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经贸政策为何呈现周期性波动？

中美经贸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中美经贸关系经历的以下几个阶段，也展示了政治周期对中美经贸关系产生的不同影响效应：

1986—2001年（老布什和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

2001—2005年（克林顿执政时期）：在美国与世贸组织多个成员国协调下，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2006—2008年（小布什执政时期）：在2008金融危机爆发前，中美贸易额始终保持两位数的增长。

2008—2016年（奥巴马执政时期）：中美贸易摩擦存在，但摩擦激烈程度不高，仅仅是口水战而非实体战。

2016年至今（特朗普执政以来）：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激烈程度暴涨，由贸易口水战到贸易实体战，并扩展到金融战和科技战。


通过对中美经贸关系历史发展的回顾、现状的描述和相关的分析论证，可以揭示美国对华经贸政策决定的均衡机理和影响因素，并对中美经贸关系未来发展变化趋势做出预测。

一、美国对华经贸政策决定的均衡机理、法理流程和突出特征

在三权分立体制的制约下，美国对华经贸政策的决定由立法机构、行政部门、各个利益集团实际影响力来进行均衡决策。但从法理流程视角观察，行政部门在对华贸易政策的决定上有较大的话语权，因为在对外贸易政策实施的具体细节问题上，无需经过立法机构的审批和通过。

行政机构（听从总统指令的贸易代表办公室、相关的专业委员会）均可提出对华贸易政策的具体法案，美国国内的任何合法组织或具有美国公民权的任何个人也可以提出相关的意见和建议；涉及重大问题需由国会讨论表决（其间有听证会和利益集团的院外活动）；总统再决定同意或否决（如否决，需获国会参议院2/3多数票的支持)。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决策机制和决策程序的突出特点体现在以下两点：相当明显的相互制衡关系；不同利益集团对中美经贸关系的明显的影响。

美国国家战略调整也会导致对华贸易政策的明显变化。不同利益集团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会对中美经贸关系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美国的政治周期与经济周期也存在明显的关联度。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存在以下政治经济特征：与“比较优势理论”相悖；未呈现有限资源利用率达到“帕累托最优”目标；存在租金消散现象；政治色彩浓厚（将经济贸易问题政治化）；博弈性质明显。

中美贸易不平衡是中美贸易冲突的主要根源，而导致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如下：大部分的美国劳动密集型生产制造业已转移到低劳动成本的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工业产品是所有国家居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中国生产制造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明显的性价比优势。

但传统的贸易统计法导致业界对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的误解；增值贸易统计法才能客观真实反映中美贸易关系的多元结构。

二、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导向的实际影响因素

贸易政策的动因是国家经济利益最大化；经济利益或福利最大化是一国贸易政策的出发点和终结点；自由贸易最符合利益最大化的基本原则。因此，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导向既受国家核心利益和战略目标的引导，也受不同利益集团的冲击和影响。

贸易保护的主要对象，一般总是那些已经或者正在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随着制造业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制造业在现今欧美大多数国家已丧失了比较优势。在现今的美国，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制造业已经成为丧失了比较优势的“夕阳产业”，因而制造业成为了美国贸易保护的主要对象。

制造业受到国家贸易政策保护的现实，使得人们对美国对外贸易政策与美国制造业行业利益集团的影响力之间产生某种自然的联想。

一个颇为流行的看法是：美国制造行业利益集团通过各种各样的院外活动，对美国的贸易政策施加影响，从而使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朝着保护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方向发展。因为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制造业能为本国公民和居民的就业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契机。换言之，美国对制造业的贸易保护主要是利益集团的院外活动使然。利益集团的院外活动决定着贸易保护的程度。为方便下文的表述，将这种看法定义为“利益集团导向论”。

而另一个与此不同的观点是，在现实中，美国的贸易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的国家核心利益或政府目标所决定的。尤其是当国家的核心利益或政府的基本目标与利益集团的诉求相矛盾时，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不会在国家的对外贸易政策中得到体现。同样，为方便表述，将这种观点概括为“国家利益决定论”。

