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女儿说家事》第一章、漂离航道（10）话筒前的风光

《我与女儿说家事》第一章、漂离航道（10）话筒前的风光 2009-10-13 13:34:29


春节后就是“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的季节了，但寒冷的固原还远远没有解冻。这时依然是男人们最清闲的日子，他们不用下地干活，家里的活儿也不沾手，整天蹲在有太阳的地方，卷一根旱烟棒子美滋滋地吸着，瞎聊着，山南海北胡吹着。这段时间杨郎大队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也开始活跃了，大队办公室里整天传出板胡那如泣如诉如哽如咽的声因，还有震耳欲聋的锣鼓声和高亢的秦腔唱腔。那些无所事事的男人们和同样无所事事的男孩子们，也每天抱着膀子缩着身子，围在大队部前看热闹。

有一天公社书记指示宣传队说：“你们把知青朱珠和康佳贞也发展进来，给你们注入新鲜血液。”于是，我俩便成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

宣传队的导演是杨郎二队一个姓蓝的三十来岁的男人。他很聪明，但也很骄傲，眼里没有人。初次见到我俩，他便将秦腔里的几种调名挨个考问了一遍，什么“二六 ”、“代板”、“尖板”、“花腔”等等。我们本以为宣传队是唱歌跳舞打快板，结果他只问我们是否会唱秦腔，还将秦腔的曲调问得这么仔细。我们被问得一头雾水，干脆不等他继续问下去，就说：“我们一点都不会唱秦腔。”

蓝导演一脸得意地说：“那你们能干啥？再说，我们这里的演员都把角色分完了，没有你们演的了。”我们这才明白，他之所以那样一项一项地问我们会唱秦腔的什么曲调，不过是想问出我们的狼狈来，以便寒碜我俩罢了。这时我想，完了，我们是当不成这毛泽东思想宣传员了。正想灰溜溜地退出呢，却听见蓝导演说：“实在没有办法，你们两在秦腔开演之前给咱们朗诵吧。”

以后的每场演出便都在前面加上了朗诵。所谓朗诵，就是把八个革命样板戏的有关说明词在演出前给观众带感情地背一遍。很快，我就发挥了自己的小聪明，不按蓝导演规定的内容朗诵，而是把剧本情节浓缩了一番，又加上一些能体现无产阶级感情的鼓动性句子，声情并茂地在台上将戏剧情节渲染了一番。比如演《白毛女》时，那朗诵词的后几句就这样说：“全体贫下中农和革命的社员同志们：下面我们将看到我们的阶级弟兄和阶级姐妹们，在万恶的旧社会是如何英勇不屈地与地主阶级展开殊死斗争的，而凶恶的地主又是如何残酷地欺压我们贫下中农的。让我们牢记这些阶级苦和血泪仇！永远感谢党和毛主席领导我们翻了身，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蓝导演看了这些朗诵词也不置可否，于是我们便这样朗诵下去。

我那美丽超人的插友小康，一站到台上就貌压全场，那中等偏上胖瘦适中的身材，那不用化妆自然美丽的脸蛋，惊得场下一片嗡嗡声。而我虽不及小康那样美丽，但那嘹亮的嗓音，标准的普通话和与生俱来的表演才能，倒也倾倒了全场。

后来人们纷纷说：“朱珠的嗓音真亮，不给个角色可惜了（亮，是农民对演员桑音的高度好评）”。蓝导演便拿出一个眉户剧本，剧名是《志刚参军》。说的是一个老妈妈起先不同意已经结婚生子的儿子参军，经过儿子与媳妇的说服，终于克服了自私念头，端正了思想认识，同意儿子参军。

这是只有两三个角色的小戏，兰导演指定我出演妈妈。他让我边学唱腔边排练，三天后就上台。扮演儿子和媳妇的演员都是原来的，唱词都很熟悉，换上衣服就能上场，只有我这个主角是新手。好在眉户剧调式都比较简单，请人教了几下我就学会了。但蓝导演料定我三天是背不出全部台词的，所以在登台那天，他拿着剧本坐在戏台的一侧，准备给我提词。

然而他怎能知道，当年我在学校时用两个小时就背会了毛主席的“老三篇”，默写时竟然一字不差。而一个小小的眉户剧《志刚参军》，它所有的台词加起来也没有毛主席的“老三篇”字数多，况且背毛主席的著作要求一字不差，错了就是政治问题。可《志刚参军》是生活化的语言，好记又好背。再说演戏嘛，即便错几个字，只要临场灵活一点，也就应付过去了，哪里就能将我这曾经上台演说和辩论过的革命小将难住了呢？我充分发挥了我那临阵磨枪的强记本领，三下五除二背会了全部台词。上台后，对舞台侧面坐着的蓝导演我看都不看一眼，骄傲地表示我根本用不着他给我提词。

