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氢弹研制工作进入最后紧要阶段的时候,那场殃及全国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钱三强、王淦昌、周光召等一大批从事核武器研制的科学家受到冲击。我们也不能幸免,在医学院我被批斗,邓稼先也是写不完的检查,家门上被人甩了一摊又一摊散发着尿臭黑乎乎的煤泥。更令邓稼先伤心欲绝的是他最敬重也是从小到大最疼爱他的三姐,因爱人被打成特务,不堪忍受而在自家厨房里“意外身亡”。邓稼先欲哭无泪,每天只是默默地进门出门,埋头工作。现在回想起来,他当时不是不想说而是不敢说啊,在那个“风刀霜剑严相逼”的年代里,稍有言差语错,就会召来杀身之祸,对于邓稼先自己还有更深层的考虑,因为他深知自己对于家庭乃至对于国家的价值.他不能因为自己言语上的“不慎”给国家的核武器研制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当时他想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如何尽快实现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要抢在法国人之前,把氢弹搞出来!”那时两派争斗非常厉害,因此给工作协调衔接上造成极大困难。比如上机计算就困难重重。当时的计算机是电子管的,有一间屋子那么大,从预热起动到能正常工作需要24个小时,所以一开机就不能停,就是空转一天也得几百度电,相当一个人一个月的工资(这在当时是很昂贵的)。可两派打架往往这派下班了,可另一派却不来接班。只能半夜三更给邓稼先打电话:老邓,那派的人不来,机器要不停车,要不空转。每当这时,邓稼先总是披衣下床跑出家门,到该接班的同志处,站在门外苦口婆心地劝说,要以大局为重,早日实现周总理的指示……这样才会有人顶上,他们经常讲,我们是冲着老邓面子才去的!正因为有了像邓稼先等一大批身处逆境但仍以身许国的科学家们的努力和全国众多单位的齐心协力,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最初这颗氢弹的设计代号为1100,自重1吨,爆炸当量100万吨TNT,但实际上爆炸当量达到330万吨,大大超过原来的设想。我国氢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传到法国,当时的法国总统戴高乐把负责氢弹试验的有关人员叫到了爱丽舍宫,狠狠地训斥了一通。
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并没有解脱邓稼先他们头上莫须有的罪名,1971年他和于敏、钱晋、胡思得和其他几位两弹元勋被集中到青海221基地办学习班,罪名是他们在小型试验中,在技术上没有测得预定指标的中子(后来证明是测试技术有误),随之而来的则是无休止地批判,无限制地上纲上线。那些造反派为了给这些人罗织罪名,竟到了荒唐可笑的地步,他们声言:会英文的就是英美特务,会俄文的就是苏修特务……邓稼先精通英、德、俄三国语言,是哪国特务?王淦昌会六国语言又是什么呢?批斗越来越激烈,著名高能炸药专家钱晋被折磨致死,邓稼先的处境非常险恶。也许是苍天有眼,1971年夏天杨振宁第一次回国探亲救了邓稼先,当杨先生一下飞机,有关方面请求他填写要在国内会见什么人时,杨振宁写的第一个人就是邓稼先。周总理闻讯立即召回了邓稼先,使他脱离了造反派的魔掌。当邓稼先回到家时,样子太可怕了,蓬头垢面,一身旧灰布制服,脚上穿着一双沾满尘土的旧解放鞋。
——2006年第6期《兵器知识》文章（节选）：至今热血犹殷红 口述/许鹿希 教授（“两弹元勋”邓稼先之妻） 文字整理/本刊记者 林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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