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女儿说家事》 第一章，漂离航道（12）我的事迹上了舞台 2009-10-15 09:30:45
12、我的事迹上了舞台
歌舞团来杨郎时正是我给贫下中农送“红宝书”之后。我的这种举动毕竟是杨郎历史上前无古人的，所以不知歌舞团什么人首先发现了我这一典型？立即提出要用文艺手段歌颂。听刘维云说，研究这一提议时还产生了很大的争议，有人质疑说，那么多的贫下中农，我们不去歌颂，却歌颂一个知青，据说这知青还是中农出身，我们歌颂她合适吗？可不要了偏离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大方向啊。
关于我出身于中农家庭的事，要在这里给做一个必要的说明。按政策规定，每个人均应该根据自己父亲的成份来填报家庭出身。我父亲本人是店员出身，相当于工人或者贫农。按道理讲，我们这一辈儿应该在家庭出身一栏里填上“店员”二字。可是父亲的成份又没有经过上级用文字形式肯定，使我们没有填报的依据，那么就只能再向上，往我祖父那一辈儿推导了。而我祖父在土改前二十年即死去，土改时并不给死人划阶级成份，祖父便没有获得任何阶级成份。我父亲面对家庭出身一栏，就无法按他父亲的成份填报，我们当然也无法按祖父的成分填报，只好继续向上，推导到我曾祖父那一辈儿去。我曾祖父在土改时被定为中农成份，所以我父亲便将他的家庭出身填写为中农，我们姊妹六人也只能追根溯源按那没有见过面的曾祖父的中农成份填报，这就导致了宁夏歌舞团在研究是否能用文艺形式歌颂我时，产生了不小的阻力。
我的女儿看了上面关于阶级成份的说明，可能会觉得罗嗦吧。但你要知道，那时候什么都可以含糊，这成份问题是绝对不能含糊的。
歌舞团中也有人坚持认为，做为一个知青，既坚定地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又热情地向贫下中农宣传毛泽东思想，我们歌颂这样的人不算背离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于是这种意见便起了主导作用，我也终于成了被歌颂的对象。
演出那天，先由公社开大会，会后才是文艺演出。参加大会的人特别多，连不常出门的老人们也来了。男人们肩上扛着小孩，女人们也向着台上伸长了脖子，整个舞台下人头攒动。住得近的人还从家里拉来了架子车，用木凳子支稳了车辕，一家人都站在车上以便看得更清楚。有的人就地拣几块碎土坯摞起来，用一只脚站在上面，保持着金鸡独立的姿势，站累了就跳下来，换另一只脚再站上去。
我对那天的演出印象最深的是，乐队的合奏把全套家当都拿出来了，形状千奇百怪的各种管乐、弦乐、键盘乐，挤满了一戏台。至于演奏的是什么人写的什么曲子，我想包括我在内没有一个人知道；说到演奏的水平如何，更是没有一个人能听出名堂来。能看到宁夏最高水平的演出，这本身就是巨大的幸福。其他的，有谁管他三七二十一呢！
为我排演的专题节目是歌伴舞。那歌是由安妮作词（安妮后任宁夏政协委员），套用了“宁夏道情”的曲调，由歌唱队演出。歌词有好几段，当时我曾把它完整地记录在我的日记本上，但遗憾的是，后来我将这些日记都填进了灶火中，以至于我在写这部书时，怎么也不能将其全部回忆出来，只记得其中有这样两段：
1、朱珠是个好青年，唉嗨，唉嗨吆!来到杨郎把家安。立志当个好社员，跟着毛主席，把革命干。唉嗨吆！唉嗨唉嗨吆！唉嗨，唉嗨吆!
2、朱珠是个好青年，唉嗨，唉嗨吆!杨郎公社美名传。买来宝书送亲人，与贫下中农，心儿相连。唉嗨吆！唉嗨唉嗨吆！唉嗨，唉嗨吆!
