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1月武汉沦陷后，著名诗人光未然（张光年）带领抗敌演剧三队，从陕西宜川县的壶口附近东渡黄河，转入吕梁山抗日根据地。途中目睹了黄河船夫们与狂风恶浪搏斗的情景，聆听了高亢、悠扬的船工号子。在次年1月抵达延安后，写出了《黄河》词作，并在这年的除夕 联欢会上朗诵了这部诗篇。冼星海听后非常兴奋，表示要为演剧队创作《黄河大合唱》。在 延安一座简陋的土窑里，冼星海抱病连续写作六天，完成了这部具有历史意义的大型声乐作 品《黄河大合唱》。之后，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演，引起巨大反响，很快传遍整个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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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黄河船夫曲
2/7 黄河颂
我站在高山之巅，望黄河滚滚，奔向东南。
惊涛澎湃，掀起万丈狂澜；
浊流宛转，结成九曲连环；
从昆仑山下奔向黄海之边；
把中原大地劈成南北两面。
啊！黄河！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
五千年的古国文化，从你这儿发源；
多少英雄的故事，在你的身边扮演！
啊！黄河！你是伟大坚强，
像一个巨人出现在亚洲平原之上，
用你那英雄的体魄筑成我们民族的屏障。
啊！黄河！你一泻万丈，浩浩荡荡，
向南北两岸伸出千万条的臂膀。
我们民族的伟大精神，将在你的哺育下发扬滋长！
我们祖国的英雄儿女，将要学习你的榜样，
像你一样的伟大坚强！像你一样的伟大坚强！
6/7 保卫黄河
《黄河大合唱》 在台湾解禁: 宋楚瑜批准 三处歌词改动 来源: 風向
1939 年，在延安的窯洞中，冼星海在6天6夜內完成了《黃河大合唱》的8首合唱、齊唱、獨唱、對唱、輪唱作品的譜曲。這部中華民族的音樂史詩，70年來久演不衰，激勵了一代又一代人。今年是新中國成立60週年，也是《黃河大合唱》誕生70週年，中國交響樂團黨委書記王安與指揮家嚴良堃進行了關於《黃河大合唱》的對話，嚴老所談思路清晰，內容豐富，值得一讀。
嚴良堃的一生，註定與《黃河大合唱》結緣，他的第一個指揮老師，就是《黃河大合唱》的曲作者冼星海。從1940年嚴良堃在重慶第一次指揮孩子劇團公演《黃河大合唱》到今天，他已指揮這部不朽作品超過千場。他稱自己是指揮《黃河大合唱》的專業戶，而人們公認他是指揮、詮釋這部作品的絕對權威。
王：回憶有些事情對咱們現在的人、對年輕人會有幫助，正所謂“以史為鑒，可知興替”。今年是《黃河大合唱》誕生70週年，而您與它結下了不解之緣。
嚴：《黃河大合唱》產生於1939年抗日戰爭最艱苦的年代。1939年3月31日，冼星海就寫出了《黃河大合唱》。開始是光未然過黃河的時候有所感觸，寫了個長詩叫《黃河吟》。他在呂梁山遊擊區騎馬的時候摔斷了左手，後來到延安去治療，帶著抗敵演劇第三隊。那個時候演劇三隊是個綜合性的隊，除了演戲外，又唱歌又跳舞。到了延安後就碰到星海了，星海說，我們合作過，我現在想寫點東西，你是不是給我一點歌詞呀！光未然說：“好啊！我正好有一首長詩叫《黃河吟》，我把它改成歌詞，搞一個大合唱。”後來兩人商量，第一段是什麼，第二段是什麼，一共有八段，有獨唱、對唱、齊唱、合唱還有朗誦。光未然就拿回去改，改完了之後就拿到演劇三隊去朗誦。這一朗誦大家高興得不得了。歌詞本身就非常感動人，星海從光未然手中奪過歌詞說：“我有把握把它寫好。”3月26日開始寫，到了 3月31日就寫出來了，六天的時間，這真是快。寫完了之後，給大家唱一遍，讓大家提意見，一共八段就是這麼幹出來的。
首演是1939年 4月13日，演劇三隊演的。第一次演出大概有二三十人，魯藝的樂隊給他們伴奏。世界上第一次《黃河大合唱》的首演指揮叫鄔析零，他解放後也在文化部工作過。演劇三隊後來又在延安演出了幾場。他們到延安就不想走了。後來中央說，如果走出去就會發揮更大的作用，從延安出去就影響到全國了。演劇三隊的同志堅決執行中央的指示，離開延安，奔赴更廣闊的戰場。5月11日星海才開始自己指揮，有一百多人，有魯藝的、抗大的、女大的，加上伴奏，有口琴、笛子、三弦等，還用洋油桶改裝成低音二胡。5月11日的演出毛主席來聽了。星海在日記中講：今天是個空前的音樂會，毛主席還叫了三聲好。
