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中国人民生活水平
随着彭真、吴晗败下阵来及北京市委的解体，这才拉开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序幕，胜负仍然难料，首先就是围绕工作组的问题展开
五一六通知中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但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己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成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去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
问题已经很明显了，那么这把火该会从何处烧起？
北京大学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在校党委书记陆平领导下进行，是得到彭真支持的，在此运动中，陆平伤害了不少人，如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人，所以，与陆平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所以，五一六通知前一天，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高云鹏、李醒尘、赵大中的”<<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竞干些什么>>”的大字报在北京大学大饭厅外贴出，但在党委的授意及组织之下，聂元梓被戴上邓拓帮凶，党的叛徒，大坏蛋，阴谋家的帽子批斗。
康生看到此种情况，便偷偷把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底稿，直接转给了正在杭州视察的毛泽东，同时，陈伯达代表中央于五月三十一日亲临人民日报社并改组了报社，撤销吴冷西职务。
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并引用了林彪的一句话指出，一个势如暴风骤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已在我国兴起。
就在这一天，毛泽东下令向全国向全世界公布聂元梓的大字报。仅几天，全国千千万万封声援聂元梓的信件电报雪片似从四面八方飞进北京大学，六月三日，中央改组北京市委并公布新市委改组北大党委的决定，撤销陆平和彭佩云的一切职务并由张承先负责，同时，刘少奇、邓小平面对如此突如其来的局面举棋不定，忙飞杭州向毛泽东汇报，请求毛泽东返京主持工作。毛主席表示暂不返京，要刘少奇邓小平相机处理。
刘少奇回京后忙召集有各部委负责人参加的会议，提出派工作组，好好控制运动。并制定中央八条。六月十三日，刘少奇批转中南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和批转”中共西北局部署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时指出：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革命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高中应届毕业生，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斗和戴帽。
一九六六年六月，人民日报发表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的社论。月底，刘少奇在召见北大附一中工作组及文革委员会成员说：敌人出洞了，这个蛇出洞了，你们消灭他就容易了，要把这张大字报讨论好再斗争。
八月一日到十二日，在北京召开了八届十一次全会，会上刘少奇和毛泽东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八月五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大院内贴出了<<炮打司令部一我的一张大字报>>。八月八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十六条，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至此，轰轰烈烈的运动就全面展开。
那么，文化大革命是反毛分子所说的浩劫吗？浩劫又是什么样的灾难？古代的庞贝古城倾覆是不是浩劫？一九七六年的唐山大地震是不是浩劫？二十一世纪初的印尼大海啸是不是浩劫？上世纪日本在南京的大屠杀是不是浩劫？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清洗是不是浩劫？日本广岛、长崎遭受美国原子弹袭击是不是浩劫？——-如果这些是劫难，那文化大革命也如同这些浩劫一样？在这里先看一看六九年九大后的发展吧
在“文革”10多年间，人民生活水平究竟是下降了还是继续提高了呢？
其实，事情很简单，任何人都可以拿“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与“文革”前的1965年相比，生活状况究竟是好起来了还是更差了？这个问题对每一个正直的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
根据国家统计部门公布的数字，1979年粮食总产量达6642.3亿斤，比?1965年的?3890.5亿斤增长?71%，全国人均占有粮食684斤，超过了历史上最高水平。
