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13日，周有光老人度过了他的第105个生日。语言学家、经济学家周有光先生是张家四姐妹中老二充和的夫婿。张家四姐妹被认为是我国二十世纪最后的大家闺秀，知名程度仅次于宋家三姐妹。张元和（1907－2003），精昆曲，大姐夫顾传玠（1910-1966）昆曲传字辈的首席小生。二姐张允和（1009-2002），擅诗书格律。三姐张兆和（1910-2003），著有《湖畔》等小说传世，三姐夫文学家沈从文（1902-1988）。四妹张充和（1914-）才华最全，工诗词、擅书法、会丹青、通音律，嫁给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1916–2003）。
最近《南方都市报》记者田志凌采访了他，除了耳力不好外，周老的状态完全不像一个105岁的老人。他说话声音洪亮，头脑清晰，讲到兴奋处哈哈大笑。他每天看很多书，至今每月在《群言》杂志发一篇文章。遇到有好的网络文章，儿子周晓平或朋友还会下载给他看，比如奥巴马获诺贝尔和平奖的英文演讲稿。日前周有光的随笔集结出版为《朝闻道集》，大部分文章都写于他百岁前后，一部分是首次发表。在书中周有光探讨了各种当下关注度颇高的命题：如民主与专制，大同与小康，传统与现代。他考察了美国的兴与苏联的衰，提出与季羡林“河东河西论”不同的“四种文化”论，探讨了对待华夏文化的态度。下面转录删节整理几个采访时谈到的话题,不是完全转贴。
关于《资本论》。周有光说，《资本论》影响非常大。我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就读了。圣约翰大学虽然是教会办的，但不强迫学生信教，很民主，图书馆里什么书都有。我进大学不久就借来英文版的《资本论》看了。后来过了很多年，我想，马克思写《资本论》有困难。困难在于他没有看到不同的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社会有多种分段方法。有一种分段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是初级阶段，一战和二战之间是中级阶段，二战后是高级阶段。马克思只看到初级阶段的前半期，他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写起来当然困难。所以国外有评论说，“《资本论》只是哲学推理，不是科学论证。”科学论证是要用事实来讲话的。
关于社会主义。周有光说，大同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崇高理想，小康是切实可行的具体现实。苏联瓦解后，历史学者经过研究，清楚地看到苏联的“发达社会主义”是空中楼阁。社会主义是理想，资本主义是现实。苏联瓦解的根本原因就是盲目追求理想，鄙视和破坏现实，违背社会发展的规律。苏联为什么瓦解呢？它违反了历史规律。你可以短时间违反规律，不能长时间违反规律，否则你就要垮台。斯大林建成的社会主义是虚假的，深层是专制制度。苏联瓦解后，俄罗斯上接帝俄的传统，从头建设资本主义，这是历史的自然趋势。美国有个商务部长说苏联的经济是“暖房经济”，一开窗外面的冷风吹进来，花就蔫掉了。就是说，苏联的计划经济是没有竞争能力的。
关于季羡林提出“河东河西论”。周有光说，季羡林讲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文化的接力棒就要传到中国来了。他的话报道出来以后很受欢迎。后来还开了很大规模的国际学术会议，我没有参加讨论。我不赞同。从历史角度来讲，不能这样分东方西方。根据世界历史，古代有很多个文化摇篮，可以总结为四大传统文化：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以印度为中心的南亚文化、以伊斯兰教为中心的西亚文化，还有就是西欧文化，西欧的文化传到美洲，就是今天的西方文化。四个系统，不是两个。你把它分成东西两个，后面三个合成一个，那不是完全错了吗？东方西方，是老的讲法，是对世界历史不了解的讲法。和季羡林是好朋友，但学问不一样，他的学问我也不懂，我搞经济学他也不懂。我们没有矛盾，各讲各的。
