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女儿说家事》第一章，漂离航道（11）接待歌舞团演员 2009-10-14 09:22:51
11、接待歌舞团演员
在荒远的农村，人们晚上挤在一起开会学习，在缭绕的烟雾中一块儿享受旱烟的辛辣；白天一块儿下地劳动，一块儿坐在地埂上休息，一块儿开着荤味儿很浓的玩笑；放工时你推我搡，一块儿用劳动工具互相碰撞打闹着回家。这种本应使人们欢乐的日子，却让人们感到单调和沉闷。如果有一段时间没有什么最高指示发表，也没有什么大人物被打倒的红头文件传达下来，也没有什么放电影的好消息，那么整个杨郎街就如同一池波澜不惊的死水。这时，只要有一星一点来自外部的新鲜消息溅进这死水池，马上就会荡开一层层涟漪。
自治区歌舞团的大演员们要来杨郎劳动锻炼了！这是我到杨郎第四个月时传来的消息。精力旺盛的小伙子们兴奋地奔走相告着，这消息便像插上翅膀一样飞进了杨郎的每一座土坯房，每一孔土窑洞。于是田间地头少不了对这一消息的热议，家家户户吃饭时也就有了助餐的话题。
果然，过了不几天队里便开始分配接待任务。分配原则是：住处宽敞的人家每家接待一至两人。但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居然分配我也接待一人。
歌舞团的车是晚上点灯以后到达的。来我家的是歌队队长刘微云，中等身高，身板微宽，见面就知道是热情健谈的人。那天我用最白的面给客人擀面，又拿出一根葱切碎，在铁勺子里倒了一点我自己一直舍不得吃的清油，放在灶眼里炝了一点葱花，除了没有淹猪肉之外，其他都符合当地待客的规矩。
我把面条有形有色地端给她，然后我静静地坐在一边看着她吃，猜测着她对面条的评价。她吃饭的情形很让我奇怪，只见用筷子使劲儿往嘴里扒拉，但碗里的饭却减少得很慢，那碗饭似乎吃了很长时间。等她终于吃完了，我赶忙要捞第二碗，但她说吃饱了，坚决不让我再捞面。
我惊奇地问她：不好吃吗？她连声回答说：好吃！好吃！我相信了她的话，因为那时谁要说葱花面条不好吃，我是无法理解的。
收起她的碗筷后，我给自己盛饭。我把那剩下的葱花往碗里拨了几星星，又放了一些干辣椒面。虽然我耽心吃相不雅而尽量放慢了吃饭的速度，但几碗面还是飞快地下了肚子，直看得客人目瞪口呆。
晚上为了节省点灯的煤油，我和刘维云常常躺进被窝在黑暗中聊天。但奇怪的是，我们同为被教育对象，可更多的谈话内容都不是接受再教育，而是分析批判许多她看过或是我看过的小说，比如《复活》、《静静的顿河》、《安娜·卡列尼娜》等。我从小就是书虫，刘维云比我年长，读过的小说更多。我俩名为分析批判，实则是醉心地欣赏，于是我们谈呀，谈呀，仿佛有说不完的话。
她讲过一个苏联红军女战士，独自在海边的一个空屋子里，看守着一个成了俘虏的，有着漂亮蓝眼睛的德国鬼子。几天的相处，女战士居然爱上了自己的俘虏，而有着漂亮蓝眼睛的德国鬼子也爱上了自己的女看守，他承诺，战后要让自己心爱的姑娘过上和平幸福的日子。有一天，当海上传来轮船的声音时，那德国鬼子一边向海边飞跑而去，一边兴奋地高喊着：“是我们的船！是我们的船！”而此时那女战士觉醒了，她知道双方之间有着阶级的鸿沟，最终不可能走同一条路。于是她毅然举起了枪，将那飞跑的德国鬼子打倒在海边……
快四十年了，我之所以还记得她谈的这一内容，是因为那个故事让当时的我有一种莫名的感动。现在看来，那时我俩敢那么无保留地谈论 “毒草”作品，可能是不由自主产生的对于非无产阶级文艺的一种新奇感吧。
没几天，歌舞团内部流传着一些闲言碎语，说什么刘维云接受再教育的心不诚，不愿住进真正的贫下中农家，却和一个同属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知青住在一起。刘维云警觉了，知道这是很不利于组织上对她的最后评价的，于是她便强烈要求另换一家，最终被安排到吉老汉家里去了。然而这吉老汉也并非出身贫农，只不过不是 “知识分子”罢了。
以后我与刘维云碰面时还谈那些没有谈完的话题，但毕竟这样的机会不多了。
第二年我有事来银川，在刘微云家受到了盛情的款待。刘维云还关切地问起杨郎的收成和社员们的生活。我说这两年收成不好，社员们的日子比以前更不好过。刘维云和她丈夫听了这话都很感慨。没想到我们的谈话不小心让她那六、七岁的小儿子听见了，小家伙便打破砂锅纹（问）到底地说：“妈妈，妈妈：现在是新社会了，为什么农村还会吃不饱？”吓得刘维云急忙掩饰说：“你听错了，你小朱阿姨说的是解放前，不是解放后。”
不论刘维云当年如何积极改造世界观，她还是被迫离开了歌舞团，到银川“五一餐厅”做了服务员。据说她的丈夫政治上也有点什么问题，组织上当然不能让她这样的人继续占领社会主义的文艺阵地。再后来，落实了政策，刘维云又回到歌舞团了，但已经老了。
11、接待歌舞团演员
