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女儿说家事》第三章、草根之交（31）我是右派分子的粉丝
我是右派分子的粉丝
我的女儿大约想不到吧，来杨郎后第一个被我视为朋友的人居然是一个“右派分子”，他就是收购站惟一的职工刘锡林，前文中我已经几次提到他的名字。在杨郎的几年中，是他这个“右派”给我这个一心当“左派”的人帮助最多，没有他一家人的帮助，我什么派也当不成，也许早已赴九泉陪伴我的妈妈去了。
我下乡那年刘锡林才三十来岁，但杨郎不分老少都尊称他为“老刘”，我便也称他为“老刘”，他的孩子却称我为“阿姨”。其实在以后的几年中，我从内心里一直将他当父辈一样看待。在我的印象中，这个老刘始终都在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经典语录来论证问题，对他来说是信手拈来。毫不夸张地说，他是杨郎公社最受人们崇拜的人，用今天的语言说，这个右派分子在杨郎拥有众多的“粉丝”，而我就是其中最坚挺的一根。
不论是在农民中还是在商店、学校、卫生院的职工中，包括在公社机关的领导中，不论人们争论的是思想问题或理论问题，只要争论的一方说，老刘是这么说的，另外一方就休战了。或者人们在争论不出高低时，就会异口同声说：“走！问老刘去，让他说到底谁是正确的。”到了老刘那里，经过老刘的先倾听，后分析，争论的双方最后都心服口服无话可说了。可以这样说，即使是老刘的“敌人”也无法有效地驳斥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歌舞团来杨郎锻炼仅三个月时间，就有几个人慕刘锡林之名，冒着结交右派分子的危险，到老刘的收购站去，与老刘探讨一些思想理论问题，向老刘倾诉自己的生活方面的诸多问题，思想方面的诸多困惑与现实面前的诸多认识，充满敬意地听取老刘的看法和建议。
看了上面的介绍后，你不要想象着他一定是个戴眼镜的，文质彬彬的读书人模样，或者是一个言辞锋利，口若悬河，挥手甩臂的雄辩家形象。其实他是一个身材高大而横眉立眼的人，也是一个多思而慎言的人。他常年穿一身旧旧的，并不怎么干净的麻灰色中山装，嘴里几乎时时刻刻含着一根旱烟锅。除了那挺直的身板、高昂的头和眼角眉梢彰显着的一腔正气有点特别外，从所穿的衣服和所抽的旱烟锅上，你看不出他是什么阶层，什么身份。大约是家庭出身比较过硬吧，也许是自认为当年被定罪的“言论”并不是真“右”吧？总之在他身上你绝对看不到一般右派的那种小心谨慎和畏畏缩缩。
我曾惊讶他那没有什么家具的家里，却收藏着不少大部头马列著作，我陆续借来一部分，半懂不懂地啃着。我也曾像一块海绵一样，通过无数次的交谈，从他那里汲取着一些思想精髓，那是我当时非常强烈的想要汲取的东西，而且他在这方面的储存量也使我觉得取之不尽，汲之不竭。
我原来只知道老刘是从北京来的支边青年，又操着一口纯正的普通话，还以为他是生在首都长在首都的幸运儿。听老刘自己讲，他原籍是河北唐山，父亲是产业工人，这是当时非常吃香的一种身份。刘锡林上学虽晚，但跳过级，小学毕业时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北京的一所中学，享受着国家的奖学金，寄宿在北京的叔叔家。尽管婶婶对他这个大饭量的男孩不甚欢迎，常甩脸子给他看，但首都的宏伟壮丽吸引着他，国家的照顾感动着他。当时他想，只要能在这里上学，即使不让我吃饭也行…… 在以后的很长时间内，他都是抱着对党和国家感恩的思想学习和工作的。中学期间由于各方面都很优秀，早早就加入了共青团，还曾作为共青团员代表受到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一九五五年，十八岁的刘锡林初中毕业了。上级号召毕业生到西北去支援建设，刘锡林觉得自己报效国家的时机来了，就自作主张报名支边。学校要家长盖章同意，他拿回申请表格，偷偷用自己的大拇指代替父亲在表格上按了手印。最后如愿来到了大西北，并且被分配到重要部门（固原县委办公室）工作，还承担了固原地委组织部的部分保密工作（暗中调查敌伪留用人员的思想行为言论等）。
当时我们伟大的祖国正处于百废俱兴的时期，上级的信任和重用使刘锡林觉得国家的未来和个人的前程都比锦绣还要灿烂。可惜，历史与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仅仅两年后，他这个出身于无产阶级家庭的，提起共产党就感激涕零的，怀着报恩思想前来支援边疆建设的，并且酷爱钻研马列主义，力求实践马列主义的青年，却被那些根本就不读马列的人打成了“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之后刘锡林被发配到固原炭山煤矿挖煤和背煤。他劳动中虔诚地进行着思想改造，妄图将自己这个“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重新改造成为“无产阶级左派分子”。劳改期满后被安置在杨郎供销社收购站，从此便在这个岗位上扮演了二十年“摘帽右派”的社会角色，在苦难中安置了自己本该另行安置的一生，直到一九七八年才彻底平反。
