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过年给人的气氛总是喜气洋洋的。所谓“去旧迎新”、“一元复始”、 “三阳开泰”，人们对新年总是充满了希望。而庆祝新年最普遍的方法就是用丰盛的食物来犒赏自己和招待来访的亲朋戚友。但是不巧逢上战乱、灾荒等非常时期，因为食物的匮乏，这年就过得让人“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
一九五九、一九六〇、一九六一这三年是被称作“三年自然灾害”的非常时期。在那段时期全国饿死了好几千万人。即使在我们家乡，号称江南鱼米之乡的福地也同样有人饿死。不过，相比于农村户口的农民，我们城镇户口的居民还是算幸运的。因为我们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虽吃不饱，很多人因为营养不良还得了浮肿病，但一般还不致饿死。那个时候，经过长年累月的饥饿，人人都像是“饿死鬼投胎”似的，浑身的感觉就是一个字：“饿”！饿到什么程度？比如我自己，一个只有十二三岁的少年，有一次竟然一口气连吃了八大碗稀饭，将全家第二天的早餐全部吃光。我有一个朋友比我还小几岁，他说有一次也一下子吃了五大碗南瓜。又如我太太，她对我说那时她感觉从来没有吃饱过。一天有个同学从家里偷了一只糠塌饼（用米糠即麸皮做的饼）到学校，许多同学就追着她讨来吃。我太太也追，不小心跌了一跤，不知怎的把舌头也咬断，到医院缝了几针才接上。这真堪称是一个带泪的笑话！因为饥饿的逼迫，人的尊严退让了。我曾親眼看见一个外地逃荒来的青年在饭店外的臭水沟里捞一块菜皮吃。也因为饥饿的引诱，有人就此堕落，甚至丧尽了天良。那时我的二姐在杭州浙江大学读书，寒假回来说她们学校附近的玉泉山上最近抓到一个坏人，专骗小孩到山上杀了煮来吃。当地已经有好几个小孩失踪，公安人员早就暗中在查。那天见到山上有烟从树丛中冒出来，过去一看，那人正在一口锅里煮小孩呢！数十年后我又知道，当时全国不少地方，如安徽，河南，四川、甘肃等地都发生过人吃人的惨事。那时候，我们城镇居民除了国家定量供应的米、麵、油外，副食品诸如鱼，肉，豆制品等数量都极少。蔬菜的供应也不多。所以用酱油拌饭，用油炒盐拌粥，是几乎人人都经历过的日子。那时的食品店，除了有数量极少凭证供应的食品外，整个店堂里空空如也。玻璃柜内即使摆了几只水果罐头，那也是只看不卖的陈列品。因为吃不饱，人们就要千方百计地寻找各种能吃的东西。那时我三个妹妹每天小学放学后都要去镇外乡下挖野菜。母亲把挖来的野菜洗净后混在米里一起煮食，以此增加一些饭的份量。
在这样的情形下过年，最牵动人们心思的是什么呢？首先是盼着政府多供应一些鱼、肉、蛋等副食品，还有就是盼着食品商店也能供应一些“年货”。政府“春节特供”的肉、鱼、蛋是根据家庭人口数供应的，有一定之量，早在春节前一星期左右就公布了，想多买一两也不可能。倒是食品商店的“春节特供”，只要碰得巧就能买到。所以那几年春节前后的几天里，每天天不亮就会有人在食品商店门前排队等开门。我家住的是老式楼房，二楼临街一边不是砖墙而只是薄薄的一层木板，晚上有人楼下走过，那脚步声就如在你床头走过一样。碰巧隔壁就是一家供销合作社，所以那些天不亮就来我们楼下排队的人，讲话声、跺脚声、擤鼻涕声、乃至抽烟擦火柴声，我们都是声声入耳。于是我们姐弟几个也睡不着了，赶紧起身一起去排队。排队买什么呢？很多人都不知道，排队只是碰碰运气，心想反正只要有东西卖，不管买到什么都是好的。当然也有一些人是听到小道消息才来排队的，说明天商店会有什么什么东西卖。这些消息大多很正确。之所以正确因为消息就出自在商店工作的人，明天要供应的东西他们要预先称量包装好，这样才不致临时手忙脚乱。但也有时消息会落空。落空的原因大多是商店的主管或商业部门的领导不高兴“情报”外泄，于是故弄玄虚，将准备好的东西推迟一、二天卖；又或者早上人们排队时不卖，到下午二、三点钟没人排队时才突然出售。其实是故意捉弄人。春节前后一般是冬季最寒冷的时候，人们天不亮排队，在瑟瑟寒风中排队几个小时，好不容易等到商店开门，却被一声“今天没东西供应”就把大家打发了。但怨谁呢？商店没有说今天一定有东西供应，没有叫你来排队，因此只能怨自己运气不好。可是今天运气好，又能买到多少东西呢？说来可怜，大多是每人五分钱一包的金针菜，或者八分钱一包的木耳，大概也就是一两，二两的份量吧。即使这样，能买到很多人已经是欢天喜地了，毕竟那是一个有钱也买不到食品的岁月啊！其实，副食品匮乏，在整个六十年代都是如此。因此，见人排队自己也排队的现象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时期还有。那时报纸上年年说“形势大好”，“经济繁荣，市场稳定”，全然是自欺欺人的鬼话。
