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人们早已经自行做出的群体分类，代之以知识分子发明的、强加于大众的群体分类。比如说，家庭纽带、宗教纽带和爱国主义纽带长期以来都被知识分子视为可疑的或有害的，而知识分子新创造的纽带，比如阶级纽带或者更新近创造的“性属（gender）纽带”，已经被当作既是更道德的、又是更重要的概念而加以运用。
工人阶级大团结曾经是左派知识分子中极为时髦的观念。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持有这种观念的知识分子是一次冲击，因为他们曾经坚决认为：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绝不会对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发动战争。知识分子之所以会这么想，大概是因为他们坚信国家并没有阶级重要。正如在其他案例中所显示的那样，知识分子并不会费心费力地亲自去发现：是否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真的会持有那种观点。简单说来，阶级优先于国家的这一构想与其他圣化构想高度相似，都被当作一个应当大声宣告的公理，而不是被当成一个有待验证的假设。
知识分子可能会真诚地相信他们自己所说的信念，但是那些信念的背后通常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更重要的是那些信念也不会面临任何验证。在知识阶层的某个理念或政策被采纳之后，他们几乎从来不去关注随后的问题：什么方面作为结果已经变得更好？经常发生的事情倒是：情况明显变得更糟。但这时候知识分子的辞令技巧又派上了用处，他们会宣称那些证据并不能表明任何事情，因为并不一定是他们所采取的那些举措导致事情变得更糟的。知识分子提醒人们不要事后追究这并没错，但他们很少去做的却是：当他们的理念已然被运用到现实中后，他们在宣称其理念促进事情向更好方向转变时，也很少承担起举证责任来对此加以证明。https://book.douban.com/annotation/1309676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