当年那个意气奋发的有志青年，早已成了一个全面内行的收购人员。什么各种动物皮张呀，各种毛发呀，各种金属呀，经他一过目，种类等级就都定出来了，没有人能与他争执，谁也不比他懂得更多。
我到杨郎时，文革中的各派战斗队已经解散了。据我房东家大孙子八石说，文革时，别人都将自己的战斗队袖章戴在胳膊上，老刘却将自己的袖章戴在额头上，这种举动也真够出格的。因为他是右派，不便于参加什么革命群众的派别，但他认为自己有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权力和责任，于是便成立了只有一个人的战斗队。他这个战斗队不攻击哪个具体的人，也不批斗哪个“走资派”，只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要文斗不要武斗”，宣传如何正确进行文化大革命，宣传如何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你可别说，他在文革中又是头戴红袖章又是成立战斗队，表现得这么狂热，还能算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要知道，文革中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头脑清醒者，人们或多或少都有些犯糊涂。我想，刘锡林之所以在文革中那么虔诚地按自己的认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那可能是他自以为应该在新的形势下继续改造自己。这些都从侧面证明，老刘那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心，虽经九死而无一悔。
以后，每当我遭遇不公正对待时，我都以老刘为榜样，加固自己对毛主席的信念，“正确”对待个人的委屈。同时，每当与老刘对坐探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种种议题时，我便连饥饿都感觉不到了，这大概是“精神”变成“物质”了吧。
我是右派分子的粉丝
我的女儿大约想不到吧，来杨郎后第一个被我视为朋友的人居然是一个“右派分子”，他就是收购站惟一的职工刘锡林，前文中我已经几次提到他的名字。在杨郎的几年中，是他这个“右派”给我这个一心当“左派”的人帮助最多，没有他一家人的帮助，我什么派也当不成，也许早已赴九泉陪伴我的妈妈去了。
我下乡那年刘锡林才三十来岁，但杨郎不分老少都尊称他为“老刘”，我便也称他为“老刘”，他的孩子却称我为“阿姨”。其实在以后的几年中，我从内心里一直将他当父辈一样看待。在我的印象中，这个老刘始终都在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经典语录来论证问题，对他来说是信手拈来。毫不夸张地说，他是杨郎公社最受人们崇拜的人，用今天的语言说，这个右派分子在杨郎拥有众多的“粉丝”，而我就是其中最坚挺的一根。
不论是在农民中还是在商店、学校、卫生院的职工中，包括在公社机关的领导中，不论人们争论的是思想问题或理论问题，只要争论的一方说，老刘是这么说的，另外一方就休战了。或者人们在争论不出高低时，就会异口同声说：“走！问老刘去，让他说到底谁是正确的。”到了老刘那里，经过老刘的先倾听，后分析，争论的双方最后都心服口服无话可说了。可以这样说，即使是老刘的“敌人”也无法有效地驳斥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歌舞团来杨郎锻炼仅三个月时间，就有几个人慕刘锡林之名，冒着结交右派分子的危险，到老刘的收购站去，与老刘探讨一些思想理论问题，向老刘倾诉自己的生活方面的诸多问题，思想方面的诸多困惑与现实面前的诸多认识，充满敬意地听取老刘的看法和建议。
看了上面的介绍后，你不要想象着他一定是个戴眼镜的，文质彬彬的读书人模样，或者是一个言辞锋利，口若悬河，挥手甩臂的雄辩家形象。其实他是一个身材高大而横眉立眼的人，也是一个多思而慎言的人。他常年穿一身旧旧的，并不怎么干净的麻灰色中山装，嘴里几乎时时刻刻含着一根旱烟锅。除了那挺直的身板、高昂的头和眼角眉梢彰显着的一腔正气有点特别外，从所穿的衣服和所抽的旱烟锅上，你看不出他是什么阶层，什么身份。大约是家庭出身比较过硬吧，也许是自认为当年被定罪的“言论”并不是真“右”吧？总之在他身上你绝对看不到一般右派的那种小心谨慎和畏畏缩缩。
我曾惊讶他那没有什么家具的家里，却收藏着不少大部头马列著作，我陆续借来一部分，半懂不懂地啃着。我也曾像一块海绵一样，通过无数次的交谈，从他那里汲取着一些思想精髓，那是我当时非常强烈的想要汲取的东西，而且他在这方面的储存量也使我觉得取之不尽，汲之不竭。