王：當時延安的條件怎樣？
嚴：冼星海在寫“黃河“的時候也是非常的艱苦，在窯洞裏寫。當時他的夫人錢韻玲還懷著孩子。她為冼星海做了個小寫字板，星海就坐在土炕上面寫。期間光未然來問他：“星海，昨天開夜車了吧，怎麼樣了？需要給你煲湯嗎？”星海說，不要煲湯了，你給我買一些水果糖吧。廣東人愛吃糖。但全延安從東到西，從南到北都買不到水果糖，抗日戰爭時期嘛！後來王明的愛人知道了，找到光未然。她喜歡音樂。她說：“我那兒有白糖，借給你兩斤吧。”“好，回頭還給你。”光未然說。
就靠借來的這兩斤白糖，星海晚上睏了就一邊吃白糖，一邊寫。這兩斤白糖也算是立下了汗馬功勞。就這樣，六個日日夜夜就把它寫完了。3月寫完的，4月就演出，五一開篝火晚會，就到處都唱了，“風在吼，馬在叫……”就這樣很快流傳出去了。
王：好像當時冼星海同志的歌流傳得特別快，像“二月裏來好風光”也是這樣，寫出了之後，馬上就有人唱。
嚴：是的，他很了不起，3月份寫了兩個大合唱。月初是生產大合唱，裏面有兩個歌是很出名的，“二月裏來好風光……”、“酸棗刺，尖又尖，敵人打到黃河邊……”也是全國很快就傳唱開了，那時候一不通過廣播，二沒通過出版，更沒有電腦，憑著口就傳開了。
王：這也說明在延安的革命隊伍裏，還是有不少懂音樂至少是喜歡音樂的知識分子，能教大家。
嚴：後來有人把稿子帶到重慶了。李淩那個時候和趙沨在重慶辦了個刊物，叫《新音樂》，從1940年1月起陸續把《黃河大合唱》全部發表了。當時都是簡譜。就這樣，一下子就唱開了。不但是大後方唱，在上海租界也唱。這一下“黃河”好像長了翅膀一樣傳開了，影響很廣。在西南演的時候，演劇隊還有造型，用造型的手法把《黃河大合唱》整個演繹了一遍，有燈光，有人物。利用當時可能的一些條件豐富《黃河大合唱》的表演。
“黃河”唱遍世界各地
王：後來《黃河大合唱》還在國外好多地方演過。
嚴：抗戰後期，李麗蓮就把它帶到美國去了。李麗蓮是陜北搞音樂的一個女同志，最早在延安演秧歌劇的。原來在美國唱的是一個黑人歌唱家保爾·羅伯森，用英文唱《黃河頌》。
王：那個時候是誰翻譯的呢？
嚴：咱們共產黨有的是能人，最早把《國際歌》翻譯成中文的是蕭三。那個時候在國外演唱“黃河”的人不少。外國人唱“黃河”在我的印象中第二個就是俄國人了。 1956年在莫斯科，舉辦了蘇中友好年的活動。那個時候我、李德倫和郭淑珍都在莫斯科唸書。當時在莫斯科音樂學院的大音樂廳演出，用俄文唱了《黃河大合唱》，很隆重。有莫斯科的樂隊、合唱隊和獨唱演員參加，還包括我們的留學生。郭淑珍唱《黃河怨》，李德倫指揮，我是藝術顧問。演出了一場，那是外國人用他們本國的語言來演出的。我們那個時候感覺很驕傲，過去我們主要是用中文唱外國歌曲，這次可是他們用俄文唱中國歌曲。
解放以後開展中日友好的工作，呂驥把這個譜子送給了日本的一個進步團體，他們用日文唱《黃河大合唱》。歌詞中有一句“自從鬼子來，百姓遭了殃。”有一個日本小傢夥問，這鬼子是誰呀？有人就告訴他，這鬼子是日本軍國主義者。那是50年代後期，中日友好來往不少。
還有一個美國合唱團把《黃河大合唱》整個都唱下來了，是由姚學言指揮的，他原是我們中央歌劇院樂隊的一個同志，後來到美國搞指揮去了。他們全部用中文唱，而且唱的音挺準的。特別是兩個人的對唱：“張老三，我問你，你的家鄉在哪？”很像。1995年的時候，他們曾到中國來演出，沒有一個中國歌曲像《黃河大合唱》鋪的面那麼廣。
“我們的血管是黃河的支流”
王：七十年過去了，今天再聽《黃河大合唱》還是那麼令人感動，這就是像您說的，有一種愛國主義情懷，而且“黃河”有很強的象徵意義。
嚴：《黃河大合唱》的影響是深遠的，中國人100多年來受外國人的侵略和掠奪，每次戰爭都是以我們在投降書上簽字而告終,要麼割地，要麼賠款。抗日戰爭則是侵略者第一次在投降書上簽字，鼓舞了全世界華人的民族自豪感。旅美華人在舊金山演出的時候，大家非常高興。演畢到地下室喝咖啡慶祝，有人問：“唱《黃河大合唱》是什麼感覺？”在場的同胞答：“我——是——中——國——人！”領事館
的同志講，聽《黃河大合唱》我們鼓掌鼓得手都腫了，回去睡不著覺，感情不一樣啊。
