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女儿说家事>第三章 草根之交（42）坚守良心的女教师 2009-11-13 12:40:05
<身份啊身份>第三章 草根之交（42）坚守良心的女教师
我卖菜搭档吉老汉的女儿吉慧贞是一个中学语文教师。固原的教育部门实行了教师回归老家接受贫下中农监督的政策后，她就从七营公社回到了她的娘家杨郎公社，在杨郎中学教语文课，我便得以和她认识。接触多了，感到她是一个具有很强亲和力的女性，任何阶层的人与她交往，都只能从她那里感受到热情和真诚，而决不会从她那里感受到冷漠和慢待。
在插队那段时间，我常常以非常幼稚的想法跟她谈论怎样做人和怎样看待世事。面对我的傻气，她却常常摇头叹息或是欲言又止，后来她终于非常谨慎地对我提到她家人挨整的经历和她自己挨整的经历，以她的教训警示我：人世间是充满了艰险的，所以遇事不能不考虑如何保护自己。
那时宁夏每年暑假都有例行的教师会，也就是以县为单位，将所有城乡教师们都集中起来，开几十天会，主要是对教师们进行几十天的政治思想教育。在这一教育中，将教师们都按家庭出身和政治表现分为四个等级，便于区别对待。评为一类的都是出身好，政治表现也好的，属于依靠对象；二类……属于团结对象；三类……属于教育和争取的对象；四类：即各种敌人和坏人，当然属于批斗和打击对象了。
起初吉慧贞尚被评为一类，但不久就因为不愿出卖良心，并公开替一个年轻的同事说了几句公道话而被批斗了好多天，也被迫写检查在会上检讨了好些天，并差点因此被打成“四类”。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有两个本是好朋友的教师，一个姓李，是年轻的民办教师；一个姓吴，是中年公办教师。两人曾在一起闲谈毛主席诗词《沁园春•雪》，提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等诗句，这李姓年轻人的便含蓄地说毛主席不够谦虚。结果暑期教师集训会上，上级号召人们互相揭发，不揭发出点什么就不能证明自己的革命。那姓吴的中年公办教师可能深知保护自己的最好办法就是摧毁别人，于是他站出来揭发了姓李的民办教师。姓李的教师当即被判定为“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让人们批斗得死去活来。末了上级还要全体与会人员举手表决，给这姓李的民办教师带上反革命分子帽子。
当时不论人们内心里持何种看法，但公开场合都对那李姓教师表现了极大的义愤。批斗会上人人争相发言，对那年轻的反革命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分析批判。怒斥声和责骂声不绝于耳，推过来搡过去也时有发生。所以在表决时，大家都高高举起了自己的手，唯有吉惠贞默默坐在一边不举手。
主持会议的人问她：“你为什么不举手，不举手就是同情反革命！”
吉惠贞说：“我觉得他这么评价毛主席是很不应该的，但他是个年轻人，年轻人容易狂妄，但还不能说他已经是个反革命。”
结果，吉惠贞马上被勒令写检查，作检讨。会议的斗争范围有了扩大，斗争的内容也不再单调化。不但天天斗争那个胆敢“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反革命，而且也天天斗争吉惠贞这位“同情反革命”的人。吉惠贞被迫在会上深挖自己同情反革命的思想根源，深刻分析自己错误的严重性，诚挚检讨自己没有与组织上保持一致的罪过等等。检查写了一大叠，检讨做了无数次。
那时，写检查和作检讨是保存自己的基本技能，中学语文教师出身的吉慧贞想来不会不掌握这种技能，但她竟然屡屡不能过关，有关人员还非要将她定为“四类”。虽然最终上面没有批准将她定为四类，但她的“一类”自然是无法保留了。