相关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当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与政府的基本目标相一致时，其利益诉求就能在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反映；而当利益集团的各种利益诉求与国家政策的基本目标并不吻合时，这样的利益诉求就很难体现在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中。

这一结果也表明在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形成和制定过程当中，国家的核心利益和政府的基本目标始终是决定性的影响变量，而利益集团对美国贸易政策的影响则是“边际性的”。换言之，美国对其制造业实施贸易保护的程度并非完全由利益集团的院外活动所决定，这种贸易保护在很大程度上是贸易政策的决策者基于国家的核心利益和政府的基本目标考虑的一种政策选择。

“国家利益决定论”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经验数据的支持。从另一个角度解读，也可以这样理解：美国政府除了在对外贸易政策中一般性地体现其保护现有制造业的就业率和低薪阶层的收入这一基本目标外，并不因为背景各异的行业利益集团的院外活动而对特定的产业施行特别明显的“额外保护”。

推而广之，可以从更一般的角度梳理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生成机理：美国的国家核心利益决定其对外贸易政策的基本性质和方向，但在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形成和决定过程中，利益集团间的互动博弈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方向，从而导致贸易政策对“帕累托”条件的偏离，但这种偏离程度由于国家核心利益的决定性影响而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控制。

三、政治周期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影响

经济周期、政治周期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性。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经济周期和政治周期的左右和影响，从而相应地出现周期性的“波动”。由于经济周期与政治周期并不同步，由经济周期引发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周期性波动”，在一定程度上被由政治周期引发的“周期性波动”所冲击，从而导致两种周期所引发的“波动”相互影响。但是，只要两种周期产生的“驱动力”不相等，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就会出现周期性波动的特征。

经济周期对一国贸易差额的影响路径取决于一国经济的基本类型。在出口导向明显的经济体中，贸易差额随着经济的扩张而改善；而以内需为主要驱动力的经济体中，贸易差额则会随着经济的扩张而恶化。美国经济的增长基本上依赖其国内强大的消费力驱动，因而经济周期对其贸易差额的影响属于后一种情况。

但经济周期对一国进口需求的影响却是统一的，不管是出口导向型经济还是内需驱动型经济，在经济衰退期都会出现消费减少、进口市场萎缩、失业率上升、通货紧缩等情况。因而，经济周期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影响并不是单向的。

而政治周期则是美国政坛的一个较为独特的现象，它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影响更为直接。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周期是指政府更迭所导致的一国内外政策的周期性变化，而美国的政治周期则有更加具体的含义，它是指由每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和每两年一次的国会中期选举所导致的美国内外政策的周期性变化。

政治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同时存在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产生了十分复杂的影响，这种影响也导致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产生某种“规律性”的变化，从而导致中美经贸关系也相应地出现“周期性”波动。

政治周期一般源于政府更迭导致的国家内外政策的周期性变化，但美国的政治周期与其它国家的政治周期有所区别。大选与中期选举同时存在使得美国的政治周期变得更加复杂。美国大选决定“政治大周期”，而中期选举决定“政治小周期”。前者与大选的间隔时间相一致，即每四年为一个政治周期，每四年的大选既是前一个政治周期的结束，同时又是下一个政治周期的开始。而中期选举所产生的“政治小周期”则内含于“政治大周期之中”。

随着美国新经济特征的减退或弱化，经济运行的主周期——朱格拉周期（市场经济存在着9～10年的周期波动）将可能逐渐与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着50～60年一个的周期）融合，传统经济周期的特征将在一定程度上回归，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也将与新一轮的经济周期融合，从而体现出新一轮经济周期的特征。