有一次在馬來西亞演出，散場正趕上下大雨，我們和觀眾都走不了。在劇場前廳，我們和觀眾一起拉歌，我們把會的歌都唱了。有一個50多歲的人會唱上世紀30年代的歌，我問他怎麼會唱那個時候的歌？他說：“爺爺教的，他告訴我不要忘記根在中國。”
當時還有一個詩人，即興念了首詩。他說，我聽了你們的《黃河大合唱》很有感觸，詩中說：“‘黃河’唱出了我們的心聲，我們的血管是黃河的支流。”就是說通過《黃河大合唱》讓他和祖國貼得更近了，“黃河”在抗戰時是一支鼓舞全國人民奮勇抵抗侵略者的戰鬥號角，如今又成了團結全世界華人發揮極強凝聚力的詩篇。這就是剛才你講的，“黃河”為什麼七十年還久唱不衰的根本原因。
“黃河”經歷的坎坷歲月
嚴：“黃河”流傳這麼長時間，也是很坎坷的。一是在中國十年動亂的時候，有人說《黃河大合唱》是王明投降路線的詞，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曲。冼星海真偉大，在投降路線的詞上寫出了革命路線的曲子，這是什麼邏輯！後來我對他說，你別這樣講了，這樣講不好。當時除了有八個樣板戲以外，還能拿出點什麼東西？有人說《黃河大合唱》可以唱啊！那就唱吧，但詞是光未然的，那怎麼行，光未然還在“牛棚”裏呢。於是就來改詞，什麼“指導員，我問你，前線有啥好消息？”真滑稽。改來改去最後改不下去了。後來，周總理說了句話：“這是歷史，不要改了。”改不了詞就唱不成了，於是就留曲不留詞，這樣就編了一部鋼琴協奏曲《黃河》，它是把《黃河大合唱》腰斬了之後的產品。
王：這樣的話，就不是八個樂章了。
嚴：三個樂章，鋼琴協奏曲《黃河》“出身”不好，但表現還不錯，因為除了樣板戲沒有別的東西了。國內老百姓一聽協奏曲《黃河》，都說：呦！怎麼還有這麼好的東西呀。在東歐的演出也挺轟動。之所以說《鋼琴協奏曲黃河》“出身”不好，是江青把《黃河大合唱》攔腰斬斷的產物，可是它“表現”不錯，協奏曲就保存下來了。
後來到了1975年的時候，錢韻玲寫信給毛主席說，《黃河大合唱》這麼多年都不唱了，當年您聽的時候，還鼓掌叫了三聲好，可見還是好作品，今年是星海去世 30週年，是不是可以演一下。1975年那個時候正好是鄧小平出來工作，就批下來了，用原詞唱“黃河”。“四人幫”手下的文化組後來不能阻攔了，但規定我們照原詞唱可以，但不準寫紀念兩個字，就叫“冼星海聶耳音樂會”。在民族宮演出了三場，又到北京工人體育館演。還規定不準寫紀念文章，不準進行宣傳，就這樣演出完了就完了。
北京演完之後，上海也跟著演。據說他們不知道不準在報上寫文章的事，結果冒出了一篇評論文章，說“黃河”為什麼還有這麼大的魅力和吸引力。文章登出來了，主要講了三條，我覺得不錯。一是為什麼一個曲子長時間在人們心中起作用，是因為作家的世界觀的問題，因為星海把自己的出路放在民族出路的裏面，而不是放在民族出路的前面，把自己的命吆蛧?业拿?放在一起，他在寫作品的時候，不是為了自己要索取什麼東西。二是長期創作實踐的積累，1938年在抗戰期間，星海在武漢半年寫了200多首歌。三是生根在我們民族音樂的土壤上。我覺得這樣的講話比較中肯，比較實在。
《黃河大合唱》也算是“四人幫”垮臺前的一個信號，“黃河”十年不能唱，到現在能唱了。無獨有偶，台灣也是不準唱 “黃河”，台灣1945年唱過，1949年就不準唱了，說《黃河大合唱》每個音符都是共產黨的聲音。中央樂團1985年到香港演出了一場,當時有台灣人到香港聽了說：“咱們中國人還有這麼好的東西呀！”他們回去就要演，但是當局不讓，說這是共產黨的東西，後來才同意只能演兩段，“黃河頌”可以唱，“黃水謠 ”可以唱，別的都不能唱，其他樂章都是共產黨的宣傳。就這樣，40年的時間裏不能演，直到1989年。這一年(從台灣)來了一個人，拿的是香港中旅的出入證，這個人叫杜黑，音樂家，是國民黨將領的後代，跑到我這裡來，找到我拿走了總譜。到了1989年7月1日，在台灣演出了“黃河”，演了兩場，非常轟動。
王：在台北演的嗎？是全本？
