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和聂元梓合演“反常”双簧
写“打常”，不可不写那个“狗头军师张”。
就在聂元梓到达上海之前——十一月十一日，张春桥坐飞机不可一世地来到上海。当时，两千多名上海工人‘北上告状”，火车开出上海北站不久，被截留在离上海五十多公里的安亭车站，发生了震动全国的“安亭事件”。张春桥仿佛“钦差大臣”一般，凌驾于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之上，赶往安亭，签署了“五项要求”……
在如此“忙碌”的时候，张春桥仍“拨冗”与到达上海的聂元梓联系。
十一月二十四日，张春桥已决定当天飞回北京。就在离开上海的匆忙之际，他在那华丽的俄式建筑物——上海友谊电影院，接待了华东师大的造反派，对常溪萍问题发表了长篇大论。
这时候，他早已“忘了”曾圈阅过常溪萍那两封信，早已“忘了”在信上批过“西光阅后送丕显、荻秋、一平同志一阅”，早已“忘了”他曾同意、支持常溪萍给邓小平写信。
这时候，他一副“左派”面孔，以“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身份，为聂元梓“揪常”鼓劲撑腰。
幸亏当年的造反派们用录音机录下了张春桥的讲话——本来是作为“中央首长指示”，如今却成了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
且看张春桥在台上是怎样演戏的：
我对常溪萍也不是一开始就认识清楚的。过去听说他比较好，我又没有与他同过事，坐在桌面上，见见面，这对于部是不能了解的。我觉得看一个干部应看全部历史，全部工作，不能以一时一事的表现来判断好坏，这是对的。但是……
张春桥在谈完自己的“认识过程”之后，在“但是”后面说出了本意：
但是，在一些重大关键的问题上，虽然是一个时候、一件事，但这个事比较大，是关键问题，是在关键时刻，是在关键问题上，这就不能与平时所说的一时一事表现等同了。
在过去，我们对北大那件事，还仅仅认为是一个孤立的事，就那么一个学校的事。但是文化大革命后，揭发出大量事实证明，那就要与彭真、陆定一联系起来看。原先我还没有把彭真、陆定一当作坏人，问题没有揭出来。而现在揭出他们的问题，再来看常溪萍的问题，觉悟就提高了。这不是个别的事，而是彭真镇压文化大革命采取的第一步骤。
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方面突破了，就要把别的问题统统带出来。当时批《海瑞罢官》一个剧本，为什么彭真那样震动？当时不能理解。现在理解了，了解了。因为批《海瑞罢官》就要带到吴晗，提出吴晗就要提到邓拓。把邓拓提出来，二家村就提出来了，那么彭真问题就提出来了。彭真问题提出来了，那么，对常溪萍的问题，我觉得应该重新研究。
经过张春桥这么一“拎高”，常溪萍的问题上“线”了，上“纲”了。
不过，光是把常溪萍跟“彭、陆、罗、杨”的“彭、陆”，联系在一起，“拎”得还不够高。张春桥又继续往新的高度上“拎”，义“但是”起来了：
但是，在那人时刻，还没有谈到邓小平的问题。常溪萍给中央的信，是邓小平批的，彭真抓的，是这样的问题。在当时，我对邓小平同志根本没有任何想法。在最近时期，两条路线斗争揭开了，就不能不想到在北大的问题上，邓小平是错误的，完全错误的，他支持了彭真。
我对这个问题，就是这样一个认识过程……
现在，常溪萍的全部材料，我还没有来得及看。少数派给我送来的材料很厚，你们今天又给我一叠。我看一部分就很好了。我以前，一直没有把常溪萍当作一个重大问题，现在我感到这是一个重大问题了，要把这个问题完全搞清楚。
如果你们要我今天讲，常溪萍是什么性质，我今天还不能用最简单的语言来讲。但是在北大问题上，他的错误是相当严重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为事物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一下子卷进去了，你想扮演一个正确的角色，结果扮演了一个特务……
我希望能从阶级斗争的角度，不把常溪萍的问题作为一个孤立事情，把当时阶级斗争形势，把两条路线斗争，与彭真联系起来看，这个问题的认识可能就比较统一了。
经过张春桥这么一番“上挂下联”，从“阶级斗争”的观点进行分析，常溪萍的问题一下子变得严重起来，成了“特务”，成了“大叛徒”。