根据这样的思路，我们大体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 国际范围内的要素流动程度的提高和产业结构调整，将会导致美国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和转移，中美两国在不同贸易领域的比较优势将继续加大而不是缩小；同时由于美国的“夕阳产业”存在退出成本，中美两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贸易领域的贸易摩擦将会在较长时间内呈现出高频率和强烈度的特征。

政治周期对贸易政策的作用机理有别于经济周期。政治周期影响贸易政策源于政治利益的驱动，而经济周期对贸易政策的影响主要来自客观经济规律的支配。

由此可见，政治周期的存在弱化了经济周期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规律性影响。或者反过来说也成立，那就是: 经济周期弱化了政治周期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周期性影响。

由于经济周期与政治周期并不同步，由经济周期引发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周期性波动”，在一定程度上被由政治周期引发的“周期性波动”所冲击，从而导致两种周期所引发的“波动”相互影响，其结果是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波动的“周期性”或“规律性”在总体上被弱化了。但是，只要两种周期产生的“驱动力”不相等，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就会在总体上呈现出有着较强“驱动力”的那种周期所引发的波动特征。

历史地看，由经济周期引发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周期性波动这一特征还是相当明显的；而从近年的情况看，政治周期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影响越来越明显。政治周期通常短于经济周期。如果政治周期刚好内含于经济周期之内(即A∩B=B)，那么政治周期所引发的贸易政策的波动也就同样内含于经济周期所引发的周期性波动之内。如果政治周期与经济周期交叉(两者有大于0但小于B的子集，即A∩B=C，0

充分了解和掌握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周期性波动这一特征及其成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和掌握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发展变化趋势，从而可以制定出具有前瞻性和针对性的对美贸易战略和策略，并可争取在中美经贸摩擦中走出困境。

四、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变化趋势及应对策略

中美间的经济互补性和相互依赖性是两国经贸关系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中美经贸关系仍然会在曲折中发展；美国将特别看重进口对其国内产业的影响，因而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贸易摩擦仍会以较高的频率发生。

由于中美贸易领域的不断扩大以及影响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因素的发展变化的复杂趋势，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具有统一性、多维度性和复杂性等特征。在宏观领域，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表现出明显的统一性，也就是体现出某种共同的原则和精神。而在微观领域，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又表现出多维度性和复杂性。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统一性主要由美国的国家战略决定，而多维度性和复杂性则更多地由不同领域的比较优势、不同的利益集团以及外部制度等因素决定。

美国已经在金融市场、服务贸易和服务产业的市场准入问题上向中国施压。从战略和大局出发，中方可以考虑在这方面消减贸易壁垒并降低准入门槛。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中方将会有更具操作性的法律条文出台，一批违法企业将失去生存空间。随着SA8000认证（社会道德责任标准）的实施和全面普及，从事对美贸易的企业将面临“大洗牌”。

中方应诉反倾销机制和援助机制将逐步完善，将会有更多的涉案企业积极应诉，这有助于削弱美国利用贸易争端仲裁机制向中国提出反倾销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众所周知，全球疫情爆发和美国政治周期变化也会影响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变化动态。

虽然缺乏稳定性是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一个突出特征，但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还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呈现出一种模糊的周期性，在周期的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在应对策略方面，利用可以控制和掌握现有比较优势非常突出的产业或行业，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决定加以牵制和影响，使之朝着有利于双方利益平衡方向发展。

要重视外部制度对贸易政策的约束作用。在某些领域，一国的微观贸易政策可能完全由外部制度外生决定。因此，在对美经贸互动中，充分利用不同层次的外部制度约束，可以最大限度地节省双方的政治经济资源。

另外，中国对美贸易战略需做重大调整，即从量的扩张到产业结构的优化和技术密集度的提高。

概而言之，在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明显变化背景下，全球化逆流剧烈冲击全球经济，各经济体经济战“疫”形势严峻。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中国应依据自身要素禀赋结构特征和发展变化动态，积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努力构建中国经济内外双循环协调互补机制，形成经济发展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