嚴：是在台北演的，是全本。我們的總譜，通過秘密渠道拿到了台灣，當時在台灣的報紙上爭論得很厲害。後來國民黨辦公廳主任宋楚瑜出面說話了：只要是把個別詞改了就好。於是就改了三個地方，一是“新中國已經破曉”改成“全中國已經破曉。”其實那個時候“黃河”裏寫的新中國是蔣介石講的新中國，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提到的新中國是在1941年寫的，1939年寫“黃河”的時候怎麼知道1941年時候的事情呢。其實那是指蔣介石在1938年說過的“抗戰的新中國 ”。當時台灣的年輕人不知道，一說新中國就是毛澤東的新中國，所以就改了。還有是“為國家當兵去，太行山上打遊擊”。太行山上是八路軍啊，那不行！其實那個時候在太行山上打遊擊的不只是八路軍，也有中央軍和二戰區的部隊，於是改成：“為國家當兵去，大家齊心打遊擊。”還有就是“全世界的勞動人民……”，勞動民眾是孫中山使用過的詞語，也被改成“全世界受苦的人們”。不管怎樣，改的還不算討厭，這就能唱了。
國共兩軍全球同胞共唱“黃河”
王：兩岸的思維方式有時挺接近的。
嚴：改了以後演出了兩三場，效果不錯，老年人流淚，年輕人興奮。後來1990年他們到大陸先後與中央樂團和上海樂團聯合演出。大陸的樂隊、合唱隊，台北的合唱隊近100人參加，在我們的大廳排練，杜黑指揮。當大廳響出“黃水奔流向東方……”的歌聲時，我腦中一陣熱血涌動。當時我想，兩岸炎黃子孫，人為地隔閡 40年都不能來往，一曲《黃河大合唱》把兩岸人民的心連在了一起。兩岸的合唱隊員一起排練，互相交流，交換一些紀念品之類的。台灣演員都是業餘的，有醫生、會計、工程師，幹什麼的都有。有人問台灣的一個小夥子是幹嘛的？他回答大學畢業後參軍了。參加什麼軍？他回答說，我參加的是“國軍”啰。台灣人大學畢業要服兩年兵役。當時李初建是我們的男高音聲部的，小夥子問李初建參加的什麼軍？李答，我參加的當然是“共軍”了。這就是“共軍”、“國軍”一起唱“黃河 ”，上世紀30年代是國共兩軍一起打日本，現在是一起唱“黃河”。
在香港，1985年8月搞了一個黃河音樂周，演出了 1000人的《黃河大合唱》，中央樂團去了100人，去了一個樂隊的首席楊秉蓀。我們音協是五年唱一次“黃河”，他們年年唱“黃河”。海外的華人對祖國的感情特別深，要記住100年來中國被侵略的歷史。他們說，過去香港搞聯合演出，親台灣的是一撥，親大陸的是一撥，搞宗教的是一撥，但“黃河”把這三撥人匯集在一起了，也教會了一些外國人唱“黃河”。那次是我指揮的，排練了一次，合了一次就上臺了，他們年年都演，全曲都會背。今年7月，中國國家交響樂團又要唱“黃河”，我提出要求咱們可要背呀，全球的同胞都能背“黃河”，咱們還拿著譜子唱，說不過去。
香港同胞，台灣同胞，東南亞同胞都是背的，連美國人唱的時候也是背的。因為背的感情不一樣，演唱的時候，看著譜子感情的表達就差遠了。《黃河大合唱》體現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香港，《黃河大合唱》演了30分鐘，謝幕用了15分鐘，1萬多人不走，我在臺上下不了臺。怎麼辦呢？哪有這麼長時間謝幕的，後來想了個辦法，把一束花轉獻給星海生前的親密伴侶錢韻玲同志。這束花送出去以後，轉移了視線，我就跑下了臺。
王：冼星海是怎麼去世的？
嚴：星海在1940年5月離開延安與幾個搞電影的同志去蘇聯完成一個延安紀錄片的後期合成任務，後來其他的幾個人先回來了，等他要回來的時候，邊境封鎖了，回不來。之後他流浪到烏蘭巴托，從烏蘭巴托也回不來了，那時候國民黨對外蒙古也封鎖了，他又到了哈薩克，之後就病倒了，住在一個房東家裏。房東是母女兩個人，房東的女兒一直照顧他。
那個時候，共產國際每天給他一公斤麵包。1941年蘇聯開始衛國戰爭，生活非常困難，配給的麵包，他和房東母女一起吃。後來有一些搞音樂的朋友把他送到莫斯科克里姆林宮醫院治療，醫生說他患的是肺炎。星海是在那兒去世的，葬在莫斯科近郊，骨灰盒上面寫的是“致愛國主義者黃訓(冼星海的又名)”，下面寫的是“妻子和朋友們”。上世紀90年代，蘇聯為了加強中蘇友好，就派人把骨灰送回來了，由蘇聯大使館、文化部各出一個人護送骨灰到北京，暫時存放在八寶山，存了有一年多。1995年又送到廣州“星海園安葬”。
王：他在蘇聯期間寫了很多作品？
嚴：星海在莫斯科有很多朋友。在武漢的時候寫第一交響樂，第二交響樂，在延安也一直在寫，到蘇聯對這些作品進行了整理。
王：這些曲子都留下來嗎？
