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川普就任美国第47届总统伊时，美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这是一个由保守主义政治学主导的新时代，是一个注重现实感和常识的新时代。我们称之为“川普革命”。
经历了那么多的批评和诽谤，经历了惊涛骇浪般辱骂的浪潮和法律的控告，直至暗杀，川普为什么还能被美国人民重新送回白宫？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他要掀起什么样的革命？
在美国黑人著名学者托马斯·索维尔的《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中，索维尔深刻揭示了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他们是怎样滥用他们的影响力的。在索维尔看来，知识分子最大的危险在于他们经常发表超出自己专业范围的意见，却几乎不承担后果。他们并不直接承担政策失败的代价，但却极力鼓动公众接受某种意识形态，往往是建立在抽象理念、道德姿态和乌托邦幻想之上。这正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那么多主流媒体和自由派知识分子对当选总统川普表现出一种几乎宗教式的憎恨。
唐纳德·川普绝非完人，但他最大的“原罪”不是政策上的争议，而是他对知识分子认知体系的挑战。他不是从哈佛、耶鲁走出来的思想精英，他粗俗、直白、以结果为导向，完全不讲究政治正确——这在知识分子眼中是对他们自我定义的“优越地位”的冒犯。索维尔在书中提到，“知识分子更关注他们话语的‘高尚性’，而不是其后果的实用性。”这句话可以直接套用在对川普的种种批评中。他的驱逐非法移民的政策、他在外交领域对北约盟友的强硬要求、对俄罗斯的现实主义策略、他对全世界畸形全球化掀起的万国关税战·····，在道德话语中显得极不正确甚至“危险”，但在具体结果上，却常常与美国底层民众的现实需求高度契合。
例如，川普提出驱逐1000万非法移民，左派媒体群起而攻之，斥其为“种族主义”、“反人道”、“非美国价值”。但正如索维尔所言，“有些政策之所以被斥为不人道，是因为它们直面了人性，而不是粉饰它。”非法移民问题本质上是国家主权、法律秩序与社会资源分配的问题。在高墙之外，很多左派知识分子享受着高端社区、私立学校、安全医疗和自由市场带来的保护，却要求普通工薪阶层对非法移民敞开大门。这种道德上的双重标准，正是索维尔批判的“脱离后果的理想主义”。
再如关税问题。主流经济学家几乎一边倒地反对川普向全球化开打关税战，认为这是“贸易保护主义”，耸人听闻地宣称这将带来19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并且直接会推高美国通货膨胀。但是打脸的是，他们千呼万唤的通货膨胀非但没有来，5月份的汽车、服装等开始征收高关税的商品物价，反而还下降了！真是被打脸得“鼻青脸肿”！这正如索维尔在书中指出的，“知识分子往往生活在没有反馈机制的世界里，他们不生产也不直接服务于他人，因此不会体验到他们建议失败时的直接后果。”川普的贸易政策虽然表面上违反了所谓自由贸易的“共识”，却在一定程度上正在扭转制造业长期外流、蓝领阶层就业低迷的局面。这种实践主义，是对知识分子理论模型的一种“亵渎”。
对于俄乌问题的处理，川普同样采取的是更务实的态度。在任内，他一方面对乌克兰和俄罗斯继续施加影响力，另一方面努力阻止美国深度卷入他国冲突。他从不把美国外交包装成“自由与正义的扩展工程”，而是强调国家利益优先。索维尔在回顾历史时曾引用20世纪的大量的知识分子支持希特勒、斯大林和波尔布特等“政治浪漫主义领袖”，指出他们“宁愿相信自己构建的乌托邦想象，也不愿面对现实中发生的悲剧”。
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中，索维尔多次指出，历史上知识分子支持的许多主张，最终被证明是灾难性的。从优生学到计划经济，从和平主义到反法西斯口号下对暴政的纵容，知识分子往往以“理想”的名义抵制常识。正如他所写，“知识分子的最大危险，不是他们错误的几率比别人高，而是他们错误的后果更广泛，却不由他们承担。”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对川普的憎恨并不令人奇怪，因为他不仅挑战了他们的世界观，还揭示了他们道德话语的虚伪性。
川普是一个异类，他没有接受“该如何当总统”的知识分子脚本，而是依据直觉和经验治理国家。这种治理方式在知识分子眼中无异于异端。但在现实生活中，尤其对那些早已被体制忽视的普通民众而言，他的语言是可理解的，他的政策是可感的。正如索维尔在书中指出：“真正的社会进步并不是由掌握词语的人推动的，而是由那些解决问题、面对现实的人完成的。”川普总统的政策正是这种现实主义政治传统的延续，而这，才是真正令那群道德姿态高昂的左派知识分子和媒体无法容忍的地方。
他们痛恨他，不仅因为他的不礼貌、不精致、不谦和，而是因为他的存在，就是对他们构建的虚伪道德体系的一个牛虻，令他们芒刺在背，不断地显出他们自己所标榜的“理性”的失控和荒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