也就在这个时候，聂元梓在上海公布了她离京之前“炮打”邓小平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写于十一月八日，把常溪萍和邓小平联系在一起进行“批判”：
要彻底镇压北大社教运动，就必须夺工作队的领导权。于是邓小平就利用出卖北大社教运动的头号叛徒常溪萍的告密书，下令召开了镇压工作队革命派的民族饭店黑会，撒了队长Z同志，换上了黑帮分子X，常溪萍也被塞进了工作队的九人领导小组。革命的工作队于是成了反革命的还乡团。一九六五年我国的一个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伴之就在我校发生了。常溪萍至今还有恃无恐，恃的就是邓小平。
张春桥和聂元梓一唱一和，顿时使华东师大的“反常派”声势大振，以至使“反常”扩大到上海全市，街头巷尾随处可见“打倒大叛徒常溪萍”巨幅标语……
“反常”，一切反常！
在“砸烂常溪萍”的日子里
高高的上海国际饭店，从上至下，挂出了长幅大标语：“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
上海“大世界”主楼，也挂出了同样的长幅大标语：“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获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
全市许多高楼、许多围墙上，都出现了这样的大字标语。
这四句口号，还印在传单上，响在人们的嘴巴上……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上海全市性批斗常溪萍大会召开了。这四句口号，被确定为大会的“主题。”
在那特殊的年代，“火烧”、“揪出”、“打倒”、“砸烂”，有着特殊的含义，仿佛在逐步升级。喊口号的时候，调门也是越喊越大，越喊越响。喊到“砸烂常溪萍”的时候，造反派们都伸长了脖子，发出最响亮的声音。
可惜还没有一本《文革辞典》，还无法给“砸烂”下确切的定义。不过，有一点是明白无误的，“砸烂”，意味着常溪萍的问题最严重，已进入“彻底打倒”的范畴。
一九六七年一月，张春桥在上海曾洋洋得意地吹嘘过：
“毛主席对上海很关心，主席对‘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这个口号都背得熟极了。我还背不出来呢！”
奇怪，张春桥在讲话的时候，怎么就一口气背出来呢？！他不是说“我还背不出来”吗？
哦，一直到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九日，徐景贤交代了这个口号的来历，人们才知道原来是张春桥审定的：
“我第一次接触常溪萍的问题，是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筹备召开批斗常溪萍的大会。当时得到师大红卫兵的支持。当时，是我同郭仁杰、朱永嘉一起商量，提出反动口号：‘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获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把常溪萍作为第四档，即要砸烂的。这个口号，张春桥、姚文元是很赞赏的。当时，我们把这一口号印在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第一期简报上。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后，姚文元直接打电话告诉我说，赞成这个口号。一月初，张春桥、姚文元都说：‘这个口号好，分四档，把常溪萍作为第四档，表示是有区别的。’此后，常溪萍就一直被我们作为砸烂对象。”
常溪萍成了“砸烂”对象之后，他蒙受了多少次“砸”，已经无法统计了。据当年的“常溪萍专案组”成员告知，那时候常溪萍“忙”得很，不论是市里、局里、校里、系里、班里，不论是关于教育、关于人事、关于体育以至关于卫生的批判会，都要把常溪萍“揪”来，低头弯腰．接受批斗。最高纪录是一天出席了八个批斗会！造反派们在他的胸前挂黑牌，那黑牌的铅丝深深地嵌在常溪萍的脖子上，脖子肿了，出血了，化脓了……