嚴：大都留下來了，但沒有演出，某些作品由於生病加上奔波，也有些力不從心的地方，有一些筆誤，後人進行了整理。在整理的過程中也有不同的意見，有些同志認為星海的東西不能動，有些愛護冼星海的年輕人認為，本來是筆誤，應該改。那個時候我們中央樂團要演冼星海的作品，李德倫要改，呂驥就不同意，說不能動，說這是你們洋學生對星海的不尊重。後來就組織一個審查團，有音樂院的，也有延安出來的，大家在一起看譜子，看該改不該改。最後的結論是同意李德倫修改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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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黄河颂
我站在高山之巅，望黄河滚滚，奔向东南。
惊涛澎湃，掀起万丈狂澜；
浊流宛转，结成九曲连环；
从昆仑山下奔向黄海之边；
把中原大地劈成南北两面。
啊！黄河！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
五千年的古国文化，从你这儿发源；
多少英雄的故事，在你的身边扮演！
啊！黄河！你是伟大坚强，
像一个巨人出现在亚洲平原之上，
用你那英雄的体魄筑成我们民族的屏障。
啊！黄河！你一泻万丈，浩浩荡荡，
向南北两岸伸出千万条的臂膀。
我们民族的伟大精神，将在你的哺育下发扬滋长！
我们祖国的英雄儿女，将要学习你的榜样，
像你一样的伟大坚强！像你一样的伟大坚强！
6/7 保卫黄河
《黄河大合唱》 在台湾解禁: 宋楚瑜批准 三处歌词改动 来源: 風向
1939 年，在延安的窯洞中，冼星海在6天6夜內完成了《黃河大合唱》的8首合唱、齊唱、獨唱、對唱、輪唱作品的譜曲。這部中華民族的音樂史詩，70年來久演不衰，激勵了一代又一代人。今年是新中國成立60週年，也是《黃河大合唱》誕生70週年，中國交響樂團黨委書記王安與指揮家嚴良堃進行了關於《黃河大合唱》的對話，嚴老所談思路清晰，內容豐富，值得一讀。
嚴良堃的一生，註定與《黃河大合唱》結緣，他的第一個指揮老師，就是《黃河大合唱》的曲作者冼星海。從1940年嚴良堃在重慶第一次指揮孩子劇團公演《黃河大合唱》到今天，他已指揮這部不朽作品超過千場。他稱自己是指揮《黃河大合唱》的專業戶，而人們公認他是指揮、詮釋這部作品的絕對權威。
王：回憶有些事情對咱們現在的人、對年輕人會有幫助，正所謂“以史為鑒，可知興替”。今年是《黃河大合唱》誕生70週年，而您與它結下了不解之緣。
嚴：《黃河大合唱》產生於1939年抗日戰爭最艱苦的年代。1939年3月31日，冼星海就寫出了《黃河大合唱》。開始是光未然過黃河的時候有所感觸，寫了個長詩叫《黃河吟》。他在呂梁山遊擊區騎馬的時候摔斷了左手，後來到延安去治療，帶著抗敵演劇第三隊。那個時候演劇三隊是個綜合性的隊，除了演戲外，又唱歌又跳舞。到了延安後就碰到星海了，星海說，我們合作過，我現在想寫點東西，你是不是給我一點歌詞呀！光未然說：“好啊！我正好有一首長詩叫《黃河吟》，我把它改成歌詞，搞一個大合唱。”後來兩人商量，第一段是什麼，第二段是什麼，一共有八段，有獨唱、對唱、齊唱、合唱還有朗誦。光未然就拿回去改，改完了之後就拿到演劇三隊去朗誦。這一朗誦大家高興得不得了。歌詞本身就非常感動人，星海從光未然手中奪過歌詞說：“我有把握把它寫好。”3月26日開始寫，到了 3月31日就寫出來了，六天的時間，這真是快。寫完了之後，給大家唱一遍，讓大家提意見，一共八段就是這麼幹出來的。
首演是1939年 4月13日，演劇三隊演的。第一次演出大概有二三十人，魯藝的樂隊給他們伴奏。世界上第一次《黃河大合唱》的首演指揮叫鄔析零，他解放後也在文化部工作過。演劇三隊後來又在延安演出了幾場。他們到延安就不想走了。後來中央說，如果走出去就會發揮更大的作用，從延安出去就影響到全國了。演劇三隊的同志堅決執行中央的指示，離開延安，奔赴更廣闊的戰場。5月11日星海才開始自己指揮，有一百多人，有魯藝的、抗大的、女大的，加上伴奏，有口琴、笛子、三弦等，還用洋油桶改裝成低音二胡。5月11日的演出毛主席來聽了。星海在日記中講：今天是個空前的音樂會，毛主席還叫了三聲好。
王：當時延安的條件怎樣？