我原来只知道老刘是从北京来的支边青年，又操着一口纯正的普通话，还以为他是生在首都长在首都的幸运儿。听老刘自己讲，他原籍是河北唐山，父亲是产业工人，这是当时非常吃香的一种身份。刘锡林上学虽晚，但跳过级，小学毕业时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北京的一所中学，享受着国家的奖学金，寄宿在北京的叔叔家。尽管婶婶对他这个大饭量的男孩不甚欢迎，常甩脸子给他看，但首都的宏伟壮丽吸引着他，国家的照顾感动着他。当时他想，只要能在这里上学，即使不让我吃饭也行…… 在以后的很长时间内，他都是抱着对党和国家感恩的思想学习和工作的。中学期间由于各方面都很优秀，早早就加入了共青团，还曾作为共青团员代表受到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一九五五年，十八岁的刘锡林初中毕业了。上级号召毕业生到西北去支援建设，刘锡林觉得自己报效国家的时机来了，就自作主张报名支边。学校要家长盖章同意，他拿回申请表格，偷偷用自己的大拇指代替父亲在表格上按了手印。最后如愿来到了大西北，并且被分配到重要部门（固原县委办公室）工作，还承担了固原地委组织部的部分保密工作（暗中调查敌伪留用人员的思想行为言论等）。
当时我们伟大的祖国正处于百废俱兴的时期，上级的信任和重用使刘锡林觉得国家的未来和个人的前程都比锦绣还要灿烂。可惜，历史与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仅仅两年后，他这个出身于无产阶级家庭的，提起共产党就感激涕零的，怀着报恩思想前来支援边疆建设的，并且酷爱钻研马列主义，力求实践马列主义的青年，却被那些根本就不读马列的人打成了“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之后刘锡林被发配到固原炭山煤矿挖煤和背煤。他劳动中虔诚地进行着思想改造，妄图将自己这个“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重新改造成为“无产阶级左派分子”。劳改期满后被安置在杨郎供销社收购站，从此便在这个岗位上扮演了二十年“摘帽右派”的社会角色，在苦难中安置了自己本该另行安置的一生，直到一九七八年才彻底平反。
当年那个意气奋发的有志青年，早已成了一个全面内行的收购人员。什么各种动物皮张呀，各种毛发呀，各种金属呀，经他一过目，种类等级就都定出来了，没有人能与他争执，谁也不比他懂得更多。
我到杨郎时，文革中的各派战斗队已经解散了。据我房东家大孙子八石说，文革时，别人都将自己的战斗队袖章戴在胳膊上，老刘却将自己的袖章戴在额头上，这种举动也真够出格的。因为他是右派，不便于参加什么革命群众的派别，但他认为自己有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权力和责任，于是便成立了只有一个人的战斗队。他这个战斗队不攻击哪个具体的人，也不批斗哪个“走资派”，只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要文斗不要武斗”，宣传如何正确进行文化大革命，宣传如何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你可别说，他在文革中又是头戴红袖章又是成立战斗队，表现得这么狂热，还能算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要知道，文革中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头脑清醒者，人们或多或少都有些犯糊涂。我想，刘锡林之所以在文革中那么虔诚地按自己的认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那可能是他自以为应该在新的形势下继续改造自己。这些都从侧面证明，老刘那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心，虽经九死而无一悔。
以后，每当我遭遇不公正对待时，我都以老刘为榜样，加固自己对毛主席的信念，“正确”对待个人的委屈。同时，每当与老刘对坐探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种种议题时，我便连饥饿都感觉不到了，这大概是“精神”变成“物质”了吧。
选择“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选择“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