诚然，从统计数字来看，“文革”时期城乡居民的货币收入并不高，增幅也不大，但实际情况却不是统计数字所能完全说明的。这里有三个问题必须看到：
1当时实行的是计划供应制度，城乡对职工、社员的分配含有很大实物供给的成份，有许多项目是不计价的，或者计价很低，而且公共福利、救济的成份很大。因此说用货币价值表现的增长数字远远不能反映出当时的真实情况。例如：很多单位对职工的住房、水电是不收费的，或者收费很低；农村生产队分给社员的蔬菜、果瓜、秧苗、柴草等往往就是按“堆”估，每堆就只算1角钱，有的不计价、不进入决算。就是当时的粮、棉、油等基本生活用品也是计划供给，价格很低，远远不能反映其真实的价值。
2农村社员的收入过去的统计数字只反映的是从生产队集体分配的部分，而对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收入是不计在内的，而这部分在社员家庭收入中的比重并不是很小，一般要占在30%—40%之间。
3 对于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只从职工人均工资多少也是不能完全说明的，还必须考虑其就业多少以及公共福利和救济等多种因素。
比如职工住房基本不要钱，看病不要钱，小孩上学全国都是小学到高中学费很少，而大中专学校不但不要钱，还有生活费发。
而生活支出以蛋为例，一元钱是可以买到十六七个蛋。还绝对是无害的，更不是现在这些害人的苏丹红蛋。
因此，从全面综合情况看，六、七十年代城乡居民实际生活水平及其提高速度要大大超过统计结果。这里仅从以下几点说明：
“文革”期间虽然职工十年没有增加工资，但那时国家采取广泛就业的方针。由于当时全国工业、交通等事业发展很快，新建企业很多，因而增加的新职工特别多。1966年到1977年全民。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共新增3915万人（有一半左右是从农民中招收）。到?1978年，仅“三线”地区，职工人数就由?1965年的?325.65万增加到1129.5万，是原来的3.47倍。全国职工人数则达到近1亿人，比1966年增长70%。“文革”前入校的大中专生（“老五届”）一百多万人在1968年后全部分配，还有全部退伍军人、部分城市青年等都安排了工作。 1977—1979年全国就安置就业人口达750万人。这种就业速度大大超过了八、九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时期。由于就业人数大量增加，这就意味着有大量的家庭收入增加了。“文革”刚结束，1977年10月即给全国60%多的职工增加了工资，成为建国以来增加工资总额和人数最多的一次。这难道不是六、七十年代所积累的财富吗？而且这都是铁饭碗！
“文革”期间，全国对“大串连”的红卫兵实行“吃饭不要钱”。红卫兵到了哪里，如果没有钱和粮票，在当地接待站打个条子就可以吃饭、住宿。这也说明当时的吃饭问题已不是困难的事情。“文革”期间，虽然在政治思想上大批“三自一包”、“资本主义”，但这决不意味着国家从政策上取消了自由市场、家庭经营之类。相反，城乡的集市贸易、农贸市场等形式的自由市场始终存在。包括全国的大城市几乎都有其划定的以经销农产品和轻工业品为主的自由市场区。尤其是在70年代后期，这种自由贸易逐渐发展。
1978年全国仅农村集市就达36000个，与1965年相当。农村自从60年代初贯彻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60条》）以来，社员的自留地、家庭副业、家庭饲养等到1965年之后经营已十分稳定，在整个“文革”中除了个别地方外都没有改变。社员的自留地、小片开荒因地区不同每人面积在二、三分以上不等，产品完全归家庭所有，并且不交税。这对社员家庭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生活补充。 尤其是到了70年代，社员的自留地经营普遍很好，家庭副业和家庭饲养也大有发展。其产品除部分自用外，有些就拿到城乡自由市场去出售，这大大补充和丰富了城乡居民的生活。
有些人讲人民公社时期农民的收入，只讲从集体分配的部分，而不讲自留地、家庭副业等方面的收入，似乎是把当时的增长数字贬得越低越好，然而事实岂能掩盖得住呢！
在“文革”时期，非农业人口的主要生活品，如面粉、肉、油、糖等虽然凭票供应，但是对于一般的家庭来说基本上过得去，有少量不足的部分可以到自由市场上去购买。自由市场上的商品比国家供应的价格虽然贵一些，例如，大米每斤在七分到九分之间，八O年后涨到一角多，肉每斤在0.7元左右，鱼0.25到0.30元一斤，甲鱼少有人吃一般0.7到0.9元一斤，鸡鸭蛋每斤在四至六角之间，这对普通家庭来说都能买得起。每人每月供油半斤，那时大豆油、花生油、糠油是没人吃，一般买茶油或菜油，到了70年代后期， 那时的双职工或三职工生活是相当好的，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双职工收入很高 。
由于全国农产品和畜牧、水产品产量逐渐增加，城乡粮食和副食品供应也逐渐丰富，市民已明显感到生活有宽余。大多数家庭都有些积蓄的粮票和粮本购粮计划，户存上千斤的不在少数。有人每讲计划经济时期就是“吃不饱饭”，其实那只是“三年困难”时期的情况，而决不符合整个六、七十年的生活实际。
当然，从某些城市下乡知青的体验中，农村生活始终是艰苦，这说明城市生活比农村好得多。但下乡的知青现在从政的不少，下乡之中，虽然生活苦些，但对人生的体悟及磨练上得益不少。凡经过此经历的人是不会否定此收获的。
在当时农村，有些农民吃的是黑窝窝头，喝的是瓜菜粥，就的是腌菜，而很少情况下吃炒菜和肉，然而他们不知道这已经是解放前中农的生活水平了。在旧社会就是一般地主，也不会常年吃上白馍和肉菜。