嚴：冼星海在寫“黃河“的時候也是非常的艱苦，在窯洞裏寫。當時他的夫人錢韻玲還懷著孩子。她為冼星海做了個小寫字板，星海就坐在土炕上面寫。期間光未然來問他：“星海，昨天開夜車了吧，怎麼樣了？需要給你煲湯嗎？”星海說，不要煲湯了，你給我買一些水果糖吧。廣東人愛吃糖。但全延安從東到西，從南到北都買不到水果糖，抗日戰爭時期嘛！後來王明的愛人知道了，找到光未然。她喜歡音樂。她說：“我那兒有白糖，借給你兩斤吧。”“好，回頭還給你。”光未然說。
就靠借來的這兩斤白糖，星海晚上睏了就一邊吃白糖，一邊寫。這兩斤白糖也算是立下了汗馬功勞。就這樣，六個日日夜夜就把它寫完了。3月寫完的，4月就演出，五一開篝火晚會，就到處都唱了，“風在吼，馬在叫……”就這樣很快流傳出去了。
王：好像當時冼星海同志的歌流傳得特別快，像“二月裏來好風光”也是這樣，寫出了之後，馬上就有人唱。
嚴：是的，他很了不起，3月份寫了兩個大合唱。月初是生產大合唱，裏面有兩個歌是很出名的，“二月裏來好風光……”、“酸棗刺，尖又尖，敵人打到黃河邊……”也是全國很快就傳唱開了，那時候一不通過廣播，二沒通過出版，更沒有電腦，憑著口就傳開了。
王：這也說明在延安的革命隊伍裏，還是有不少懂音樂至少是喜歡音樂的知識分子，能教大家。
嚴：後來有人把稿子帶到重慶了。李淩那個時候和趙沨在重慶辦了個刊物，叫《新音樂》，從1940年1月起陸續把《黃河大合唱》全部發表了。當時都是簡譜。就這樣，一下子就唱開了。不但是大後方唱，在上海租界也唱。這一下“黃河”好像長了翅膀一樣傳開了，影響很廣。在西南演的時候，演劇隊還有造型，用造型的手法把《黃河大合唱》整個演繹了一遍，有燈光，有人物。利用當時可能的一些條件豐富《黃河大合唱》的表演。
“黃河”唱遍世界各地
王：後來《黃河大合唱》還在國外好多地方演過。
嚴：抗戰後期，李麗蓮就把它帶到美國去了。李麗蓮是陜北搞音樂的一個女同志，最早在延安演秧歌劇的。原來在美國唱的是一個黑人歌唱家保爾·羅伯森，用英文唱《黃河頌》。
王：那個時候是誰翻譯的呢？
嚴：咱們共產黨有的是能人，最早把《國際歌》翻譯成中文的是蕭三。那個時候在國外演唱“黃河”的人不少。外國人唱“黃河”在我的印象中第二個就是俄國人了。 1956年在莫斯科，舉辦了蘇中友好年的活動。那個時候我、李德倫和郭淑珍都在莫斯科唸書。當時在莫斯科音樂學院的大音樂廳演出，用俄文唱了《黃河大合唱》，很隆重。有莫斯科的樂隊、合唱隊和獨唱演員參加，還包括我們的留學生。郭淑珍唱《黃河怨》，李德倫指揮，我是藝術顧問。演出了一場，那是外國人用他們本國的語言來演出的。我們那個時候感覺很驕傲，過去我們主要是用中文唱外國歌曲，這次可是他們用俄文唱中國歌曲。
解放以後開展中日友好的工作，呂驥把這個譜子送給了日本的一個進步團體，他們用日文唱《黃河大合唱》。歌詞中有一句“自從鬼子來，百姓遭了殃。”有一個日本小傢夥問，這鬼子是誰呀？有人就告訴他，這鬼子是日本軍國主義者。那是50年代後期，中日友好來往不少。
還有一個美國合唱團把《黃河大合唱》整個都唱下來了，是由姚學言指揮的，他原是我們中央歌劇院樂隊的一個同志，後來到美國搞指揮去了。他們全部用中文唱，而且唱的音挺準的。特別是兩個人的對唱：“張老三，我問你，你的家鄉在哪？”很像。1995年的時候，他們曾到中國來演出，沒有一個中國歌曲像《黃河大合唱》鋪的面那麼廣。
“我們的血管是黃河的支流”
王：七十年過去了，今天再聽《黃河大合唱》還是那麼令人感動，這就是像您說的，有一種愛國主義情懷，而且“黃河”有很強的象徵意義。
嚴：《黃河大合唱》的影響是深遠的，中國人100多年來受外國人的侵略和掠奪，每次戰爭都是以我們在投降書上簽字而告終,要麼割地，要麼賠款。抗日戰爭則是侵略者第一次在投降書上簽字，鼓舞了全世界華人的民族自豪感。旅美華人在舊金山演出的時候，大家非常高興。演畢到地下室喝咖啡慶祝，有人問：“唱《黃河大合唱》是什麼感覺？”在場的同胞答：“我——是——中——國——人！”領事館
的同志講，聽《黃河大合唱》我們鼓掌鼓得手都腫了，回去睡不著覺，感情不一樣啊。
有一次在馬來西亞演出，散場正趕上下大雨，我們和觀眾都走不了。在劇場前廳，我們和觀眾一起拉歌，我們把會的歌都唱了。有一個50多歲的人會唱上世紀30年代的歌，我問他怎麼會唱那個時候的歌？他說：“爺爺教的，他告訴我不要忘記根在中國。”
當時還有一個詩人，即興念了首詩。他說，我聽了你們的《黃河大合唱》很有感觸，詩中說：“‘黃河’唱出了我們的心聲，我們的血管是黃河的支流。”就是說通過《黃河大合唱》讓他和祖國貼得更近了，“黃河”在抗戰時是一支鼓舞全國人民奮勇抵抗侵略者的戰鬥號角，如今又成了團結全世界華人發揮極強凝聚力的詩篇。這就是剛才你講的，“黃河”為什麼七十年還久唱不衰的根本原因。