大国崛起的观点是错误的。周有光说，我认为现在有小国崛起的现象，没有大国崛起的现象。什么是崛起？从经济角度来讲当然是富起来了，我们中国有没有富起来啊？有的人说中国富起来了，的确有那么多外汇当然富了。但一个国家穷还是富，是要讲人均GDP的。富当然不是讲国家的，富是讲个人的。在书里有一个附录《从人均GDP看世界》，把2009年全世界很多国家的人均GDP做了比较，全世界可以分ABCDE五个等级。A是人均4万美元以上，D是人均一万美元以上，E级是五千美元以上。大国崛起说是“金砖四国”，这四个国家中，俄罗斯的人均GDP算是最高的在D，中国的人均GDP只有E。还在第四等第五等，怎么崛起呢？很多人认为大国崛起了，很高兴，让他们高兴高兴也好，我是要讲科学的。
中国人看到的东西太少了。周有光说，有一个笑话，赫鲁晓夫的儿子是个大报主编，60岁了到美国去申请入美国籍。要考20个题目，其中有一个问题 “什么叫三权分立”，他不知道，成了一个大笑话。因为苏联不许讲这种事情。沈从文有个孙女儿在英国读了两年书，又到美国读了两年书。我问她，你在国外读书有什么感受？她说都很好，就是有一点感到不舒服。什么不舒服？她说，在国外读书经常分组讨论国际形势，讲到中国的时候她完全不了解，还不如她的外国同学了解。
怎么改行做语言文字工作了？周有光说，1930年代我在上海的银行工作，在大学也是教金融。但业余，我从大学时代就喜欢语言文字学的东西，看了很多书，参与了当时的文字拉丁化运动。当时我写了一本小书《字母的故事》，今天看来是很幼稚的。那时正争论做汉语拼音方案用什么字母。一种意见是搞民族形式，另一种意见是搞国际形式，争论很大。我就把我所了解的字母历史写文章给他们作参考，在《语文知识》上连载，影响很大。到了1955年中国举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我到北京参会，领导就劝我改行。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说，这个工作很重要，当时中国文盲率是80%，要让他们都有文化受教育，所以我就改行了，留在北京。
改行改对了吗？周有光说，可以说是改对了。今天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任务基本上完成了，不太重要了。当时是把这个机构看得很重要。虽然我搞经济学也不是完全没用处，但当时我们这种从美国回来的经济学家，反右的时候是重点对象啊。上海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沈志远被打成右派，自杀了，他是莫斯科大学回来的。解放前他用秘密的电报号码跟毛泽东通电报的，这样一个人都自杀了。你年轻，不知道反右的厉害。当时像我这样从美国回来、在上海的经济学家们，都是被关在监牢里20多年，后来才平反的。但我碰巧因为改行了，就不算我的旧账了。我是语言文字学里的一个小喽啰，反右也反不到我。
关于沈从文。周有光说，郭沫若批评他是粉红色的小生，解放后他被看作资产阶级文人，是被否定的，他比较害怕。共产党不让他随便写文学，把他放到故宫博物院做解说员。他这个人了不起，人家以为他做解说员肯定不高兴，他无所谓，说我能接触到很多古物，刚好做研究。他这个人能利用环境，自学成才，这是他最典型的特点。开始我在国外，他在国内。接触很少。解放后我们都在北京，往来很愉快。沈从文的性格平和得不得了。我从来没看过他发脾气。他夫人发脾气他一声不响。他是个文人，不了解政治，对共产党一点都不了解。
长寿的一个重要原因。周有光说，一个人活一百年，我遇到倒霉的事情多得不得了。抗战八年那么苦都过来了。日本人一个炸弹打过来，我旁边的人都炸死了，我侥幸活下来。“文化大革命” 下放宁夏，造反派进我家里，把东西都搞光了。林彪死了，我回到家里连一张纸片片都没有了。我都不在乎。胸襟一定要开阔。生活要有规律。我不抽烟，不喝酒。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第一桩事情就要改造自己，把自己的坏脾气去掉，把自己狭隘的心胸扩大。
