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五七的文章，贴一篇旧文充数吧。
我的小学（一）
大跃进那年的九月一号星期一，我背着书包走进校门，成为了一名小学生，到如今快半个多世纪。我们的小学是一所很独特的学校，因为她是由两所毗邻的大学联合经办的附属中学的小学部。同学们都是大学里教师，干部和工人的子女，来自两所大学的十个职工新村。
“一年级，一年级，快乐的一年级，…….”那是我们上学后学的第一首歌。因为许多同学都是在大学内上的幼儿园，所以一进学校时总有几个认识的同学，我是在市内上的幼儿园，而且我所住的新村的新生中，一个分在我们一年三班的都没有，所以一开始谁也不认识。不过情况很快就改变了。
那时，我是个很淘气的小孩，一开始就和其他几个淘气的孩子结成团伙并自立为王。大学有两个新村里主要住的是学校中的工人，他们的子女从小一起玩儿着长大，所以也有他们的一个小圈子，也有他们一个大王。然而一山不容二虎，终于有了“亥下一战”，从此便“一统了天下”。
我们一年三班的班主任是田老师，她是那年刚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十八九岁年轻姑娘，人很漂亮也非常和气，所以我们这些调皮捣蛋的孩子并不怕她。刚开学不久的时候，田老师看我学习好脑子还管用而且不象淘气的孩子，就让我当了个小组长。而当我统一了天下之后，全班十来个调皮鬼都听我指挥了，我就觉得这个小组长象是个“避马瘟”似的虚职，哪里有“齐天大圣”来的痛快，于是就有组织的开始挑战老师的权威了。
当田老师来上课的时候，我带着这些淘气鬼们从窗子里纷纷跳出，老师只能从走廊绕大门捉我们，我们再从窗子跳进去，当老师再从走廊绕回教室时，我们早已使劲地把门堵住，不让老师进来。有一次在我的指挥下，大家突然一起离开紧推着的门，于是门那边的老师摔倒了。这样的“游戏”玩了几天，把年轻的田老师气哭了好几次，结果当然是请家长了。回家挨了几顿揍记不清了，反正恶名是传出去了。一直到我都快上中学了，每次叔叔阿姨们来我家的时候都要问我“最近还有没有把老师气哭”之类的问题。
事隔几乎半个世纪之后，就在两个月前，我终于有机会联系到了田老师，并和她通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田老师风趣地说，她那个时候是大小孩带小小孩。
我的那些“小兄弟”们，在我后来跳班后就不是一个年级了，也不再在一起玩了。后来在文革初期，因为他们是工人出身的“红五类”，对我们这些教授家出身的“黑五类”要实行专政的。我有两次在学校里狭路相逢的遇到两批“红卫兵”，恰好领头的都是我原来的“小兄弟”，他们那时都已经是学校里的头面人物了。结果他们只是说了两句“要注意和家庭划清界限”之类的套话，明显的放了他们原来的“老大”一马。现在说的轻松，当时可真是提心吊胆啊。看来做“老大”的一定要善待自己的弟兄，因为你不知道哪天就可能栽在谁手里，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啊。
我的小学（二）
我二年级的班主任杨老师，是一位从省委机关调来的干部，有快四十岁的年纪了，对付我们这些小淘气还是满有办法的。不久开始在班里发展少先队员了，尽管门门功课班里第一，象我这样的“劣迹”儿童，当然不在发展之列。不久教育改革开始了，为了学习苏联，在全国屈指可数的几所学校里搞“九年一贯制”，我们学校有幸被定为试点学校。
我们这个年级原来是四个班，后来由于省委干部子女到我们学校来“寄宿”，全校一下子增加了二三百名住校生，于是每个年级里又加了一个班。为了将原来的十二年制转换成九年制，学校决定从我们年级的五个班中每班选出八到十个同学组成一个班，跳到高一年级去。当时每个班里有二三十名少先队员，光是胳膊上带一道，两道，三道的干部就有十来个。幸亏杨老师惘开一面，看在我们功课都很好的份上，让我和我的铁哥们儿小廖两个非队员也跳了班。
开学后这个新的 “四年六班”诞生了，这是我们学校历史上唯一的一个由跳班生组成的“精英集体”，就是在全国范围内也是极不多见的，（至少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类似的情况）。那个时候是不讲走后门的，可是非常巧，我们这个班里囊括了两所大学校长，书记，系主任和许多大教授和领导干部的子女，可能是这些家庭的环境对子女学习比较有利。可惜我手下的“小兄弟们”都没有被选上，在这四五十人的班里只有一个是工人家庭的独子。（当时大部分教授和领导干部家庭的子女不多，且一般住房都比较宽敞。而我知道许多工人家庭五六口人只有一间住房，不要说学习环境，晚上怎么睡觉大概都是个挑战）
我们四年六班的班主任李老师，是刚刚从人民大学进修完毕的省教育厅干部。那时的小学老师都是师范学校毕业的，所以李老师用美国现在的词来讲叫做 “Over Qualified”，可见上级对我们这个班的重视。
在李老师接手我们这个有二十多个两道，再加上十多个一道和三道的精英班集体的时候，我和小廖及另一个男生是班里仅有的三名没有入队的淘气学生。当时因为学校校舍紧张，就将四年级的六个班放到一栋从大学借来的楼里上课。那栋日本风格的平顶楼距离我家只有大约一百米，使我感到非常高兴，因为原来的附小校舍离我家有足足两华里。开学不久李老师找我谈话，希望我能为班集体做些好事。他把教室的钥匙给了我，让我每天负责开门锁门，冬天负责生炉子（那是一栋老楼，没有暖气设备），还负责班里的小图书柜。那时我们教室后面有一个柜子，是同学们从各家拿来的图书，那个柜子的样子我现在还记得非常清楚。
我那时在家里也是淘气的孩子，什么活都不干，可我每天在教室里干得很欢，不久就让我入队了。那是在一九六一年，比开展学习雷锋还早两年。现在回想起来李老师很会因材施教也很会调动小孩子的积极性。我当时自恃功课好，自由散漫，不听老师的话也不怕老师，不让入队根本不在乎。李老师看出我这个吃软不吃硬的特点，就用积极引导的方法，让我把多余的精力转到为班里做好事上面。结果班里的活有人干了，还少了一个调皮捣蛋的，我也混了条红领巾。这就是双赢吧。我真希望所有的老师都能象李老师一样。我觉得他不但是有良好的教育方法，更主要的是对每一个同学都倾注了他的爱心，所以我在近办个世纪之后还非常想念他。（2007年8月31日）
后记：哈哈，大家现在知道什么是四道的队长了吧？俺从小就不喜欢老师，主要是不喜欢被老师管。也一直非常不喜欢班干部和队干部们，骂他们是老师的“巴结狗子”。特别是不喜欢男生班干部们，认为他们太“娘儿们”。不过那时多数的男生干部们都是比较“娘娘腔”的，因为人家不打架。奇怪的是看人家入了队，自己一点都不羡慕。所以觉得当大王比当大队长还威风，应该属于四道杠嘛！现在看到坛子里这么多的队干部们，俺都感到很不好意思了。你看江上，史迷，野狼都是大队长，人家可一点也不“娘娘腔”，都是比“小沈阳”还纯的“纯爷们”：）））至于俺为什么喜欢《让子弹飞》里面的张牧之，大家也能找出些答案了吧。
过队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