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第一批炒股的人，都一夜暴富了吗？

  电视剧《大时代》里有这么一个镜头：郑少秋饰演的丁蟹望着一泻千里的股市大盘，神色惊恐，又强装镇定，说出那句经典台词：不用怕，是技术调整。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内地开始试运行股票市场。随着国内第一个证券交易柜台在上海静安开张，像丁蟹这样的癫狂在上海滩蔓延开来。

那时还没有装修高大上的证券交易所，也没有每秒自动刷新的股市大屏幕。券商搭了一个又一个简陋的柜台，看上去和菜市场卖肉的没有什么差别。股民们高举着交易委托单，挤破了头地往柜台里冲。

在利益驱使的狂热之下，有的人成就亿万身家，更多的人则竹篮打水一场空。


鲁迅先生有句话说得好：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很令人佩服的，不是勇士谁敢去吃它呢？那么，敢第一个用真金白银冲进股票市场的人，也自然是勇士，而且肯定有点东西。

有中国第一股民之称的杨怀定曾做过一个惊人之举。他来到上海静安证券门市部，简简单单撂下一句话：现在还有多少种股票，多少数量待售的？我全要了！

一句话震惊上海滩。

他的这份霸气并不是出自无知者无畏，而是出于敏锐的投资嗅觉。早在国内股票问世之前，杨怀定就靠投资国债成为百万富翁，人称杨百万。他来炒股，可以说是艺高人胆大。


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在第一批股民里，还另有高人，用哲学指导炒股他就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哲学博士李志林，师从当代著名哲学大师冯契。

平常人想象中的哲学博士，该是饮露餐风，不沾一丝红尘气，与纵横股海的投资大鳄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物种。但李志林却将象牙塔尖上的知识，拿了下来，应用到充满铜臭味儿的地方。

这样风格迥异的跨界，动机非常简单，就一个字，穷。一次，他去香港参加一个哲学界的国际会议，世界各国的知名学者济济一堂。中午休会时，主持人宣布，会议期间午餐一律自理。其它国家的学者从容地离开了会场，但来自中国大陆的他们却在会场门口排起了队，等主办方来发午餐费，因为他们没有钱。

当李志林与那些满头银丝、著作等身的国内哲学界泰斗一起排队，领取那份少得可怜的午餐费时，内心悲怆不已。他们明明满腹经纶，却只能等人救济。这个落差直接摧毁了他自以为是的清高。

于是，李志林一手拿着哲学辩证法这个法宝，一手拿着家里的存款走进了股市。并且，很快便成了上海股市中很有影响的人物。不过，大家尊称他一声大户，不仅仅因为他赚得多，更是因为他用哲学思维和老练的文笔写出的一篇篇股评。


那时的股市，没有分析师，也没有投资经理，只有一个又一个爷叔站在交易所的门口聊天，互相交流经验，这就形成了一个中国特色的街头股市沙龙。其中最大的一个就是广东路上的万国证券黄浦营业部，通宵达旦都有人在聊股票，到了连车都开不动的地步。

在那个没有网络的年代，股民们甚至还会把自己买股票的经验写下来贴在这里，好多人慕名而来，带上笔记本认真抄录，带回家好好研究。在这种情况下，一位哲学博士写的股评自然脱颖而出，成为大佬中的大佬。

他利用自己丰富的文史哲知识去判断股市的走向，懂得从新闻中摘取重要信息，这是当时很多泥腿子股评家远远比不上的。更重要的是，在成为大户之后，他也没有失掉本心，依然在为广大散户说话，还将自己独创的战胜骗线和超限战的看盘选股技巧倾囊相授，让广大韭菜不那么绿了。

现在的李志林，再也不需要在会场门口窘迫地等待别人的搭救，他自己就是会场里最大的大佬。他从哲学系跳到了经管系，做起了华东师范大学企业与经济发展研究所的所长。除了本职的研究工作，他每周都会受邀在全国20多个省市的30多家报刊上发表专栏股评。在中金在线这个网站上，他的股评总阅读量达到了2亿。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你炒过股，那么你一定读到过他的文章。

数十年来，中国股市历经了人人发财的2005，也有过几千万散户资金在刹那间灰飞烟灭的2015。很多人来了，亏了，走了，但李志林还在那里，屹立于股市而不倒，哲学之玄妙高深，诚不欺我也。


不是所有的股民都像杨怀定、李志林一样有足够的投资知识。有的人凭着一腔孤勇，秉着再也不要受穷的信念，冲入股市，生死由天。

李森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出生在典型的工人家庭，下面还有6个弟妹。12岁时，父亲因为偷税漏税被判刑3年，一家人仅靠母亲的40元收入，勉强生存。为了维持生计，每天放学后，他必须做的一件事，就是到菜场里去拣菜皮

如何摆脱贫穷、走出困境成了李森发日思夜想的问题。八十年代，机会终于来了，国内第一个证券交易柜台就在他家的对门开业了。柜台门前天天人山人海，谈论着股票的行情，空气里都似乎充斥了金钱的味道。