一个充满智慧的长者，娓娓谈来，口气多麽平和。不管同不同意他的观点，这种态度就令人感到非常舒服。如果朋友们都能这样讨论问题，摆事实，讲道理，求同存异，少一点火药味该有多好。
最近《南方都市报》记者田志凌采访了他，除了耳力不好外，周老的状态完全不像一个105岁的老人。他说话声音洪亮，头脑清晰，讲到兴奋处哈哈大笑。他每天看很多书，至今每月在《群言》杂志发一篇文章。遇到有好的网络文章，儿子周晓平或朋友还会下载给他看，比如奥巴马获诺贝尔和平奖的英文演讲稿。日前周有光的随笔集结出版为《朝闻道集》，大部分文章都写于他百岁前后，一部分是首次发表。在书中周有光探讨了各种当下关注度颇高的命题：如民主与专制，大同与小康，传统与现代。他考察了美国的兴与苏联的衰，提出与季羡林“河东河西论”不同的“四种文化”论，探讨了对待华夏文化的态度。下面转录删节整理几个采访时谈到的话题,不是完全转贴。
关于《资本论》。周有光说，《资本论》影响非常大。我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就读了。圣约翰大学虽然是教会办的，但不强迫学生信教，很民主，图书馆里什么书都有。我进大学不久就借来英文版的《资本论》看了。后来过了很多年，我想，马克思写《资本论》有困难。困难在于他没有看到不同的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社会有多种分段方法。有一种分段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是初级阶段，一战和二战之间是中级阶段，二战后是高级阶段。马克思只看到初级阶段的前半期，他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写起来当然困难。所以国外有评论说，“《资本论》只是哲学推理，不是科学论证。”科学论证是要用事实来讲话的。
关于社会主义。周有光说，大同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崇高理想，小康是切实可行的具体现实。苏联瓦解后，历史学者经过研究，清楚地看到苏联的“发达社会主义”是空中楼阁。社会主义是理想，资本主义是现实。苏联瓦解的根本原因就是盲目追求理想，鄙视和破坏现实，违背社会发展的规律。苏联为什么瓦解呢？它违反了历史规律。你可以短时间违反规律，不能长时间违反规律，否则你就要垮台。斯大林建成的社会主义是虚假的，深层是专制制度。苏联瓦解后，俄罗斯上接帝俄的传统，从头建设资本主义，这是历史的自然趋势。美国有个商务部长说苏联的经济是“暖房经济”，一开窗外面的冷风吹进来，花就蔫掉了。就是说，苏联的计划经济是没有竞争能力的。
关于季羡林提出“河东河西论”。周有光说，季羡林讲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文化的接力棒就要传到中国来了。他的话报道出来以后很受欢迎。后来还开了很大规模的国际学术会议，我没有参加讨论。我不赞同。从历史角度来讲，不能这样分东方西方。根据世界历史，古代有很多个文化摇篮，可以总结为四大传统文化：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以印度为中心的南亚文化、以伊斯兰教为中心的西亚文化，还有就是西欧文化，西欧的文化传到美洲，就是今天的西方文化。四个系统，不是两个。你把它分成东西两个，后面三个合成一个，那不是完全错了吗？东方西方，是老的讲法，是对世界历史不了解的讲法。和季羡林是好朋友，但学问不一样，他的学问我也不懂，我搞经济学他也不懂。我们没有矛盾，各讲各的。
大国崛起的观点是错误的。周有光说，我认为现在有小国崛起的现象，没有大国崛起的现象。什么是崛起？从经济角度来讲当然是富起来了，我们中国有没有富起来啊？有的人说中国富起来了，的确有那么多外汇当然富了。但一个国家穷还是富，是要讲人均GDP的。富当然不是讲国家的，富是讲个人的。在书里有一个附录《从人均GDP看世界》，把2009年全世界很多国家的人均GDP做了比较，全世界可以分ABCDE五个等级。A是人均4万美元以上，D是人均一万美元以上，E级是五千美元以上。大国崛起说是“金砖四国”，这四个国家中，俄罗斯的人均GDP算是最高的在D，中国的人均GDP只有E。还在第四等第五等，怎么崛起呢？很多人认为大国崛起了，很高兴，让他们高兴高兴也好，我是要讲科学的。