随着彭真、吴晗败下阵来及北京市委的解体，这才拉开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序幕，胜负仍然难料，首先就是围绕工作组的问题展开
五一六通知中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但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己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成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去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
问题已经很明显了，那么这把火该会从何处烧起？
北京大学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在校党委书记陆平领导下进行，是得到彭真支持的，在此运动中，陆平伤害了不少人，如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人，所以，与陆平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所以，五一六通知前一天，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高云鹏、李醒尘、赵大中的”<<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竞干些什么>>”的大字报在北京大学大饭厅外贴出，但在党委的授意及组织之下，聂元梓被戴上邓拓帮凶，党的叛徒，大坏蛋，阴谋家的帽子批斗。
康生看到此种情况，便偷偷把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底稿，直接转给了正在杭州视察的毛泽东，同时，陈伯达代表中央于五月三十一日亲临人民日报社并改组了报社，撤销吴冷西职务。
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并引用了林彪的一句话指出，一个势如暴风骤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已在我国兴起。
就在这一天，毛泽东下令向全国向全世界公布聂元梓的大字报。仅几天，全国千千万万封声援聂元梓的信件电报雪片似从四面八方飞进北京大学，六月三日，中央改组北京市委并公布新市委改组北大党委的决定，撤销陆平和彭佩云的一切职务并由张承先负责，同时，刘少奇、邓小平面对如此突如其来的局面举棋不定，忙飞杭州向毛泽东汇报，请求毛泽东返京主持工作。毛主席表示暂不返京，要刘少奇邓小平相机处理。
刘少奇回京后忙召集有各部委负责人参加的会议，提出派工作组，好好控制运动。并制定中央八条。六月十三日，刘少奇批转中南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和批转”中共西北局部署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时指出：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革命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高中应届毕业生，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斗和戴帽。
一九六六年六月，人民日报发表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的社论。月底，刘少奇在召见北大附一中工作组及文革委员会成员说：敌人出洞了，这个蛇出洞了，你们消灭他就容易了，要把这张大字报讨论好再斗争。
八月一日到十二日，在北京召开了八届十一次全会，会上刘少奇和毛泽东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八月五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大院内贴出了<<炮打司令部一我的一张大字报>>。八月八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十六条，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至此，轰轰烈烈的运动就全面展开。
那么，文化大革命是反毛分子所说的浩劫吗？浩劫又是什么样的灾难？古代的庞贝古城倾覆是不是浩劫？一九七六年的唐山大地震是不是浩劫？二十一世纪初的印尼大海啸是不是浩劫？上世纪日本在南京的大屠杀是不是浩劫？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清洗是不是浩劫？日本广岛、长崎遭受美国原子弹袭击是不是浩劫？——-如果这些是劫难，那文化大革命也如同这些浩劫一样？在这里先看一看六九年九大后的发展吧
在“文革”10多年间，人民生活水平究竟是下降了还是继续提高了呢？
其实，事情很简单，任何人都可以拿“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与“文革”前的1965年相比，生活状况究竟是好起来了还是更差了？这个问题对每一个正直的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
根据国家统计部门公布的数字，1979年粮食总产量达6642.3亿斤，比?1965年的?3890.5亿斤增长?71%，全国人均占有粮食684斤，超过了历史上最高水平。
诚然，从统计数字来看，“文革”时期城乡居民的货币收入并不高，增幅也不大，但实际情况却不是统计数字所能完全说明的。这里有三个问题必须看到：