就在家门口卖西瓜的李森发忍不住了，悄悄问一个吃着西瓜的股民：侬一天能赚多少钞票?那人回答：几千块吧。这个轻描淡写的语气让李森发目瞪口呆。这么多钱，他得卖多少西瓜才能挣回来？

赚大钱的念头使人疯狂。他马上回到家，将压床底的5万块全部拿了出来，买了当时最红火的小飞乐股票。


都说站在风口上，猪都可以飞起来，这句话用在李森发的身上恰如其分。那个年代，整个股市只有八只股票，都是经过国家精挑细选才能上市，想买到一只赔钱的垃圾股都很难。而且，改革开放的东风吹遍神州大地，这个历史性的巨大利好让股票的价格只有向上，没有朝下。

转眼几个月过去，小飞乐股票的价位整整翻了好几倍。李森发一下子赚了7万多，他立马拆掉了他的西瓜摊，开始专心致志地研究股票。这可能并非冲动使然，毕竟，当年一套北京四合院也才5000多块。

像李森发这样看着别人赚钱眼红，就匆匆跑步进场的投资小白还有很多。他们也许根本弄不清楚股票运作的原理，但当看到交易所门口排起长队，也忍不住加入进去。

老股民老王还记得，当年他听说股票能赚钱，赶忙跑到静安区排队。交钱的时候，他被后面汹涌的人群紧紧挤在柜台上，胸口后来疼了一个星期。


随着股市发展得越来越成熟，炒股变成了一种技术活儿，而不是挤来挤去的体力活儿。投资小白越来越难从中获利，初中毕业的李森发对此深有感触：

过去的股市，齐涨共跌，好做得很，而如今的股市，却越来越让人看不懂。那些庄家的手法越来越诡秘，简直让人无所适从。如何从报纸上分析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如何透过企业财务报表上的蛛丝马迹判别一个企业的业绩优劣，真是让人伤透脑筋。

既然看不懂，玩不转，不如直接退出江湖，落袋为安。毕竟股票这种危险的游戏，小白能玩一时，但很难玩一世。


但能从股市全身而退的人，实在是太少太少。股民们都知道一句话：赢的人想赢得更多，死的人想翻本，所以全部逃不脱。

老股民杨卫国的故事最令人唏嘘。他和杨怀定一样，也有着投资的天分，早年卖国库券和外币，后来倒腾邮票钱币。于是，顺理成章地，上海股市一开门，他就第一个进场了。

前面几年，他如鱼得水。1994年是他的巅峰，他的总身价达到了3000万。那时候，静安区的房子也才只要十来万，他可以买上几百套丢着玩。但杨卫国不满足。这3000万来得太容易了，就像小孩子吹泡泡，不费吹灰之力，而且想要越吹越大。他想要成为亿万富翁。

不久，期货市场也开张了。杨卫国听说做期货赚钱更容易。于是，他调转枪头，进入了期货市场，买下了319国债。不幸的是，中国证券界赫赫有名的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决定做空这只期货，而杨卫国以148元的价格买多。双方用真金白银斗法，中经开往下压价，杨卫国再买；中经开一路打压，杨卫国死不悔改，一路买多。

就这样，在短短一个月里，价格下跌8元，滑到了140元，杨卫国的3000万输得一干二净，成了个彻底的穷光蛋。而这场声势浩大的319事件直接让中国证监会宣布暂停国债期货网交易。

平时，杨卫国并不是一个大手大脚的人。即使在有了3000万身价后，他也是每天骑辆破自行车来交易所报到。

中午吃饭的时候，他也总是一碗咸菜面就打发了。有股民嘲笑他：赚这么多钱，怎么还吃这个？

他的回答很有觉悟：吃好的有什么意思，拉出来还不都是屎？也许，对他来说，奢靡的生活并没有什么乐趣，但在浮浮沉沉的股海上乘风破浪，反而更刺激，更上头。

对他这样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的人来说，一个月输掉3000万，彻底击溃了他的心理防线他疯了。现在的他身无分文，妻离子散，精神失常。常常有人能在静安区的公园里看到他，破衣烂衫，蓬头垢面，自言自语，像是《天龙八部》结局时的慕容复。

从身价3000万的上海滩大鳄，到疯疯癫癫的公园流浪汉，见证了这一切的上海又多了一个让人无尽唏嘘的都市传说。

红红绿绿的股市，能让人圆梦，也能送人上路。有老股民回忆当年交易所大户室里的场景：每过一段时间，大家就会发现谁谁谁不见了。一去打听才知道，有爆仓跳楼的，也有消失躲债的。很多人前一天是一夜暴富的赢家，后一天便是血本无归的输家。

用这位老股民的话来说：这里就是赤裸裸的绞肉机。

尽管如此，像杨怀定、李志林、李森发这样一夜暴富的故事还是传遍了上海滩。上海顿时变成了魔都，为股票疯魔的魔。

在各大交易所门口，天天都是人山人海。穿着红马甲的是交易员，不穿的就是股民。人人都觉得，只要自己能挤到红马甲身旁，递给他委托单，就能发财。

他们挤来挤去，心情随股票价格跌宕起伏，命运交给上天随机定夺。

可最终发了大财的并不是付出了一切的股民，而是每天中午蹲在那里卖盒饭的摊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