那天词作者安妮同时又担任了领唱的角色，从那以后，我便再也忘不了安妮那脆生生水灵灵的嗓音。
事后，这场演出在我们生产队又被人们热烈地回顾了无数次，也被人们认真研究了无数次。人常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社员们研究最多的是那些器乐的形状。乐队的队员们也住在我们大队，由于离得很近，已经被我们生产队那些好奇心很强的，又很善于摸情报的小伙子们，打听了个底儿朝天。不但知道他们各人姓甚名谁，还几乎知道他们家里的锅大碗小。所以，在回顾演出盛况时，他们往往说，嗨！那个某某拿的乐器有个风箱杆子，用手把那个黄铜杆儿一抽一抽的（长号）；那个某某拿的像是从中间切开的半个大葫芦（琵琶或者提琴）；那个某某吹的那个东西像个蜗牛（圆号）……
除了乐器的形状外，另一个讨论的内容是演员们的表情和动作。比如说手风琴演奏者两个肩膀一抖一抖的，像是从身上往下抖虱子；说打击乐的演员低着头边打边摇晃，像是喝醉了坐不稳；说管乐演员鼓着腮帮子，像是在吹刚宰杀的猪。
而歌颂我的那个节目，由于歌词通俗，曲调简单，在我队普及率很高，在一段时间内，那些淘气的男孩子一见我就高声唱起来，但他们唱的却是经过自己“再创作”的歌词：
朱珠是个坏青年，唉嗨，唉嗨吆!来到杨郎把家安，立志当个坏社员，不跟毛主席，把革命干 ……唉嗨吆！唉嗨唉嗨吆！唉嗨，唉嗨吆!
当年带头篡改歌词的是吉老汉家的长孙吉海光，十几年后他却成了我的四妹夫，此是后话。
我的“事迹”上了杨郎的舞台，而为我创作节目的不是什么公社级别的宣传队，而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最高级别的文艺团体啊。所以它让我激动了很长时间，有时竟飘飘然到以邢燕子和侯隽自比。这时候，一九五八年回到天津市宝坻县大中公社司家庄村务农的邢燕子，已经听从组织上的安排与当地农民结婚了，文革中成为中共中央委员；一九六二年响应党中央“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放弃高考而下乡插队的侯雋也成为中共中央委员了。
我感到自己终将成为侯雋，邢燕子那样的知青明星，因此，我很愿意人们提起那次演出，好借以重温那份那份骄傲。但骄傲之余，想起有人把我送的红宝书撕了做其他用途，心里又有点尴尬，所以我又羞于人们提起那次演出。
前几年我丈夫担任自治区政协委员，与安妮一起开会。当安妮知道了我们的关系后，立即提到那个歌唱我的节目，还当场唱出了全部歌词。可惜我丈夫今天记住的歌词也不比我更多，而这首歌的词作者安妮现在也已经离开人世好几年了。
12、我的事迹上了舞台
歌舞团来杨郎时正是我给贫下中农送“红宝书”之后。我的这种举动毕竟是杨郎历史上前无古人的，所以不知歌舞团什么人首先发现了我这一典型？立即提出要用文艺手段歌颂。听刘维云说，研究这一提议时还产生了很大的争议，有人质疑说，那么多的贫下中农，我们不去歌颂，却歌颂一个知青，据说这知青还是中农出身，我们歌颂她合适吗？可不要了偏离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大方向啊。
关于我出身于中农家庭的事，要在这里给做一个必要的说明。按政策规定，每个人均应该根据自己父亲的成份来填报家庭出身。我父亲本人是店员出身，相当于工人或者贫农。按道理讲，我们这一辈儿应该在家庭出身一栏里填上“店员”二字。可是父亲的成份又没有经过上级用文字形式肯定，使我们没有填报的依据，那么就只能再向上，往我祖父那一辈儿推导了。而我祖父在土改前二十年即死去，土改时并不给死人划阶级成份，祖父便没有获得任何阶级成份。我父亲面对家庭出身一栏，就无法按他父亲的成份填报，我们当然也无法按祖父的成分填报，只好继续向上，推导到我曾祖父那一辈儿去。我曾祖父在土改时被定为中农成份，所以我父亲便将他的家庭出身填写为中农，我们姊妹六人也只能追根溯源按那没有见过面的曾祖父的中农成份填报，这就导致了宁夏歌舞团在研究是否能用文艺形式歌颂我时，产生了不小的阻力。
我的女儿看了上面关于阶级成份的说明，可能会觉得罗嗦吧。但你要知道，那时候什么都可以含糊，这成份问题是绝对不能含糊的。
歌舞团中也有人坚持认为，做为一个知青，既坚定地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又热情地向贫下中农宣传毛泽东思想，我们歌颂这样的人不算背离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于是这种意见便起了主导作用，我也终于成了被歌颂的对象。