1当时实行的是计划供应制度，城乡对职工、社员的分配含有很大实物供给的成份，有许多项目是不计价的，或者计价很低，而且公共福利、救济的成份很大。因此说用货币价值表现的增长数字远远不能反映出当时的真实情况。例如：很多单位对职工的住房、水电是不收费的，或者收费很低；农村生产队分给社员的蔬菜、果瓜、秧苗、柴草等往往就是按“堆”估，每堆就只算1角钱，有的不计价、不进入决算。就是当时的粮、棉、油等基本生活用品也是计划供给，价格很低，远远不能反映其真实的价值。
2农村社员的收入过去的统计数字只反映的是从生产队集体分配的部分，而对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收入是不计在内的，而这部分在社员家庭收入中的比重并不是很小，一般要占在30%—40%之间。
3 对于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只从职工人均工资多少也是不能完全说明的，还必须考虑其就业多少以及公共福利和救济等多种因素。
比如职工住房基本不要钱，看病不要钱，小孩上学全国都是小学到高中学费很少，而大中专学校不但不要钱，还有生活费发。
而生活支出以蛋为例，一元钱是可以买到十六七个蛋。还绝对是无害的，更不是现在这些害人的苏丹红蛋。
因此，从全面综合情况看，六、七十年代城乡居民实际生活水平及其提高速度要大大超过统计结果。这里仅从以下几点说明：
“文革”期间虽然职工十年没有增加工资，但那时国家采取广泛就业的方针。由于当时全国工业、交通等事业发展很快，新建企业很多，因而增加的新职工特别多。1966年到1977年全民。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共新增3915万人（有一半左右是从农民中招收）。到?1978年，仅“三线”地区，职工人数就由?1965年的?325.65万增加到1129.5万，是原来的3.47倍。全国职工人数则达到近1亿人，比1966年增长70%。“文革”前入校的大中专生（“老五届”）一百多万人在1968年后全部分配，还有全部退伍军人、部分城市青年等都安排了工作。 1977—1979年全国就安置就业人口达750万人。这种就业速度大大超过了八、九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时期。由于就业人数大量增加，这就意味着有大量的家庭收入增加了。“文革”刚结束，1977年10月即给全国60%多的职工增加了工资，成为建国以来增加工资总额和人数最多的一次。这难道不是六、七十年代所积累的财富吗？而且这都是铁饭碗！
“文革”期间，全国对“大串连”的红卫兵实行“吃饭不要钱”。红卫兵到了哪里，如果没有钱和粮票，在当地接待站打个条子就可以吃饭、住宿。这也说明当时的吃饭问题已不是困难的事情。“文革”期间，虽然在政治思想上大批“三自一包”、“资本主义”，但这决不意味着国家从政策上取消了自由市场、家庭经营之类。相反，城乡的集市贸易、农贸市场等形式的自由市场始终存在。包括全国的大城市几乎都有其划定的以经销农产品和轻工业品为主的自由市场区。尤其是在70年代后期，这种自由贸易逐渐发展。
1978年全国仅农村集市就达36000个，与1965年相当。农村自从60年代初贯彻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60条》）以来，社员的自留地、家庭副业、家庭饲养等到1965年之后经营已十分稳定，在整个“文革”中除了个别地方外都没有改变。社员的自留地、小片开荒因地区不同每人面积在二、三分以上不等，产品完全归家庭所有，并且不交税。这对社员家庭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生活补充。 尤其是到了70年代，社员的自留地经营普遍很好，家庭副业和家庭饲养也大有发展。其产品除部分自用外，有些就拿到城乡自由市场去出售，这大大补充和丰富了城乡居民的生活。
有些人讲人民公社时期农民的收入，只讲从集体分配的部分，而不讲自留地、家庭副业等方面的收入，似乎是把当时的增长数字贬得越低越好，然而事实岂能掩盖得住呢！
在“文革”时期，非农业人口的主要生活品，如面粉、肉、油、糖等虽然凭票供应，但是对于一般的家庭来说基本上过得去，有少量不足的部分可以到自由市场上去购买。自由市场上的商品比国家供应的价格虽然贵一些，例如，大米每斤在七分到九分之间，八O年后涨到一角多，肉每斤在0.7元左右，鱼0.25到0.30元一斤，甲鱼少有人吃一般0.7到0.9元一斤，鸡鸭蛋每斤在四至六角之间，这对普通家庭来说都能买得起。每人每月供油半斤，那时大豆油、花生油、糠油是没人吃，一般买茶油或菜油，到了70年代后期， 那时的双职工或三职工生活是相当好的，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双职工收入很高 。
由于全国农产品和畜牧、水产品产量逐渐增加，城乡粮食和副食品供应也逐渐丰富，市民已明显感到生活有宽余。大多数家庭都有些积蓄的粮票和粮本购粮计划，户存上千斤的不在少数。有人每讲计划经济时期就是“吃不饱饭”，其实那只是“三年困难”时期的情况，而决不符合整个六、七十年的生活实际。
当然，从某些城市下乡知青的体验中，农村生活始终是艰苦，这说明城市生活比农村好得多。但下乡的知青现在从政的不少，下乡之中，虽然生活苦些，但对人生的体悟及磨练上得益不少。凡经过此经历的人是不会否定此收获的。
在当时农村，有些农民吃的是黑窝窝头，喝的是瓜菜粥，就的是腌菜，而很少情况下吃炒菜和肉，然而他们不知道这已经是解放前中农的生活水平了。在旧社会就是一般地主，也不会常年吃上白馍和肉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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