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road to hell is paved with good intentions”
左派们说他们一心扶持弱者,听起来美好不美好?当然好。无论初衷多么美好、意愿多么良善,违背人性、忽视人性中恶的一面的实践,必将带来负面的结果。只强调良善的意图、不关心后果,是不可取的。
例如左派们认为,罪犯犯罪是因为他们生长环境不够好所导致的,是“victim of systemic discrimination”。因此要对他们格外照顾,要宽容他们的罪行,要善待他们的生活。左派的候选人和他们的支持者主张取消最低刑期,大量释放罪犯;监狱罪犯种族比例要协调,非洲裔和拉美裔比例不能过高,因此要更多地释放黑人和拉美裔罪犯;彻底废除死刑,消灭死刑对犯罪的威慑力;取消罪犯的保释金,罪犯可以在出庭之前拥有自由。这些左派人士主张,对于轻罪就不要处罚了,比如在加州950美元以下的偷窃不算重罪,不起诉,无刑罚;对于重罪,比如强奸罪,也要从轻发落,比如在美国强奸罪通常量刑不超过三年。
等到那些被定了重罪的犯人开始服刑后,这些左派人士又主张要改善监狱环境,让罪犯更舒适;比如,加州每年看押一个犯人的费用居然接近十一万美元(Legislative Analyst's Office (ca.gov)),远超过哈佛大学一年的学杂费加上食宿费($83,538)。为什么看押犯人的成本如此之高呢?每人每年的医疗护理费用高达$33,453美元,是美国人均医疗费用($10,299美元, 2023 Edition — California Health Care Spending - California Health Care Foundation (chcf.org))的三倍。监狱各项设施(餐厅、健身房、图书馆、娱乐室等等)也每人每年近万美元。
不难想象,这样的司法制度破坏了社会的法律和秩序,让法律对犯罪没有太大的威慑,从而导致美国的犯罪率极高。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给出的数据,美国的重罪(谋杀、入室抢劫和强奸等)犯罪率大约是日本的20倍,是韩国的3倍。上述现象不仅出现在美国,在欧盟大部分国家也是如此。比如,欧盟中最大的两个国家——德国和法国,前者重罪率接近美国,后者甚至超过美国。如果把联合国给出的各国犯罪率和各国人均GDP做对比,全世界总体趋势是人均GDP越高,犯罪率越低。但是深受“左倾”思想影响的美、德、法等国是例外,它们的人均GDP明显高于其他大部分国家,整体社会发展水平应该更高才对,但是犯罪率却相对高很多。
另一个问题是慷他人之慨,剥夺他人的劳动成果。做任何事都是有成本的,使用同情心帮助罪犯或者非法移民,即便是在做好事,也是有成本的。对于任何一个经济体,这个成本通常都被分摊到所有人的身上。也就是说,张三想做一件事,却要李四和他共同承担费用,如果李四不愿意,张三就对李四进行道德绑架。有人觉得帮助罪犯或者非法移民,从长远来看或许对社会有好处,这种想法要么是天真,要么是虚伪,当然也可能是一种自欺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