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溪萍打而不倒
光是凭借聂元梓的两张大字报，毕竟还无法“砸烂”常溪萍。
光是依仗拳打脚踢，也未能从常溪萍的口中挖出什么够上“敌我矛盾”的材料。
怎么办？
查历史！于是，外调人员走遍天南地北。
关于常溪萍历史的外调，可以称得上“上海之最”，几乎把常溪萍身上的每一个汗毛孔都用放大镜仔仔细细查过一遍……
原来，常溪萍并不姓常，而姓昌，叫昌德兰，山东莱阳西南乡王屋庄人，生于一九一七年十月。一九三七年参加革命，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位“三八”式干部。入党的时候，他才二十一岁。
解放前，常溪萍担任过中共山东黄县县委组织部长，胶东区党委秘书长，西海地委委员，西海专署专员。
解放后，常溪萍担任过华东军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秘书长，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
他的历史清清楚楚。即使想在鸡蛋里挑骨头，也很难，因为鸡蛋里毕竟没有骨头！
按照当时最为“时髦”的外调方法，首先查党籍，看看能不能打成“假党员”？
常溪萍的两个入党介绍人，都找到了，一个在江苏，一个在广西。
就在那样的年月，两位入党介绍人都明明白白地答复外调人员——
梁辑卿说：“常溪萍入党是我介绍的。常在入党方面没有问题，当时还是进步青年。”
吴青光说：“我和常溪萍是同学，他入党是我介绍的。”
得了，“假党员”的帽子，无法戴到常溪萍头上去。
于是，又来个“时髦”的外调：查一查常溪萍是不是“叛徒”？
尽管常溪萍那时戴着“大叛徒”的帽子，但是谁都明白，那是聂元梓给他硬安的。就凭他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能算是“大叛徒”？
外调人员们查起常溪萍是否曾经被捕来了。
他们几乎找遍了能够找到的，曾与常溪萍共事过的人。非常遗憾，谁也未曾听说常溪萍被捕过。
一份份外调材料上，都清楚地写着：“我没有发现常溪萍有被捕、被俘的事。”
可惜，“叛徒”的帽子又与常溪萍无缘！
事与愿违，许多外调材料上，反而记载着常溪萍的先进事迹：
“常溪萍对党忠诚老实，勤勤恳恳，埋头苦干，生活简单朴素，不特殊化，态度和蔼，能深入群众。”
“胶东区委曾表扬过常溪萍。”
“常溪萍工作一贯积极，对敌斗争直接深入边缘地区，支援前线工作一贯抓得很紧。”
“常溪萍曾被誉为‘西海模范专员’。”
须知，这些话，出自“四人帮”高压政策时期，面对前来抓“叛徒”的专案人员，常溪萍的战友们实事求是，的确难能可贵。
一次次外调，一次次“竹篮子打水——一场空”，没有抓到常溪萍任何把柄。
就连常溪萍改名，也曾作为疑点，查了一番：那是因为他被派往敌后工作，他的原名昌德兰是敌人熟悉的，只得化名。“常”与“昌”音近。改为姓常。溪萍是临时随便取的。不料，后来一直沿用常溪萍这名字，就连子女也姓常。他的改名是党的地下工作的需要而改，并非外调人员曾大胆“想象”过是敌特化名钻进革命阵营。
一个人的历史，毕竟是用他的双脚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不像演员脸上的油彩那样可以任意涂抹。
常溪萍打而不倒。
经历了数百次批斗会，经历了铺天盖地般的大字报围剿，经历了上百人次的内查外调，常溪萍巍然不动。
就连“常溪萍专案组”，也渐渐对常溪萍失去了兴趣……
张春桥的突然袭击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五日下午，华东师大“革委会”的头头们慌了手脚：张春桥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
他们赶紧一边向张春桥“汇报”工作，一边广播通知全校师生在“九·一五”广场紧急集合。
张春桥还是用他那阴阳怪调，在广场上发表了即兴演讲。
以下是当时根据录音整理而成的张春桥的讲话，给造反派们上紧了“批常”的发条：
同志们，你们好！（鼓掌，口号。）
一很早就想来看望同志们。我这个人实在糟糕，这么个大名鼎鼎的华东师大，我从来没有来过（笑声）。所以，我很早就想来。
今天下午嘛，我们那里改文件，改得实在头昏脑胀了，我就不愿意再干了。我就出去，突然袭击，来到你们这里了。
非常感谢同志们对我这么关心。我走得一身汗（笑声）。
没有想要说的话，因为根本没有精神准备开这么个群众大会。
华东师大在我们上海是很有名的，刚才已经讲过了。这个有名无非是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出了常溪萍，有了常溪萍这个对立面就有了红卫兵，事物的发展就是这样，总是有对立面出来，有打倒他的力量出来。
经过一年半的文化大革命，你们现在走得比较靠前了……走在前面可以发生另外的问题，就容易骄傲啊，会说我们多先进啊，那么厉害，有打常溪萍的战功，这是很先进的吧！……
张春桥谈笑风生，却在笑声中隐伏着杀机。
他的突然袭击，其实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他私下里对红卫兵头头说：“要把队伍清理好，不能认为校革会成立了，太平无事了。”他甚至说：“打是可以理解的，小将出于气愤嘛！”
张春桥的突然袭击，果真是再次掀起“批常”高潮的信号。
一九六八年四月四日，张春桥踏上上海市“积代会”的讲台，在全市又一次点了常溪萍的名：
“我们上海有没有为‘二月逆流’翻案？……我们说有的！最近几天我看到材料，华东师大不是有人起来为常溪萍翻案吗？常溪萍这样的人，我看在全市大家都应该知道这个人了。现在居然有人跳出来，要给他翻案，说常溪萍是好同志？！”