演出那天，先由公社开大会，会后才是文艺演出。参加大会的人特别多，连不常出门的老人们也来了。男人们肩上扛着小孩，女人们也向着台上伸长了脖子，整个舞台下人头攒动。住得近的人还从家里拉来了架子车，用木凳子支稳了车辕，一家人都站在车上以便看得更清楚。有的人就地拣几块碎土坯摞起来，用一只脚站在上面，保持着金鸡独立的姿势，站累了就跳下来，换另一只脚再站上去。
我对那天的演出印象最深的是，乐队的合奏把全套家当都拿出来了，形状千奇百怪的各种管乐、弦乐、键盘乐，挤满了一戏台。至于演奏的是什么人写的什么曲子，我想包括我在内没有一个人知道；说到演奏的水平如何，更是没有一个人能听出名堂来。能看到宁夏最高水平的演出，这本身就是巨大的幸福。其他的，有谁管他三七二十一呢！
为我排演的专题节目是歌伴舞。那歌是由安妮作词（安妮后任宁夏政协委员），套用了“宁夏道情”的曲调，由歌唱队演出。歌词有好几段，当时我曾把它完整地记录在我的日记本上，但遗憾的是，后来我将这些日记都填进了灶火中，以至于我在写这部书时，怎么也不能将其全部回忆出来，只记得其中有这样两段：
1、朱珠是个好青年，唉嗨，唉嗨吆!来到杨郎把家安。立志当个好社员，跟着毛主席，把革命干。唉嗨吆！唉嗨唉嗨吆！唉嗨，唉嗨吆!
2、朱珠是个好青年，唉嗨，唉嗨吆!杨郎公社美名传。买来宝书送亲人，与贫下中农，心儿相连。唉嗨吆！唉嗨唉嗨吆！唉嗨，唉嗨吆!
那天词作者安妮同时又担任了领唱的角色，从那以后，我便再也忘不了安妮那脆生生水灵灵的嗓音。
事后，这场演出在我们生产队又被人们热烈地回顾了无数次，也被人们认真研究了无数次。人常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社员们研究最多的是那些器乐的形状。乐队的队员们也住在我们大队，由于离得很近，已经被我们生产队那些好奇心很强的，又很善于摸情报的小伙子们，打听了个底儿朝天。不但知道他们各人姓甚名谁，还几乎知道他们家里的锅大碗小。所以，在回顾演出盛况时，他们往往说，嗨！那个某某拿的乐器有个风箱杆子，用手把那个黄铜杆儿一抽一抽的（长号）；那个某某拿的像是从中间切开的半个大葫芦（琵琶或者提琴）；那个某某吹的那个东西像个蜗牛（圆号）……
除了乐器的形状外，另一个讨论的内容是演员们的表情和动作。比如说手风琴演奏者两个肩膀一抖一抖的，像是从身上往下抖虱子；说打击乐的演员低着头边打边摇晃，像是喝醉了坐不稳；说管乐演员鼓着腮帮子，像是在吹刚宰杀的猪。
而歌颂我的那个节目，由于歌词通俗，曲调简单，在我队普及率很高，在一段时间内，那些淘气的男孩子一见我就高声唱起来，但他们唱的却是经过自己“再创作”的歌词：
朱珠是个坏青年，唉嗨，唉嗨吆!来到杨郎把家安，立志当个坏社员，不跟毛主席，把革命干 ……唉嗨吆！唉嗨唉嗨吆！唉嗨，唉嗨吆!
当年带头篡改歌词的是吉老汉家的长孙吉海光，十几年后他却成了我的四妹夫，此是后话。
我的“事迹”上了杨郎的舞台，而为我创作节目的不是什么公社级别的宣传队，而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最高级别的文艺团体啊。所以它让我激动了很长时间，有时竟飘飘然到以邢燕子和侯隽自比。这时候，一九五八年回到天津市宝坻县大中公社司家庄村务农的邢燕子，已经听从组织上的安排与当地农民结婚了，文革中成为中共中央委员；一九六二年响应党中央“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放弃高考而下乡插队的侯雋也成为中共中央委员了。
我感到自己终将成为侯雋，邢燕子那样的知青明星，因此，我很愿意人们提起那次演出，好借以重温那份那份骄傲。但骄傲之余，想起有人把我送的红宝书撕了做其他用途，心里又有点尴尬，所以我又羞于人们提起那次演出。
前几年我丈夫担任自治区政协委员，与安妮一起开会。当安妮知道了我们的关系后，立即提到那个歌唱我的节目，还当场唱出了全部歌词。可惜我丈夫今天记住的歌词也不比我更多，而这首歌的词作者安妮现在也已经离开人世好几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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