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红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争论，就是曹雪芹死于何年。
以俞平伯为代表的一派红学家，认为早期抄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中的批语“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已经明确给出了曹雪芹过世的具体日期：壬午年大年三十。壬午是1762年；壬午的除夕，应在1763年的二月。这一派的理论被称为“壬午说”。
以周汝昌为代表的另一派，从曹雪芹生前好友敦敏敦诚兄弟的诗集中发现，在壬午的下一年，癸未年（1763），还有他们写给曹雪芹的诗；并且在癸未的下一年初，即甲申年初，另有为曹雪芹撰写的悼亡诗。从对这些诗的考证中，周派认为曹雪芹不应死于壬午年，而是癸未年。这就是“癸未说”。
1962年，为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主管文化的政府领导，希望能将曹雪芹的卒年确定下来，以便开展活动。于是，围绕着这个专题，展开了前所未有的红学大讨论，盛况空前：几乎所有的红学专家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真讨论，激烈争辩；真有百家争鸣的风气。但争论到最后，壬午癸未还是泾渭分明，谁也说不服对方。为了折衷，当局只好把纪念大会放到1963年的夏天召开。时间上距63年除夕（‘壬午说’200年纪念日）和64年除夕（‘癸未说’200年纪念日）相当。将近半个世纪过去后的今天，这个争论还是没有完结。究竟曹雪芹死于壬午，癸未，或以后的哪一年，红学界仍旧没有共识。您说，这红学研究容易吗？
我是赞同“癸未说”的。“癸未说”的两个证据中的一个，就是敦敏在癸未年春天，为邀请曹雪芹到他家赏春饮酒而写的一首诗。因为是邀请信，诗名为“小诗代柬”：
东风吹杏雨，又早落花辰；
好枉故人驾，来看小院春。
诗才忆曹植，酒盏愧陈遵；
上巳前三日，相劳醉碧茵。
读这首诗，有三个要点值得注意。一是写诗的时间，在癸未年的春天。这个时候，敦敏知道曹雪芹还健在，并能够前来赴宴。那么，说曹雪芹在前一年除夕去世，就站不住脚。二是第一联的下半句“又早落花辰”：杏花到了盛开的时候，已经开始落花了。杏花从含苞欲放到盛开，大约两周的时间；北京地区杏花初开应在阳历三月末或四月初。那么，敦敏写这首诗的具体时间，应在四月中旬。三是最后一联的上半句“上巳前三日”：‘上巳’是阴历三月初三，古称上巳节。“上巳前三日”，就是阴历二月的最后一天。要证明敦敏的诗确实写于癸未年，而不是壬午年，这是最重要的线索。
用万年历查了一下壬午和癸未两年上巳节和阴历二月底对应的阳历日子和节气，表述如下：
壬午年（1762年） 上巳（三月初三）------ 3月27日，春分和清明之间；
**************** 二月二十九 ------- 3月24日，春分后三日；
癸未年（1763年） 上巳（三月初三） ------ 4月15日， 清明和惊蛰之间；
**************** 二月二十九 ------ 4月12日 ，清明后七天；
北京地区，春分时节是不能观赏杏花的；而清明过后，正是千树万树杏花盛开的时节。很显然，敦敏这诗，写于癸未年，而不是壬午。那么，什么原因使这两年的节气相差了这么多天？这是因为壬午年有一个闰五月，它把通常两年间节气拖后十天左右的规律，变为提前近二十天。于是，癸未年的二月底，已经是“姹紫妍红开遍”的仲春。不仅上巳节是杏花纷飞的春日；而且在上巳节的前六七天（敦敏写诗的日子），能体会到“又早落花辰”的花期渐变，也是很真实的感受。
这些年来，每到春花烂漫的春日，我总想写一篇有关杏花与红楼的闲话，不为别的，就是想对父亲有个交代。父亲在世时，研究红楼，倾向于癸未说。七十年代中期的一天，他曾对我说过，“俞平泊说‘小诗代柬’有可能写于壬午年，被误编到癸未年的诗中了。其实，这个争论好解决，查一下那两年的节气，就知道诗写于何年。”在当时，这是个难能可贵的想法。可那个时代，能接触到的资料有限，大图书馆又不对公众开放，父亲的这个考证设想没能实现。我一直为生活奔波，多年无暇它顾；但心中一直在惦念着父亲的愿望。
“又早落花辰”，又到了花开花落的时节（这里比北京早半个月多），很快也是父亲的忌日。利用网络信息充沛的优势，从万年历中检索了曹雪芹时代壬午癸未年间的阴历阳历对照，以及节气的变化。通过对比，使父亲当年的设想有了答案，也使自己明确了“小诗代柬”确实写于癸未春时。遂写下这篇小文，做为父亲忌日时，对他的纪念。
更多《车轱辘话》，在“红痴史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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