从那以后，吉惠贞就感到自己的头顶上有一股看不见的压力。领导和同事都用异样的眼神看吉惠贞，似乎觉得她的脑子里进水了，怎么会去同情一个反革命？
“唉，那一回，一下子就把我说公道话的病治了，从那以后我再也不会傻乎乎地站出来替任何人说公道话了。”吉惠贞用这样的感慨结束自己叙述，看来她确实为此感受到了切肤之痛。
插队时的我，对吉惠贞的这些所谓经验教训并没有很深刻的体会，还想着是她运气不好，没有碰上好领导，别处的领导未必都是这样。
十多年后，我四妹与她的侄子结了婚，我与她成了亲戚。同时，我与她又先后调进固原三中任教，坐在同一间办公室里。朋友关系再加上亲戚关系使我们之间的交谈也更为坦诚。谈到有关打抱不平一类的话题时，她对我重提自己当年的经验教训，我又一次听到她感慨地说：“唉，那一回，一下子就把我说公道话的病治了！以后不管别人多冤枉，我都不会再出头说公道话了。”
这时，我比在杨郎已经多成长了十多年了，对她的话当然有了新的认识。我并且知道了，还有许许多多的人都像吉慧贞一样，被无情的现实治好了爱讲公道话的“毛病”。
一晃又是几十年过去了。直到现在提到那些事，吉惠贞还感叹道：“哎，我真不明白，那时候人们咋就像疯了一样，挖空心思地揭发别人……唉，没有人敢坚持真理说公道话，谁说公道话谁必然要倒霉。”
我说：“正像有人所说的，楚王好蛮腰，美女皆饿死。文革时别说一般百姓都疯了，就是大文豪之类的人也头脑不清醒，干了不少糊涂事。我看到叶永烈在《反右派始末》中提到，著名作家老舍在反右时分析批判吴祖光，批得入木三分，但事隔十年，他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别人批得入木三分，终于沉湖自尽；邓拓与吴晗在反右时也是积极分子，但一九六六年批“三家村”时，他俩竟第一批中抢倒下……”
吉慧贞木然摇摇头，又念叨到：“哎，疯了……疯了……运动把人都搞疯了。
<身份啊身份>第三章 草根之交（42）坚守良心的女教师
我卖菜搭档吉老汉的女儿吉慧贞是一个中学语文教师。固原的教育部门实行了教师回归老家接受贫下中农监督的政策后，她就从七营公社回到了她的娘家杨郎公社，在杨郎中学教语文课，我便得以和她认识。接触多了，感到她是一个具有很强亲和力的女性，任何阶层的人与她交往，都只能从她那里感受到热情和真诚，而决不会从她那里感受到冷漠和慢待。
在插队那段时间，我常常以非常幼稚的想法跟她谈论怎样做人和怎样看待世事。面对我的傻气，她却常常摇头叹息或是欲言又止，后来她终于非常谨慎地对我提到她家人挨整的经历和她自己挨整的经历，以她的教训警示我：人世间是充满了艰险的，所以遇事不能不考虑如何保护自己。
那时宁夏每年暑假都有例行的教师会，也就是以县为单位，将所有城乡教师们都集中起来，开几十天会，主要是对教师们进行几十天的政治思想教育。在这一教育中，将教师们都按家庭出身和政治表现分为四个等级，便于区别对待。评为一类的都是出身好，政治表现也好的，属于依靠对象；二类……属于团结对象；三类……属于教育和争取的对象；四类：即各种敌人和坏人，当然属于批斗和打击对象了。
起初吉慧贞尚被评为一类，但不久就因为不愿出卖良心，并公开替一个年轻的同事说了几句公道话而被批斗了好多天，也被迫写检查在会上检讨了好些天，并差点因此被打成“四类”。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有两个本是好朋友的教师，一个姓李，是年轻的民办教师；一个姓吴，是中年公办教师。两人曾在一起闲谈毛主席诗词《沁园春•雪》，提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等诗句，这李姓年轻人的便含蓄地说毛主席不够谦虚。结果暑期教师集训会上，上级号召人们互相揭发，不揭发出点什么就不能证明自己的革命。那姓吴的中年公办教师可能深知保护自己的最好办法就是摧毁别人，于是他站出来揭发了姓李的民办教师。姓李的教师当即被判定为“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让人们批斗得死去活来。末了上级还要全体与会人员举手表决，给这姓李的民办教师带上反革命分子帽子。