那时为了吃的问题不讲亲情的家庭不在少数，夫妻父子母女都会分开煮饭做菜，为则为就为了那少得可怜的国家定量保证都吃在自己肚子里，不吃亏。一家人常常为了“我的米怎么好象少了一点”，“你油瓶里的油怎么比我的多，是不是趁我不在揩了我的油”？还有为了争煮饭用炉子谁先谁后之类事吵得一塌糊涂。我家幸赖有母亲主持家政，没有闹出这样的笑话，是一起煮了由母亲公平分食。每人一只大碗装饭或粥，另用一只小盆子装菜，分好后让我们小孩先挑，母亲总是拿最后剩下的。在这种情况下过年，即吃一年中最重要的那餐“年夜饭”怎么吃？一九六二年的春节我在江西，家中的年是怎么过的我不知道，但一九六〇年或六一年的年是怎么过的我还记得。那一年春节的特别供应是每人二两肉，每户大户（五人以上）一斤蛋，小户半斤，鱼也是这样。其他就没有什么了。母亲将肉和蛋留出少许做了一只肉蛋饺，加上大白菜做成一只菜，其余的就放在一起烧了红烧肉和肉里蛋。一斤鱼买了两条小带鱼，烧了红烧带鱼。因为是吃年夜饭，讲究合家团圆，所以这一年年夜饭母亲说大家坐在一起吃，不分菜了。但母亲事先叮嘱大家：红烧肉每人祗能吃一块，肉里蛋也每人祗可吃一个。我们姐弟几个虽然还小，但也明白这都是按着人头切的肉，煮的蛋，谁要多吃一个，就会有人吃不到。同时也明白：今天因为是过年，所以才会有一块红烧肉、一只肉里蛋吃。这点食品来之不易啊！因此大家都没有说话，静静地吃自己应该吃的那份饭、那份菜。除了肉和蛋，其他的几样菜虽然没有分，但大家筷子上好像也有一种默契，每一样菜，都要每人都轮着挟过一筷，如还有多余，才敢去挟第二筷。这样的年夜饭当然吃得沉闷，因此不到十分钟就结束了。那顿年夜饭离现在已差不多有五十年了，但我至今还依稀记得笼罩在饭桌上的那种沉重、肃穆、还有点儿凄惨的气氛，全然没有过年应有的欢乐。
说到这里，我还想顺便说一件也发生在那时的怪事。中共自执政以后，大约从一九五三、五四年起就开始有计划地打击各类宗教活动。在我们家乡，各教堂，寺庙先后被捣毁、封闭，以后又都被改成粮仓什么的。不过对民间的祭祀虽反对，说这是迷信，但查禁还不算严。因此我母亲几乎年年都要偷偷地举行几次。一九五八、五九这两年正当“大跃进”的高潮查得厉害些，我母亲也设法举行了一、二次。接着因为大饥荒来临，实在没有食物可作贡品，祭祀就没有举行。到一九六二年“冬至”时，因为已有两三年没有举行过祭祀了，母亲早就思量着今年无论如何也要过一次冬至节了。虽然，民间有“冬至大过年”的说法，但冬至不是春节，政府没有特别供应的副食品，因此贡品仍是大问题。怎么办呢？刚好那年政府开始允许海外华侨寄食品回国，母亲就开了一罐父亲从香港寄来的红烧扣肉，和二样蔬菜聊以充数，在冬至那天下午偷偷进行了一次祭祀。不料当天晚上，在我们刚睡下不久，底楼就“嘭、嘭、嘭”地发出很响的声音，就像是有人用木棒猛击桌子，或者是猛敲楼梯，吓得我们姐弟几个连大气也不敢出。那时我外婆住在我家，外婆就起身叫了我和四姐一起下楼察看。楼下本有电灯，这时候拉线开关却怎么也拉不亮灯。于是我们回到楼上点了煤油灯再下去看，却什么异样也没有发现。后来在分隔底楼前后的腰门背后找到一支木棒，是过去土布机上用的，我们拿它试着敲桌子、楼梯，声音竟然一模一样。我们问外婆这声音是什么造成的，外婆说可能是你祖母吃得不高兴在发脾气。我的祖母在我出生前就已去世，以前曾几次听母亲说起过祖母活着的时候脾气很大。此后这样的敲击声又连续发生了几晚。最后母亲忍不住了，一次在敲击声音响过以后，母亲起身对着楼下大声说：“你们不要不知足。你们去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人都要饿死了！你们还想要怎么样？”说也奇怪，母亲这次说过后，这种吓人的声音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或许有人看到这里会嗤之以鼻，说这是“迷信”，“大白天说鬼话”。对此我不想争辩。鬼神之事信之者说有，不信者说无，历来没有定论，也无法定论。连孔夫子也说不清，故而只能避谈。我在此也仅是说出一件我亲身经历的怪事而已，并没有特别的意图，或想将某种观念强加於任何人。
写于2009年春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