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日葵

我上小学那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一年多后，我随父亲下放到锦州郊区。我命大福大造化大户口落在城里亲戚家。小学、中学都是在城里上的，而且两所学校文革前、文革后都是“重点学校”。
    为了“节约闹革命”，学校暑假放得特短，寒假放得特长。把孩子们都轰回家，学校不用烧暖气，自然就为国家节省出烤火煤。这事放在今天也值得推广，不光省煤，还少出二氧化碳呢。
    我每年最盼望的就是寒假。那时可以去石家庄看我妈。妈在那期间使劲犒劳我，变着法给我作好吃的。但是，从锦州到石家庄要在伟大的首都北京转车。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可小学三年级的孩子在大北京站办中转签字还是让人不放心。爸妈托了北京一个亲戚帮我。那亲戚跟形势跟得特紧，送我上火车时说：“转告你爸好好改造”。她可能就像说“向你爸爸问好”一样，可我觉得是莫大的侮辱，至今不理那亲戚。那亲戚也许人不错，十几年后听说我体弱，还给我捎来过一瓶蜂王浆。谁让我鼠肚鸡肠呢，到现在仍记恨在心。
   后来就一个人转车。那时进北京要有出差证明，没有证明的不卖给进京的车票，车站比现在人少多了。但所有列车都以北京为始发和终点，人多得还是可以用成群、成片或人疙瘩来形容。我随着人流到中转签字处，然后找广州方向的队，到了窗口就踮起脚冲着里面喊“最早去石家庄的”。
    那时锦州 — 北京直快要 7 个多小时，北京到石家庄直快 4 个多小时。加起来 12 个小时，一个孩子很难敖。坐在车上总是想要是能有个伴儿就好了。
    终于有一次有了伴，还是两个。伴的来历讲起来话就长了。
    文革向党表示忠诚的另一个口号是“对阶级敌人的恨就是对人民的爱，对党的忠”。小学教师队伍中的阶级敌人已被清除了，老师们还在不断寻找向党表示忠诚的机会和材料。“黑五类”的孩子 =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就成了积极要求上进的老师们的盘中餐了。
    我运气不好，就赶上了那样的班主任。加上我不乖巧，挨骂就更多了。在走廊罚过站；站在讲台前挨过路线分析会的批判；最严重的是被老师骂“带着花岗岩的脑袋见上帝去吧”。那可是毛主席语录里的一句话，不是谁都能享用的。
    小学毕业前两周，这位积极分子老师去军队探望丈夫，接替她的是一位姓郭的女老师。那时毕业考试已经结束，下午也不用上学了。郭老师说“下午你来我办公室一下”。我最怕老师叫我去办公室，这次不知是凶还是吉 ?
    下午我按时到了学校，走进办公室发现郭老师办公桌旁站着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小姑娘。郭老师看见我笑着说：“来，我给你们介绍介绍，这是我女儿熊燕。今后你们俩要成好朋友。”
    跟老师的女儿成好朋友，就跟给皇太子当陪读一样，那是荣誉。我这个被定为“带着花岗岩的脑袋见上帝去吧”的人能享此殊荣做梦也不敢想。
    郭老师的这句话，这一举动给了我自信和勇气，使我的脑袋更花岗岩了。
    那年我们一起坐火车去的北京，不光我俩，还有跟熊燕住同院的男孩，叫小明。年龄跟我们一样。
    为了赶在白天到北京，锦州人去北京多坐夜车。车是从沈阳发的，到锦州时座位早就坐满了。晚上 10 点多钟，我们三人上了车，在通道上一字排开坐下。因为知道没有座位，事先就想着把装替换衣服的小包当板凳。我跟熊燕坐在一起，怕挡人道，小明在另一个座位的靠背处。看得出来，他们俩也不是第一次坐这趟车。
    我和熊燕聊一会儿爬在膝盖上睡一会儿。第一次与人同伴坐这趟夜车，到北京的 7 个多小时，显得比以往我一个人坐时短多了。
    闲聊中得知，熊燕父亲是因为被扣上反革命特务的帽子下放的。她还告诉我同行的小明是个非常懂事的孩子，父亲文革初期自杀，他那么小就帮着母亲照顾残疾弟弟和一个妹妹，院子里的人们都夸他。
     原来我们三个都是“黑五类”的孩子，一个比一个不幸。不是有点原因，不是万不得已谁家会让那么小的孩子一个人坐那么长的夜车呢。本来我们都有个幸福的家，本来应该是搂着妈妈脖子熟睡的时候，我们却卷曲在火车的通道上，憧憬着到站后见到亲人的情景。
    “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 ( 毛语录 ) ，还出了个张铁生。只要闹革命，答白卷也可以上大学。上大学能带来的实利谁都清楚，于是，当地出现了争当张铁生的热潮。学校根本不学习，只闹革命。那时的革命已经不是打砸抢了，学生最大的追求就是“早日加入共青团”。为了这个表现自己，为了这个巧立名目地折腾。
    熊燕跟我上了同一所中学，她在二班，我在五班，我们有时放学后一起玩儿，一起交心，但没有谈过自己的烦恼。也许彼此的烦恼都心照不宣了。熊燕有自己的世界，她爱画画儿，而且画得特别好。有空就埋头画。越画越好，越好越专注，越专注越不问窗外事，也就获得了心静。
    我没有专长，毕竟是菜农的女儿了，里里外外一把手。但我有一个信念，太阳不会停在一个地方，一定会转到我头上来的。年复一年地在家门前的一小块空地上种向日葵。心想：我要向这向日葵学习，太阳不转过来我就转着脖子找太阳。
     中学的老师在做人上比小学时期的老师强多了，再也没有刁难过我。看透了自己没有争先进的资格，就不用争了。不用争取什么了，也就不用严格要求自己了。什么乐我干什么，没乐找乐造乐。慢慢地把班里的无政府主义分子 ( 不听老师话的人 ) 、自由主义分子 ( 不遵守纪律的人 ) 都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中学毕业的时候，熊燕邀我：“到我家坐坐，叫上小明，咱们一起聊聊”。我那时在去向上遇到了很多麻烦，特别怕别人问我什么，支支吾吾地推辞了。
    之后，我到河北赵县一个不通汽车、没有电灯的偏僻村庄插队，同学们也各自随父母单位到锦州附近的农村去了。彼此失去了联系。
    我常常后悔那次没有去熊燕家，常常想起郭老师，还常常想起那个懂事的男孩小明。
    30 多年过去了，当年的无政府主义分子和自由主义分子都把自己的孩子送上了工作岗位，自己也被轰下了工作岗位，成了真正的自由人。当年的先进和后进如今团结成一片，一起下馆子，进歌厅，还想起了寻找当年的“花岗岩脑袋”。
    09 年夏天，我终于跟他们相聚了。从没说过话的男女生们竟互相称呼起小名来。
    我请同学们帮我寻找熊燕。终于在沈阳一所高中找到了她。
    她考上了美院，现在是高中的美术老师，在家里开着油画教室，丈夫是美院的油画教授，儿子是美院的油画高材生。油画一家，油画专业户。
    她说她一直把油画当作城堡，在里面作一城之主，活得充实。
    我说我把向日葵作榜样，一直寻找着亮堂，活得开朗。
    她为我画了这张向日葵，题名“我的太阳”。
    她还告诉我：小明已是一家大公司的经理了。但是现在没有联系。
    遗憾的是郭老师已经不在了。

不管哪个朝代、什么多方都有背阴和朝阳，但不管哪个朝代、什么地方都拒绝不了太阳的运转规律。阳光一定会照到每个人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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