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五七姐年前送爱心，上了汤圆蛋角；花姐不甘示弱，给了整条的大鱼。今天更热闹了，心无贡献了家传的酱制猪头肉的秘方；街西干脆把自己的酱烧猪蹄拿给大家吃。真是要准备过年了。
猪头肉，猪蹄是国人喜爱的食品，让我想起了两个有关的小故事。
（一）猪头和猪脑
小时候，每逢过年，家里总是要买一只猪头的。猪头很便宜，那么大一坨，十来斤，也不过三、四斤猪肉的价钱。猪头全身是宝，没一块不能吃的：从皮到肉，从耳朵到舌头（口条）。而且，用猪头煮出的清汤，更是香气扑鼻。不足之处，就是脏些，整理起来麻烦些。但家里有专门照顾我们生活的姥姥，为能经济实惠地过日子，她是不怕吃些苦，受些累的。
买猪头，还有一个收获，就是猪脑子。如果单买猪脑，很多时候碰不上。我家附近的小肉店，一直缺货，要到大菜市场才行。可能是过节大批量卖猪头时，把脑子挖出来太麻烦；也可能是那时商家还讲信用，没脑子能叫头吗，所以，买个猪头还带猪脑这个宝贝。说是宝贝，是因为按民间的科学，吃什么补什么，对孩子脑子发育，特别是经常犯头疼的孩子，也包括大人，都是补品。姥姥怎么烹炙，我不知道，但端上桌一碗看着象豆腐一样的食物，我是必须吃的。不是我爱吃，它的味道比猪头肉，酱耳朵差多了；是他们强迫我吃，因为我从小就有头晕症，后来又狠狠地摔了一次。不补是绝对不行滴。
后来，大革命来了，姥姥被赶回原籍，也就没人再给我们做猪头了。过年节时，工厂的师傅让我从城里给他们带猪头回去，因为山里买不到。周日起个早，到大菜市场抢两个猪头；售货员用报纸包个严严实实。带回去，师傅们打开一看，有笑的，有骂的，说，这哪叫猪头啊，这是猪脸！
没猪头了，可母亲照样关心我的病，我的成长。从王府井大街北口往西走，不远，有一家专卖肉类食品的店，老牌号叫“浦五房”，北京最有名的酱肉店。文革改了商店的名，但没改经营项目。母亲上下班总要路过那，有时进去买些熟食回家，母子俩享用。一天，她意外发现店里还卖做熟的猪脑，价钱不贵。这下她象发现了宝藏，没事就买回个半斤八两的，给我补。她可能从来没听过人家骂人笨的话，至少她从来没说过，“你这猪脑子”，不然，她一定不会那么认真地老给我买。
所以，我补了很多的猪脑子，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2。猪蹄
想起猪蹄，就流口水。出国这么多年，去中国城，总要买几个回来酱了，不管过不过年。
大学第二年，在货轮上实习。货轮是我们学校自己的，专跑上海秦皇岛航线，拉煤。
到秦皇岛后，除了几个当班的，全班大多数同学离船，到市区里闲逛。市中心不大，就几条街。在一家小饭铺门口，我们停下来，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橱窗里堆成小山的酱猪蹄上。在大学，在大学所在的城市，从来没见过这么色香具全的佳肴！售货的见这么一大堆学生在外，认定是生意机会来了，就非常热情地向我们兜售。
当时我已经不是班长了，当了更高一级的学生干部，但班里的小兄弟们还是把我当他们的头对待。我代表大家和售货员商量，说这近30个人，一人一个，你就卖出所有的了，好生意啊！就给我们这些穷学生便宜点吧。售货员（大概是经理）很大度，说了个单价，大家都觉得便宜，记不住是一角五分，还是两角了。于是，每人一个猪蹄（有人买了两个），小饭铺里坐不下这么多人，大家都站在大街上啃猪蹄，想想那场面，也很壮观，是不？
回到船上，大家还在兴高采烈地说吃猪蹄的事。一个没去的同学----他是我们年级唯一的党员，也是我的前任班长，当了年级的领导----听了后没说话。等实习结束回到学校后，我们年级的政治指导员找我谈话，说我要对在大街上吃猪蹄的事负责，因为做的不对。我问错在什么地方？他说影响了学校的荣誉；系里知道了，并且在同学中产生了很坏的影响。
到现在，我都不知道那个同学为什么要告状：他如果在场，也一定要买要吃的；更不知道大学生在大街上吃猪蹄怎么就给“新时代的大学生脸上摸黑”了。和指导员争了一下午，也没争明白；他要我有认识后，写个检查，还说是为了保护我。我是个认死理的性格，不会迷里马虎地认错检查。一直拖到大学毕业，我也没得出正确认识；当然，不检查，也就不会有更大的进步了。
都是吃猪脑吃出的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