中国人看到的东西太少了。周有光说，有一个笑话，赫鲁晓夫的儿子是个大报主编，60岁了到美国去申请入美国籍。要考20个题目，其中有一个问题 “什么叫三权分立”，他不知道，成了一个大笑话。因为苏联不许讲这种事情。沈从文有个孙女儿在英国读了两年书，又到美国读了两年书。我问她，你在国外读书有什么感受？她说都很好，就是有一点感到不舒服。什么不舒服？她说，在国外读书经常分组讨论国际形势，讲到中国的时候她完全不了解，还不如她的外国同学了解。
怎么改行做语言文字工作了？周有光说，1930年代我在上海的银行工作，在大学也是教金融。但业余，我从大学时代就喜欢语言文字学的东西，看了很多书，参与了当时的文字拉丁化运动。当时我写了一本小书《字母的故事》，今天看来是很幼稚的。那时正争论做汉语拼音方案用什么字母。一种意见是搞民族形式，另一种意见是搞国际形式，争论很大。我就把我所了解的字母历史写文章给他们作参考，在《语文知识》上连载，影响很大。到了1955年中国举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我到北京参会，领导就劝我改行。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说，这个工作很重要，当时中国文盲率是80%，要让他们都有文化受教育，所以我就改行了，留在北京。
改行改对了吗？周有光说，可以说是改对了。今天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任务基本上完成了，不太重要了。当时是把这个机构看得很重要。虽然我搞经济学也不是完全没用处，但当时我们这种从美国回来的经济学家，反右的时候是重点对象啊。上海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沈志远被打成右派，自杀了，他是莫斯科大学回来的。解放前他用秘密的电报号码跟毛泽东通电报的，这样一个人都自杀了。你年轻，不知道反右的厉害。当时像我这样从美国回来、在上海的经济学家们，都是被关在监牢里20多年，后来才平反的。但我碰巧因为改行了，就不算我的旧账了。我是语言文字学里的一个小喽啰，反右也反不到我。
关于沈从文。周有光说，郭沫若批评他是粉红色的小生，解放后他被看作资产阶级文人，是被否定的，他比较害怕。共产党不让他随便写文学，把他放到故宫博物院做解说员。他这个人了不起，人家以为他做解说员肯定不高兴，他无所谓，说我能接触到很多古物，刚好做研究。他这个人能利用环境，自学成才，这是他最典型的特点。开始我在国外，他在国内。接触很少。解放后我们都在北京，往来很愉快。沈从文的性格平和得不得了。我从来没看过他发脾气。他夫人发脾气他一声不响。他是个文人，不了解政治，对共产党一点都不了解。
长寿的一个重要原因。周有光说，一个人活一百年，我遇到倒霉的事情多得不得了。抗战八年那么苦都过来了。日本人一个炸弹打过来，我旁边的人都炸死了，我侥幸活下来。“文化大革命” 下放宁夏，造反派进我家里，把东西都搞光了。林彪死了，我回到家里连一张纸片片都没有了。我都不在乎。胸襟一定要开阔。生活要有规律。我不抽烟，不喝酒。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第一桩事情就要改造自己，把自己的坏脾气去掉，把自己狭隘的心胸扩大。
一个充满智慧的长者，娓娓谈来，口气多麽平和。不管同不同意他的观点，这种态度就令人感到非常舒服。如果朋友们都能这样讨论问题，摆事实，讲道理，求同存异，少一点火药味该有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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