首场演出就一炮打响了，四村八乡都传说：“演志刚他妈的那个女知青嗓音亮得很哎！一张嘴满场子都能听清楚。”其实，我是不折不扣没有经过正规训练的野嗓子，只会放开了嗓门尽情地唱，哪里懂得什么叫做科学发声呢？

从这以后，便动不动在演革命样板戏之前，加演一场不伦不类的《志刚参军》。到新兵入伍的时候，我主演的《志刚参军》便更是主打节目了。一旦见识了我的嗓音，他们又要我在演大戏之前唱歌，于是一首又一首的歌声便回荡在戏场里。那时所唱的歌曲除了《长征组歌》系列和《毛主席语录歌》系列之外，唱得最多的还是下面几首歌：

（1）、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迷路时想您有方向，黑夜里想您照路程，黑夜里想您——照——路——程！

（2）、远飞的大雁，请你快快飞，快快飞，捎封信儿到北京，红卫兵战士想念领袖毛主席……

（3）、北京城里的毛主席，虽然没有见过你，你给我的恩情却永在我心中……

（4）、毛主席的红卫兵，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里去，背起背包就出发。

（5）、戴上毛主席纪念章，心眼里升起了红太阳，毛主席呀，毛主席，祝你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依呀呀呀呀。

(6)、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得是毛泽东思想。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

后来我才知道，杨郎这宣传队原本就是一个秦腔戏班子，文革开始才摇身一变成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名称改了，但还是只会演秦腔，不过不再演“帝王将相”和 “才子佳人”了，而是演“样板戏”。我们宣传队惯常演出的也就是《白毛女》、《红灯记》、《沙家浜》等等了。由于我们的加入，这宣传队的演出形式才“丰富 ”了一点，贫下中农同志们也就能欣赏到革命歌曲了。

说是杨郎大队的宣传队，其实等于是全公社的宣传队，因为杨郎公社独此一家。而且每年都在公社的大戏台上为全社农民演出，同时我们这个宣传队在整个三营镇八个公社中都很有名。春节期间在本公社连演了几天，接着就不断有附近公社的人请我们去演出，而且常常是甲地还没有演完，乙地派来拉戏箱的毛驴车已经等候在戏场外面了。请的人多了，蓝导演便只答应那供得起油饼子的大队，穷村子来请是绝不去的。

各村那邀请的方式也很特殊，简直是一种“拦截扣押”。他们拉住我们的队伍一叠连声地说：“杨郎的亲戚啊，把你们请上给我们演一场嘛！”如果我们再不答应，他们就再三说：“请上啥，请上啥，哎呀呀，杨郎的好亲戚吆，把你们请一下啥！”他们一边邀
请着，一边不由分说地架着我们的导演，拉着我们的演员就走。

我们在转移或者返程的路上，也常有临近村子的干部组织群众设下埋伏截住我们，不由分说硬把我们拉戏箱的架子车调转车头拉走，把我们“扣押”起来，不答应演出就不放手。各公社各大队都照此办理，所以我们只要一出去，便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回来。而且我们所有的演员都是不拿报酬的，即便到了其他公社，也照样不拿报酬，要么还怎么称得上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呢？

宣传队最好的女演员是一个姓冯的姑娘，据说已经许配给我们本大队的什么人家了，正因为如此，她才能独占主角，因为宣传队是不培养那有可能嫁到外地去的姑娘的。冯姑娘不识字，所有的台词都是别人读给她听，她靠听力硬把台词背下来，也真难为她了。至于她的演技，我实在不敢恭维，她所谓的表演，不过是背了台词，再加上一些生硬机械的动作罢了。而且不论演什么角色，不论是阿庆嫂还是喜儿，她都面无表情。我想那是因为她根本就不懂她所念的台词的含义。

那时，我觉得演技最好的是我们四队的一个眼睛有残疾的青年，他叫徐占科。他是我们宣传队的实力派演员，嗓音好，对剧情理解得深刻，表演到位。戏中的男一号都由他出演。

其实，不论你演得怎样，农民们享受的既不是戏的内容又不是演员的演技，而是看戏本身，是那难得一遇的、借看戏而与熟人们聚在一起的机会。小伙子们还想借这个机会瞄几眼邻村的姑娘们，少女们往往借这个机会穿上未婚夫给的新衣服在众人面前展示一番，孩童们更是借这个机会脱离家长的羁绊到外面去撒一回野。因而我们宣传队每到一地便是方圆几十里之内的大事。社员们早早吃了饭，提着马灯，打着火把，拖儿带女扶老携幼，翻山越岭地赶到戏台下，站在那凛冽的寒风中直看到台上不再出来一个角色，这才意犹未尽地踏上返家的路程。

