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有，一切皆有可能。但是不敢，代价太大。蝼蚁尚且贪生，对于一般爱惜生命、希望活着的草民蝼蚁来说，积极“参加”革命就是别无选择的选择。
经历过三反五反、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合作化、反右斗争、大跃进、拔白旗、反右倾、四清，尤其是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这把恐怖之剑悬在每一个人头上，人人自危。每一个人已经训练烂熟，文革来临，当然知道应该如何积极响应号召、参与政治运动。
巴甫洛夫的狗都能对电击做出反射，何况如此聪明、如此软弱，如此善于迎合的人呢？
但是，文革还是遭遇了人们天性和习惯的阻力，革命不是生活的必须，也和脆弱的普世价值观相冲突。毕竟，造反、抄家、打人、斗校长、飞机式、戴高帽、以及杀人这些事情虽然曾经在湖南被嘉许为好得很，但是，总归还是违背人的天性伦理的，是非常态的。
这就是为什么要全国大串联的必需，也是为什么主流纸媒要一再发表社论蛊惑煽动的原因，也或者是最最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之所以八次接见红卫兵的理由。
比起现在聪明伶俐的一些人来，比如一夜之间突然去杯葛家乐福的爱国者，那时候的人训练得还不够机敏，还不够鉴貌辨色、心领神会。
当时最有鼓动力量的口号是，革命的站起来，不革命的滚蛋。也就是，要么革命，要么被革命。没有一个人愿意承认自己不革命，不革命就只能是被革命，就是反革命，没有中间道路。而且，谁愿意像一只坏蛋蛋一样滚来滚去呢。
当然，如果反过来，校长书记甚至老师斗学生会不会客气一点呢，似乎也不会的。在运动开始时，每个学校的书记、校长、老师也确实对本校第一个贴出“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学生喜出望外，认为引蛇出洞抓到了游鱼，找到了活靶子。
他们甚至迫不及待急于再演一次反右斗争，表现自己的机会又一次来到了面前。总算又来了，甚至可以听见他们磨牙切齿咽唾沫的声音，同时自己也在怕得瑟瑟发抖。唉，可怜的国人。
学生就是他们多年教出来的衣钵传人，革命实践了教育者多年来传授的革命论语，有些请君入瓮的幽默。
当然，校长书记老师们也只敢只能这样教，不然就不是校长书记老师，是右派。
顺便说一下，最初的串联并不是全国各地学生挤在火车里密不通风地往北京跑，还不是北京欢迎您。而是北京的学生去外地煽风点火，以至被当地政府抓起来的事情屡有发生。
后来的大串联则是学生们全国各地撒腿瞎跑，其实就是免费旅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