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大派的形成和武斗

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中间的又有偏左或偏右，真正的“中”只是一个原点。所以，粗略地看起来，还是两大派。

本来这种奉旨造反应该是只有一派的，但是，这一次大革命有些例外。开始是革命的重点没有搞清楚，以为又是打打地富反坏右死老虎。后来才知道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就产生了认知上、感情上的差别。

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毛主席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经历过三反五反、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合作化、反右斗争、大跃进、反右倾、四清，人民已经被各式各样的运动培养训练得很成熟了。对于政治运动，当然是只能积极参与的，这是政治态度问题。

“奉旨造反”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奉旨就不能造反，而造反就是不奉旨。要造党内走资派的反，那对于一再强调的坚持党的领导这一理论是一种非逻辑的颠覆。虽然所有人都自称造反派，但是一种就是坚信原教旨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另一种则接受新形势下的阶级斗争理论。

这说得太复杂，其实呢，一派就是自以为的天然的既得利益者，一派就是企图通过效忠改变这种既定格局者。再粗一点从人员上说，前一派就是自来红的三字兵和红五类出身的工人、农民、干部为主，后一派则构成比较复杂，当然，其中也不乏红五类。为了叙述上的方便，不妨把他们分别称之为保守派和造反派。这里不全是为了叙述上的方便，事实上也是有一些区别，保守派虽然口号也是和造反派一样，但是行动上以保地方党委为己任。

两大派的形成，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上海的一月革命。上海的一月革命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特例。1967年1月，王洪文的工总司造反派夺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这个特例对全国是一个误导，各地的造反派纷纷摩拳擦掌准备夺权或者开始夺权。而保守派是以当然的天生革命者自居的，当然心理不平衡。

军队三支两军，“二月逆流”则通过至今无人知晓的管道传达了信息，各地的造反派组织纷纷被军管会以“反动组织”的罪名予以取缔。这个取缔是有非常明确一致的指向的，保守派拍手称快。

1967年4月6日，《军委十条》以后，被捕的造反派首脑才无罪获释。

在两大派中，造反派的人气显然高于保守派。因为十七年积累的矛盾，人们希望看到大小当权派倒霉，叹一声，你们也有今日。于是对伟大领袖感激涕零，甚至延续至今。

每每一个组织都是好几万人或者好几十万人，一旦被判定为反动组织，那牵涉到的就是子子孙孙无穷匮也。于是为了生存，造反派进京告状申冤，中央文革则表示支持；于是保守派也进京告状申冤，中央文革也表示支持。

这里中央文革始终摸棱两可，他们不需要，也无从判定哪一个才是革命组织。每一个组织不管是受到支持还是不支持，都必须撑到最后摊牌。这倒不仅仅是革命后期谁来摘桃子的问题，而是骑虎难下，悔之已晚，事情关系到今后如何活着了。

事实上，文革革到1967年2月，军队已经介入了，说不介入是假的。军队也吃不准这个革命到底怎么革，于是有的支持保守派，有的支持造反派，一切都是凭自己的判断以及对于将来的预测来决定。这样，两派的分歧越来越大，文攻武卫，小规模的摩擦冲突不断。

到了1967年7、8月，双方都得到了军火武装，武斗就升级成真枪实弹了，打得有声有色、煞是激烈。所谓抢枪，其实是不需要抢的。大规模武斗一直到1968年3、4月份才渐渐平息，有的地方则延续到1969年甚至更晚。死的人到现在还没有活过来。

而从最后的结果来看，革命委员会成立，保守派得分较多，因为虽然“资产阶级就在党内”，但是“无产阶级”也在党内。革命委员会中的大部分成员就是原来的各级领导，三结合重新获得权力，他们和保守派在心理上甚至血缘上是一致的。

而后来，不管是保守派还是造反派，大都遭到了秋后算账被逐出权力机构，幸存下来的少之又少。

一切又归于平静了，一场鏖战尘埃落定，不知道到底为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