有些人还紧追着我们宣传队，今天在这个地方看完，明天又随着我们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去接着看，直看到能背下全部台词还是没有尽兴。在春播之前，反正也没有事干，多看一场就多享受一点。让我弄不明白的是，他们身处交通那么不便的地方，三村五里连个电话都没有，到底是怎么传播杨郎宣传队要来的消息的？

如果不是春节后要开工了，我们宣传队可能要被各大队相继“拦截扣押”，那扣押的期限会有多长，可就谁也说不准了。

春耕前，我们结束了在本公社的演出，也结束了在周围公社的巡演。

有一天，公社通知开大会。因会场距离我家只有咫尺之遥，所以我睡到八九点还没起来。突然听到骚娃跑到后院来喊我说：“朱珠姐，大门外有人叫你。”

我三两下将小辫子扎了起来，赶紧走出门去。原来是公社办公室的一个干事等在大门外。见了我，他也不说什么事，只是叫我随他到公社去一趟，我忐忑不安地到了办公室，才知原来是让我在大会上领呼口号。叫我来就是要我熟悉熟悉口号单子，免得因读错字而出现政治错误。

那时凡开大会都有喊口号这一程序，往往是一个女的和一个男的轮换领呼，开大会的所有人跟着齐呼。但令我惊奇的是，公社女职工不少，中小学的女教师了，卫生院的女医生、女护士了，供销社的女职工了等等。按常规，这领呼口号的人应该从她们中间产生啊。不知道公社为何会挑上我？惊奇归惊奇，但当时我既没有推辞，也没有多问就答应了下来。

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公社领导通过看我的演出，觉得我的嗓音高亢嘹亮，所以“选拔”我做领呼口号的人，这可让我真有点受宠若惊了。

至于那天开会的内容，我已经毫无印象了，反正那时的会都有点类似，无非是庆祝“最高指示”发表，传达中央红头文件，批判错误路线，打倒新揪出来的各类敌人，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所呼的口号也都差不多。不外乎是打倒这个拥护那个的。以下的口号常常是非喊不可的，它们被保留在几乎所有的大会口号单中。

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修正主义！
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一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
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
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

我站在戏台上振臂一喊，底下千众齐声呼应，那种感觉真好。我在领呼口号时，不断地看下面那些热情的群众，感到自己似乎已经是什么有着巨大号召力的大人物了。

不过让我遗憾的是，我的嗓音高亢响亮，而我的搭档（公社小学的蓝校长）嗓音却浑厚低沉。这一高一低的两种呼喊是那样不协调，常引得台下群众发出阵阵哄笑声，使严肃的会场显出几分滑稽可笑。

那几年，我包揽了所有大会领呼口号的任务，就是最后我的政治身份发生了巨大转换时也没有改变。可以说杨郎那个戏台是我大出风头的舞台，用现在的话说，它给我提供了一个平台，使我能在这个平台上用歌曲和口号来展现自己的飒爽英姿和革命豪情。它还时时提醒我要用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以符合“领呼口号者”这一身份。在后来那些绝望的日子里，有了那隔三岔五的上台领呼口号，更是在某种程度上对我起了“强心针”的作用。

记得一个作家曾说过，在国外，从华人妇女走路的姿态上便能区分出哪些是来自大陆的，哪些是来自港台的。因为来自大陆的女性惯于游行，所以走路时雄赳赳气昂昂。这话有点道理，等我以后做了教师，我的教风果真是激情四射。而且我终生走路都是高抬头，直挺胸，使得我即便有病，但看我走路的姿势，还会给别人一个错误的印象，说我的身体真棒！精神真好！这大概都得益于我曾经直立在麦克风前领呼了几年革命口号吧？

下乡短短的几个月，先是自己掏钱买“红宝书”送给贫下中农，这已经使我具有了异样的光彩，后又登台演戏，唱歌，接着又站在戏台上“一呼千应”，我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据说，一些起初没有赶得上看戏和开会的社员，等以后又有机会时，都不想错过，为的是一睹我这个亮嗓门女知青的风采。于是，我每次从戏场上穿过时，都能感觉到身旁有无数眼睛检阅着我，身后有无数目光追刺着我，指指点点和窃窃私语也随时可以遇到。那些艳羡的目光让我既得意又难为情，使我不知道该昂首迈步，还是该低头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