在荒远的农村，人们晚上挤在一起开会学习，在缭绕的烟雾中一块儿享受旱烟的辛辣；白天一块儿下地劳动，一块儿坐在地埂上休息，一块儿开着荤味儿很浓的玩笑；放工时你推我搡，一块儿用劳动工具互相碰撞打闹着回家。这种本应使人们欢乐的日子，却让人们感到单调和沉闷。如果有一段时间没有什么最高指示发表，也没有什么大人物被打倒的红头文件传达下来，也没有什么放电影的好消息，那么整个杨郎街就如同一池波澜不惊的死水。这时，只要有一星一点来自外部的新鲜消息溅进这死水池，马上就会荡开一层层涟漪。
自治区歌舞团的大演员们要来杨郎劳动锻炼了！这是我到杨郎第四个月时传来的消息。精力旺盛的小伙子们兴奋地奔走相告着，这消息便像插上翅膀一样飞进了杨郎的每一座土坯房，每一孔土窑洞。于是田间地头少不了对这一消息的热议，家家户户吃饭时也就有了助餐的话题。
果然，过了不几天队里便开始分配接待任务。分配原则是：住处宽敞的人家每家接待一至两人。但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居然分配我也接待一人。
歌舞团的车是晚上点灯以后到达的。来我家的是歌队队长刘微云，中等身高，身板微宽，见面就知道是热情健谈的人。那天我用最白的面给客人擀面，又拿出一根葱切碎，在铁勺子里倒了一点我自己一直舍不得吃的清油，放在灶眼里炝了一点葱花，除了没有淹猪肉之外，其他都符合当地待客的规矩。
我把面条有形有色地端给她，然后我静静地坐在一边看着她吃，猜测着她对面条的评价。她吃饭的情形很让我奇怪，只见用筷子使劲儿往嘴里扒拉，但碗里的饭却减少得很慢，那碗饭似乎吃了很长时间。等她终于吃完了，我赶忙要捞第二碗，但她说吃饱了，坚决不让我再捞面。
我惊奇地问她：不好吃吗？她连声回答说：好吃！好吃！我相信了她的话，因为那时谁要说葱花面条不好吃，我是无法理解的。
收起她的碗筷后，我给自己盛饭。我把那剩下的葱花往碗里拨了几星星，又放了一些干辣椒面。虽然我耽心吃相不雅而尽量放慢了吃饭的速度，但几碗面还是飞快地下了肚子，直看得客人目瞪口呆。
晚上为了节省点灯的煤油，我和刘维云常常躺进被窝在黑暗中聊天。但奇怪的是，我们同为被教育对象，可更多的谈话内容都不是接受再教育，而是分析批判许多她看过或是我看过的小说，比如《复活》、《静静的顿河》、《安娜·卡列尼娜》等。我从小就是书虫，刘维云比我年长，读过的小说更多。我俩名为分析批判，实则是醉心地欣赏，于是我们谈呀，谈呀，仿佛有说不完的话。
她讲过一个苏联红军女战士，独自在海边的一个空屋子里，看守着一个成了俘虏的，有着漂亮蓝眼睛的德国鬼子。几天的相处，女战士居然爱上了自己的俘虏，而有着漂亮蓝眼睛的德国鬼子也爱上了自己的女看守，他承诺，战后要让自己心爱的姑娘过上和平幸福的日子。有一天，当海上传来轮船的声音时，那德国鬼子一边向海边飞跑而去，一边兴奋地高喊着：“是我们的船！是我们的船！”而此时那女战士觉醒了，她知道双方之间有着阶级的鸿沟，最终不可能走同一条路。于是她毅然举起了枪，将那飞跑的德国鬼子打倒在海边……
快四十年了，我之所以还记得她谈的这一内容，是因为那个故事让当时的我有一种莫名的感动。现在看来，那时我俩敢那么无保留地谈论 “毒草”作品，可能是不由自主产生的对于非无产阶级文艺的一种新奇感吧。
没几天，歌舞团内部流传着一些闲言碎语，说什么刘维云接受再教育的心不诚，不愿住进真正的贫下中农家，却和一个同属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知青住在一起。刘维云警觉了，知道这是很不利于组织上对她的最后评价的，于是她便强烈要求另换一家，最终被安排到吉老汉家里去了。然而这吉老汉也并非出身贫农，只不过不是 “知识分子”罢了。
以后我与刘维云碰面时还谈那些没有谈完的话题，但毕竟这样的机会不多了。
第二年我有事来银川，在刘微云家受到了盛情的款待。刘维云还关切地问起杨郎的收成和社员们的生活。我说这两年收成不好，社员们的日子比以前更不好过。刘维云和她丈夫听了这话都很感慨。没想到我们的谈话不小心让她那六、七岁的小儿子听见了，小家伙便打破砂锅纹（问）到底地说：“妈妈，妈妈：现在是新社会了，为什么农村还会吃不饱？”吓得刘维云急忙掩饰说：“你听错了，你小朱阿姨说的是解放前，不是解放后。”
不论刘维云当年如何积极改造世界观，她还是被迫离开了歌舞团，到银川“五一餐厅”做了服务员。据说她的丈夫政治上也有点什么问题，组织上当然不能让她这样的人继续占领社会主义的文艺阵地。再后来，落实了政策，刘维云又回到歌舞团了，但已经老了。
选择“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选择“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