“黃河”經歷的坎坷歲月
嚴：“黃河”流傳這麼長時間，也是很坎坷的。一是在中國十年動亂的時候，有人說《黃河大合唱》是王明投降路線的詞，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曲。冼星海真偉大，在投降路線的詞上寫出了革命路線的曲子，這是什麼邏輯！後來我對他說，你別這樣講了，這樣講不好。當時除了有八個樣板戲以外，還能拿出點什麼東西？有人說《黃河大合唱》可以唱啊！那就唱吧，但詞是光未然的，那怎麼行，光未然還在“牛棚”裏呢。於是就來改詞，什麼“指導員，我問你，前線有啥好消息？”真滑稽。改來改去最後改不下去了。後來，周總理說了句話：“這是歷史，不要改了。”改不了詞就唱不成了，於是就留曲不留詞，這樣就編了一部鋼琴協奏曲《黃河》，它是把《黃河大合唱》腰斬了之後的產品。
王：這樣的話，就不是八個樂章了。
嚴：三個樂章，鋼琴協奏曲《黃河》“出身”不好，但表現還不錯，因為除了樣板戲沒有別的東西了。國內老百姓一聽協奏曲《黃河》，都說：呦！怎麼還有這麼好的東西呀。在東歐的演出也挺轟動。之所以說《鋼琴協奏曲黃河》“出身”不好，是江青把《黃河大合唱》攔腰斬斷的產物，可是它“表現”不錯，協奏曲就保存下來了。
後來到了1975年的時候，錢韻玲寫信給毛主席說，《黃河大合唱》這麼多年都不唱了，當年您聽的時候，還鼓掌叫了三聲好，可見還是好作品，今年是星海去世 30週年，是不是可以演一下。1975年那個時候正好是鄧小平出來工作，就批下來了，用原詞唱“黃河”。“四人幫”手下的文化組後來不能阻攔了，但規定我們照原詞唱可以，但不準寫紀念兩個字，就叫“冼星海聶耳音樂會”。在民族宮演出了三場，又到北京工人體育館演。還規定不準寫紀念文章，不準進行宣傳，就這樣演出完了就完了。
北京演完之後，上海也跟著演。據說他們不知道不準在報上寫文章的事，結果冒出了一篇評論文章，說“黃河”為什麼還有這麼大的魅力和吸引力。文章登出來了，主要講了三條，我覺得不錯。一是為什麼一個曲子長時間在人們心中起作用，是因為作家的世界觀的問題，因為星海把自己的出路放在民族出路的裏面，而不是放在民族出路的前面，把自己的命吆蛧?业拿?放在一起，他在寫作品的時候，不是為了自己要索取什麼東西。二是長期創作實踐的積累，1938年在抗戰期間，星海在武漢半年寫了200多首歌。三是生根在我們民族音樂的土壤上。我覺得這樣的講話比較中肯，比較實在。
《黃河大合唱》也算是“四人幫”垮臺前的一個信號，“黃河”十年不能唱，到現在能唱了。無獨有偶，台灣也是不準唱 “黃河”，台灣1945年唱過，1949年就不準唱了，說《黃河大合唱》每個音符都是共產黨的聲音。中央樂團1985年到香港演出了一場,當時有台灣人到香港聽了說：“咱們中國人還有這麼好的東西呀！”他們回去就要演，但是當局不讓，說這是共產黨的東西，後來才同意只能演兩段，“黃河頌”可以唱，“黃水謠 ”可以唱，別的都不能唱，其他樂章都是共產黨的宣傳。就這樣，40年的時間裏不能演，直到1989年。這一年(從台灣)來了一個人，拿的是香港中旅的出入證，這個人叫杜黑，音樂家，是國民黨將領的後代，跑到我這裡來，找到我拿走了總譜。到了1989年7月1日，在台灣演出了“黃河”，演了兩場，非常轟動。
王：在台北演的嗎？是全本？
嚴：是在台北演的，是全本。我們的總譜，通過秘密渠道拿到了台灣，當時在台灣的報紙上爭論得很厲害。後來國民黨辦公廳主任宋楚瑜出面說話了：只要是把個別詞改了就好。於是就改了三個地方，一是“新中國已經破曉”改成“全中國已經破曉。”其實那個時候“黃河”裏寫的新中國是蔣介石講的新中國，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提到的新中國是在1941年寫的，1939年寫“黃河”的時候怎麼知道1941年時候的事情呢。其實那是指蔣介石在1938年說過的“抗戰的新中國 ”。當時台灣的年輕人不知道，一說新中國就是毛澤東的新中國，所以就改了。還有是“為國家當兵去，太行山上打遊擊”。太行山上是八路軍啊，那不行！其實那個時候在太行山上打遊擊的不只是八路軍，也有中央軍和二戰區的部隊，於是改成：“為國家當兵去，大家齊心打遊擊。”還有就是“全世界的勞動人民……”，勞動民眾是孫中山使用過的詞語，也被改成“全世界受苦的人們”。不管怎樣，改的還不算討厭，這就能唱了。
