种迹象。

问：谈谈全球最低企业税。众所周知，七国集团的财政部长们都已经接受了美国总统拜登实施全球最低企业税的要求。设立国际统一税率，你觉得这是否是一个好主意？

Tom Orlik：我表示赞同。过去四十年来，局面的天平其实一直是向着企业一侧倾斜的，尤其是那些大企业。那些跨国企业能够将生产转向中国或者越南等较低工资水平国家，他们也同样可以对自己的账户做类似的安排，以确保尽可能少地纳税，比如将利润转移到加勒比地区或者欧洲一些国家的避税天堂。这其实就对劳动者和家庭形成了压榨。他们丢掉了工作，而曾经雇用他们的企业甚至还可以因此大幅减少纳税。因此，我们看到，过去几年来，天平开始略微向着有利于家庭的方向倾斜了。我们提高了最低工资，这对于低收入劳动者是好事。我们现在又要建立全球最低企业税机制，让跨国企业不能再轻松避税。当然，这个领域当中未来还将有一些困难的对话，但是我认为，这是向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五、谈全球人口老龄化

问：关于人口的问题。我们看到，全球都在面对着老龄化和人口减少的困扰。你对这一问题的长期前景怎么看？尤其是，人口老龄化会给全球经济造成怎样的风险？

Tom Orlik：全世界的年轻人都一样，面临着各种压力和困难：大学毕业时间更晚，工作压力巨大费时费力，住宅、教育、医疗等等的成本都很高昂。所有这一切都在使得不管是美国或者日本，乃至全世界的年轻人减少生育。所有这些影响汇聚到一起，自然就造成了人口老龄化问题。当整个社会的人口岁数变得更大，社会的增长潜力就会降低。

这方面，日本就是最好的例子，过去三四十年当中，伴随人口日益老龄化，适龄就业人口日益萎缩，经济增长脚步大为放缓。

六、谈中国经济与政策

问：这些说法非常有趣，我们现在讨论与中国有关的话题。就中国经济疫情爆发至今的表现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比较，你有什么最新的看法？

Tom Orlik：中国经济已经从疫情危机当中复苏了。我认为中国依然有足够的政策空间，以及足够的才智去解决问题，至少也有能力防止问题演变为危机。

疫情危机是一场人道灾难，也是对各国政府，各国经济和金融系统处理极端严重问题的能力的一场压力测试。我们在2020年已经看到，面对这场任务，中国完成得非常出色，控制住了疫情的爆发，让经济重新恢复了生机。这也再度验证了我的观点，即中国的经济政策制定者们在推动发展方面总是能够出色完成任务。

问：还有一个关于中国的问题。中国央行最近宣布将准备金比率下调0.5个百分点，对此普遍的解读是，这是一种向宽松立场转向的信号。与此同时，美联储却在走向Taper。对于中国和美国货币政策和刺激计划当下的差异，以及未来可能的发展，你是怎么看的？

Tom Orlik：真是个有趣的问题。中国的货币政策强调“以我为主”，这意思就是，我选择我自己的道路。有趣的地方在于，在过去，中国央行总是想要去管控汇率，因此必须跟着美联储的节拍去走。如果你想要控制汇率，但是利率政策的方向却和美联储不同，那么就必然会引发资本流入或者流出，在这种情况下，控制汇率就会变成无法完成的任务。过去十年时间当中，中国央行已经做出了重大的改变，从管控汇率，让人民币低估，变成让人民币汇率更接近市场价值或者公允价值，让市场（而非政府）获得更多决定权。这就意味着，中国央行有了更大的自由空间。他们不必再追随美联储，而是可以更多“以我为主”。我们现在知道，美联储未来几个月不会有任何的实质性动作，而且哪怕有，他们也会极端谨慎。可是，由于中国央行已经获得了更强的独立性，他们完全可以选择一个不同的方向。他们可以宽松也可以收缩，一切都看中国经济的具体需求而定。

七、谈低利率

问：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资产管理的。许多人都相信，我们正走进一个低利率环境，而低利率自然会推高资产价格。那么，作为投资者，我们该如何应对利率的走低呢？

Tom Orlik：问得好。在疫情爆发之前，整个世界其实就已经处在储蓄过剩而投资不足的情况之下。结果就是，资金的供应要超过资金的需求，利率处在极低的水平上。现在，经历过疫情，为何依然是储蓄极高而投资相对较低呢？原因之一就在于，其实疫情袭来前，这个世界就已经是大者愈大而小者愈小，富者愈富而贫者愈贫。正如我们前面讨论疫情影响和K形复苏时谈到的，疫情其实是加剧了这个趋势。因此，在我看来，后疫情时代的世界，资金的供应依然将高于需求，利率依然将保持极低水平，决定了之前投资环境的低利率环境还将依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