当时不论人们内心里持何种看法，但公开场合都对那李姓教师表现了极大的义愤。批斗会上人人争相发言，对那年轻的反革命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分析批判。怒斥声和责骂声不绝于耳，推过来搡过去也时有发生。所以在表决时，大家都高高举起了自己的手，唯有吉惠贞默默坐在一边不举手。
主持会议的人问她：“你为什么不举手，不举手就是同情反革命！”
吉惠贞说：“我觉得他这么评价毛主席是很不应该的，但他是个年轻人，年轻人容易狂妄，但还不能说他已经是个反革命。”
结果，吉惠贞马上被勒令写检查，作检讨。会议的斗争范围有了扩大，斗争的内容也不再单调化。不但天天斗争那个胆敢“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反革命，而且也天天斗争吉惠贞这位“同情反革命”的人。吉惠贞被迫在会上深挖自己同情反革命的思想根源，深刻分析自己错误的严重性，诚挚检讨自己没有与组织上保持一致的罪过等等。检查写了一大叠，检讨做了无数次。
那时，写检查和作检讨是保存自己的基本技能，中学语文教师出身的吉慧贞想来不会不掌握这种技能，但她竟然屡屡不能过关，有关人员还非要将她定为“四类”。虽然最终上面没有批准将她定为四类，但她的“一类”自然是无法保留了。
从那以后，吉惠贞就感到自己的头顶上有一股看不见的压力。领导和同事都用异样的眼神看吉惠贞，似乎觉得她的脑子里进水了，怎么会去同情一个反革命？
“唉，那一回，一下子就把我说公道话的病治了，从那以后我再也不会傻乎乎地站出来替任何人说公道话了。”吉惠贞用这样的感慨结束自己叙述，看来她确实为此感受到了切肤之痛。
插队时的我，对吉惠贞的这些所谓经验教训并没有很深刻的体会，还想着是她运气不好，没有碰上好领导，别处的领导未必都是这样。
十多年后，我四妹与她的侄子结了婚，我与她成了亲戚。同时，我与她又先后调进固原三中任教，坐在同一间办公室里。朋友关系再加上亲戚关系使我们之间的交谈也更为坦诚。谈到有关打抱不平一类的话题时，她对我重提自己当年的经验教训，我又一次听到她感慨地说：“唉，那一回，一下子就把我说公道话的病治了！以后不管别人多冤枉，我都不会再出头说公道话了。”
这时，我比在杨郎已经多成长了十多年了，对她的话当然有了新的认识。我并且知道了，还有许许多多的人都像吉慧贞一样，被无情的现实治好了爱讲公道话的“毛病”。
一晃又是几十年过去了。直到现在提到那些事，吉惠贞还感叹道：“哎，我真不明白，那时候人们咋就像疯了一样，挖空心思地揭发别人……唉，没有人敢坚持真理说公道话，谁说公道话谁必然要倒霉。”
我说：“正像有人所说的，楚王好蛮腰，美女皆饿死。文革时别说一般百姓都疯了，就是大文豪之类的人也头脑不清醒，干了不少糊涂事。我看到叶永烈在《反右派始末》中提到，著名作家老舍在反右时分析批判吴祖光，批得入木三分，但事隔十年，他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别人批得入木三分，终于沉湖自尽；邓拓与吴晗在反右时也是积极分子，但一九六六年批“三家村”时，他俩竟第一批中抢倒下……”
吉慧贞木然摇摇头，又念叨到：“哎，疯了……疯了……运动把人都搞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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