國共兩軍全球同胞共唱“黃河”
王：兩岸的思維方式有時挺接近的。
嚴：改了以後演出了兩三場，效果不錯，老年人流淚，年輕人興奮。後來1990年他們到大陸先後與中央樂團和上海樂團聯合演出。大陸的樂隊、合唱隊，台北的合唱隊近100人參加，在我們的大廳排練，杜黑指揮。當大廳響出“黃水奔流向東方……”的歌聲時，我腦中一陣熱血涌動。當時我想，兩岸炎黃子孫，人為地隔閡 40年都不能來往，一曲《黃河大合唱》把兩岸人民的心連在了一起。兩岸的合唱隊員一起排練，互相交流，交換一些紀念品之類的。台灣演員都是業餘的，有醫生、會計、工程師，幹什麼的都有。有人問台灣的一個小夥子是幹嘛的？他回答大學畢業後參軍了。參加什麼軍？他回答說，我參加的是“國軍”啰。台灣人大學畢業要服兩年兵役。當時李初建是我們的男高音聲部的，小夥子問李初建參加的什麼軍？李答，我參加的當然是“共軍”了。這就是“共軍”、“國軍”一起唱“黃河 ”，上世紀30年代是國共兩軍一起打日本，現在是一起唱“黃河”。
在香港，1985年8月搞了一個黃河音樂周，演出了 1000人的《黃河大合唱》，中央樂團去了100人，去了一個樂隊的首席楊秉蓀。我們音協是五年唱一次“黃河”，他們年年唱“黃河”。海外的華人對祖國的感情特別深，要記住100年來中國被侵略的歷史。他們說，過去香港搞聯合演出，親台灣的是一撥，親大陸的是一撥，搞宗教的是一撥，但“黃河”把這三撥人匯集在一起了，也教會了一些外國人唱“黃河”。那次是我指揮的，排練了一次，合了一次就上臺了，他們年年都演，全曲都會背。今年7月，中國國家交響樂團又要唱“黃河”，我提出要求咱們可要背呀，全球的同胞都能背“黃河”，咱們還拿著譜子唱，說不過去。
香港同胞，台灣同胞，東南亞同胞都是背的，連美國人唱的時候也是背的。因為背的感情不一樣，演唱的時候，看著譜子感情的表達就差遠了。《黃河大合唱》體現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香港，《黃河大合唱》演了30分鐘，謝幕用了15分鐘，1萬多人不走，我在臺上下不了臺。怎麼辦呢？哪有這麼長時間謝幕的，後來想了個辦法，把一束花轉獻給星海生前的親密伴侶錢韻玲同志。這束花送出去以後，轉移了視線，我就跑下了臺。
王：冼星海是怎麼去世的？
嚴：星海在1940年5月離開延安與幾個搞電影的同志去蘇聯完成一個延安紀錄片的後期合成任務，後來其他的幾個人先回來了，等他要回來的時候，邊境封鎖了，回不來。之後他流浪到烏蘭巴托，從烏蘭巴托也回不來了，那時候國民黨對外蒙古也封鎖了，他又到了哈薩克，之後就病倒了，住在一個房東家裏。房東是母女兩個人，房東的女兒一直照顧他。
那個時候，共產國際每天給他一公斤麵包。1941年蘇聯開始衛國戰爭，生活非常困難，配給的麵包，他和房東母女一起吃。後來有一些搞音樂的朋友把他送到莫斯科克里姆林宮醫院治療，醫生說他患的是肺炎。星海是在那兒去世的，葬在莫斯科近郊，骨灰盒上面寫的是“致愛國主義者黃訓(冼星海的又名)”，下面寫的是“妻子和朋友們”。上世紀90年代，蘇聯為了加強中蘇友好，就派人把骨灰送回來了，由蘇聯大使館、文化部各出一個人護送骨灰到北京，暫時存放在八寶山，存了有一年多。1995年又送到廣州“星海園安葬”。
王：他在蘇聯期間寫了很多作品？
嚴：星海在莫斯科有很多朋友。在武漢的時候寫第一交響樂，第二交響樂，在延安也一直在寫，到蘇聯對這些作品進行了整理。
王：這些曲子都留下來嗎？
嚴：大都留下來了，但沒有演出，某些作品由於生病加上奔波，也有些力不從心的地方，有一些筆誤，後人進行了整理。在整理的過程中也有不同的意見，有些同志認為星海的東西不能動，有些愛護冼星海的年輕人認為，本來是筆誤，應該改。那個時候我們中央樂團要演冼星海的作品，李德倫要改，呂驥就不同意，說不能動，說這是你們洋學生對星海的不尊重。後來就組織一個審查團，有音樂院的，也有延安出來的，大家在一起看譜子，看該改不該改。最後的結論是同意李德倫修改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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