第二大，早被造反派“夺权”的上海《文汇报》发表社论《右倾翻案是当前运动的主要危险》，马上把张春桥的意思溶了进去：
最近，在一个大学堂，还有人公然跳出来为臭名昭著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常××鸣冤叫屈。这样一系列的严重事件，难道还不值得我们警惕吗？
大造反派的所谓“群众来信”，加了耸人听闻的“编者按”：
那些认为走资派已是“死老虎”的人，请看看华东师范大学揭露的这个典型的右倾翻案事件。那一小撮走资派，我们虽然罢了他们的官，撤了他们的职，但他们没有死心，他们时时刻刻准备翻案、复辟。值得深思的是像常××这种投靠彭真的大叛徒，为什么居然还有人为他翻案呢？这说明，要彻底打倒这一小撮凶恶的敌人，还要化很大的力气。因此，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我们要高举革命大批判的旗帜，把他们批倒批臭，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谁想为他们翻案，那就和他们一起上“西天”！
这一阵密锣紧鼓，使华东师大一时成了上海批判“右倾翻案风”的重点单位，常溪萍成了万箭齐射的“翻案典型”。
张春桥一直念念不忘常溪萍，不斗倒斗臭决不甘休！
华东师大“革委会”当然闻风而动，立即下令改组“常溪萍专案组”，批判“右倾观点”，加强“专案力量”。
新建的“常溪萍专案组”，办起了“学习班”，反复讨论一个问题：常溪萍有没有彻底打倒？
在专案组成员一本迄今尚在的工作笔记上。有着当时“学习班”的记录：
“反复明确为什么要拉起这个组织？”
“任务：彻底打倒常溪萍！”
常溪萍又挨斗、挨打了，斗得比原先更厉害，打得比原先更凶！就连他在检查中写了一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也被说成是“翻案”，又招来批斗——因为你常溪萍是“阶级敌人”，怎么可以称“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呢？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常溪萍的确说过“我不是自杀”
一个多月之后——一五月二十五日一下午，发生了本文开头所描述的触目惊心的一幕。
常溪萍坠楼而亡，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张春桥开动宣传机器，一言以蔽之曰：“常溪萍畏罪跳楼自杀，自取灭亡。”
然而，本文开头已经提及，“常溪萍专案组”成员在医院里，亲笔记下常溪萍临终前说的一句话：“不是自杀”！
这个专案组成员，在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写的一份材料中，谈及了当时的情景：
下午到专案组时（1：30），听说常已跳楼，并送市六医院抢救，当时专案组分工我和w（专案组成员，数学系学生）两人立即去医院，在二点钟左右到医院。抢救正在进行中，直至四点一刻抢救无效死去为止，我一直在旁边，问医生，常贼讲过什么话。陈中伟医生告诉我说，我们问他为什么要自杀？常溪萍说：“我不是自杀。”，口中一直叫“憋死我了”。其它没讲什么。
另外，在常溪萍死去的次日，“上海市革委会文教卫生组”的《关于走资派常溪萍自杀问题的报告》中，也有清楚的记载：
据该校卫生科李荣武（原卫生科科长）说，他是下午二时和护士陈玉爱赶到现场的，当时常己躺在地上，周围有一滩血，下额有一寸长的裂口（进医院后缝了两针），嘴里有血，左、右手和两只脚关节骨折，等护士打了一针“尼可拉明”（音）之后，救护车来了，送进市第六人民医院。在抬下车时，嘴里还不停地发出“哼哼”声音。根据市革委会办公室的意见，陈中伟同志立即组织及其他医生共同抢救。抢救时常叫：“救救我！”医生问他：“你为什么要自杀？”常竟胡说：“我不是自杀。”下午三时三刻，瞳孔放大，到四时十分死去。
这份报告，也可以确证，常溪萍当时说过“我不是自杀”。
陈中伟医个时隔九年之后，在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七日写下的回忆材料，虽然与上面引述的材料稍有出入，但也证明常溪萍说过“我不是自杀”：
当我去急诊室时病员已昏眠，神志不清，所以不可能直接问他创伤的过程。但是听到在场的不知哪一位说：常溪萍问志刚来院时曾说过“我不足自杀，救救我”等话。根据材料的复习与仔细回忆，这种可能是存在的。
当时华东师大卫生科“革命小组”的负责人杜曰喜在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八日的回忆，还进一步谈及，常溪萍在救护车上就说过“我不是自杀的”：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我到卫生组上班，马上有人报告，说常溪萍在教学馆跳楼自杀了，要我们赶快去人。我记得吴中莲同志先去，以后我又叫李荣武去。吴中莲回来向我说，李荣武陪常溪萍去六院抢救。到下午五点左右，李荣武回来，向我说抢救无效已死亡。我又询了抢救的过程。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几句话：“李荣武说，在汽车上常溪萍醒了醒说，“我不足自杀，我不是自杀的”，就又昏迷过去了。到医院后在手术台上又醒醒，又叫“我不是自杀的，你们救救我。”这时Z说他叫常溪萍，是大叛徒，是自杀的。接着常又昏迷不醒。其他情况我就不清楚了。但在当时我听了李荣武的情况介绍后，在我思想上就打了一个问号：常溪萍是不是自杀的？一个又一个证人，一份又一份证词，确凿无疑表明：常溪萍说过“我不是自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