在“砸烂常溪萍”的那些日日夜夜，常溪萍受了巨大的痛苦。下面的一行行文字，是用血和泪写成的。找一一写明目击者的真名实姓——因为那一桩桩迫害常溪萍的暴行，都有人可以作证，都是确凿的事实：
一九六七年初，我听到有个学生告诉我说常溪萍被人用绳子牵着走，我就走过去看。这时发现真的有人用麻绳套在常溪萍同志的脖子上，共有七、八根绳子，从各个方向各自拖拉，常溪萍弄得站都站不住，哪边力大就向哪边拉，往哪边走。开始向北朝第二宿舍方向走，后来又向南朝地理馆方向走。我们都不忍心再看，认为这样做太残忍了，但又不敢讲。
还有一次我亲眼看到常溪萍的一条腿坏了，不能走路，用一根木棍撑着走路。常溪萍到厕所大便，学生到房间一看就说常溪萍逃跑了，从厕所里拖出常溪萍拳打腿踢，打倒在地上，再拖起来打。（目击者：郭振翔，华东师大工人。）
大约是一九六七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从文史楼底楼走过时，听见呼叫声。我隔着玻璃窗向里望去，见一个学生一面对着常溪萍同志喝问，一面用小榔头狠狠地向他头部敲去，于是鲜血从他头部直往下流。常溪萍同志忍受着，未吭一声。（目击者：吴怀德，华东师大教师。）
常溪萍的腿被打拐了，批斗时他要求跪下来，打人凶手还不允许，还要拳打腿踢。甚至演戏时还要把他拉出来，踩在脚下，充当活的被打翻在地的“走资派”的角色，进行人格污辱。（原华东师大“校革会主任”L交代。）
我在进新二教室时，见到门外有一伙学生围着常溪萍同志，骂他“大叛徒”，打了他许多耳光。（目击者：冯契，华东师大教授。）
我一进牛棚，气氛极其紧张、恐怖。D事先准备好扫把柄、拖把柄，打常溪萍同志。打折了几根扫把柄后，就换上木拖把柄打，打得常溪萍同志在地上打滚，常溪萍同志在地上不断凄声呼唤着：“求求小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我吃不住了，我吃不住了。”凄惨的声音，使人毛骨惊然，不忍听闻。D边打边骂：“打死你这条老狗！打死你这条老狗！”打得常溪萍同志脸青鼻肿，然后又朝常溪萍同志身上猛踢几脚，常溪萍同志被踢得再也站立不起来了。
就在此时，牛棚的门呼的一声突然被踢开了，闯进一个人来，此人是四年级的Da。也有事先准备好的武器——一根头上带有铁钉的三尺多长的木棒。他朝常溪萍同志身上打去，又打得常溪萍呼天不灵，呼地不应，直在地上打滚惨叫，惨不忍闻。他们是要把人往死里打。我看到他此时已是面目全非了，瘦瘦的脸突然肥胖起来，脸青鼻肿，肿得眼睛几乎都张不开来，嘴角上还淌着血……（目击者：黄澄河，华东师大教师。）
真的是“砸烂常溪萍”呵！他们真的是要把常溪萍往“死里打”！
当江青被压上审判台的时候，说过这么一句话：“我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那年月，真的是“无法无天”：打手是“英雄”，挨揍是“活该”。法律被“英雄”们践踏在脚下！
然而，那个华东师大“校革会主任”居然不知羞耻，在《新师大战报》上发表如此肉麻的文章：
敬爱的张春桥同志，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他最坚决最坚定地支持我们新师大无产阶级革命派。是他，将揭发大叛徒常溪萍出卖北大社教的大字报转到了上海，燃起了我校革命造反的熊熊烈火；是他，在毛主席的身边亲自授给我们“文等会”的大印，宣判了常家王朝的死刑；又是他，……
唉，真是唱不完的“颂歌”——一声声“是他”，变成一阵阵鞭打，劈头盖脑落在常溪萍身上……
就在常溪萍不断挨打的日子里，又一次大规模的“斗常大会”要在复旦大学举行，“勒令”常溪萍按时前往“候审”。
突然，传出惊人消息：常溪萍失踪了！
一连好几天，造反派们四处搜寻常溪萍，仍沓无音讯。他们抓住了常溪萍的司机庞学友，这才查明；原来，小庞看见常溪萍天天挨打，而即将召开的“斗常大会”又意味着是一次毒打，他于心不忍，把常溪萍塞上汽车，直奔上海远郊的松江县城。小庞的小姨子在那里开饭店。常溪萍在那里总算喘了一口气，疲倦不堪的身体得到休养……
造反派们狠狠地把小庞斗了一通，骂他是“铁杆保常”……
其实，在华东师大，“铁杆保常”岂止小庞。常溪萍深得人心。许多同志在暗地里照料他，保护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