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崭露头角 “幸运”喜欢与谁相伴而来呢？
8.买“红宝书”送贫下中农
下乡两月后，县上给我拨了一百二十元安家费，可这笔钱却愁坏了我。不知道上级定出这个数目的依据是什么。但我听当地人说，要修建一间最简单的土坯房，购买基本用料的最低预算刚好是这个数。
开春后这笔款就拨来了。不久，志萍姐便着手在她娘家院子里给自己盖住房，而小康的爸爸也四处查看着挑选宅基地。当一同下来的人都有了着落后，孤零零的我却被晾到了干滩上。想到房东迟早要用我借住的这间屋给他的长孙做新房。那么我又该到那里去给自己搭一间安身的小土屋呢？何况领到了那一百二十元安家费后，我已经买了几种必不可少的农具和几样最基本的灶具，眼瞅着安家费的四分之一已经从我的手里流走了。如果盖房，除了买砖、木料、土坯和门窗外，还得准备供工匠们吃的粮和菜……天哪！剩下的八十多块钱够做什么呀？我愁得肠子都打结了。
宁夏南部山区的春夜与寒冬相比一点也不示弱。炕洞里煨着一点火，人缩在被子里还能将就，但只要离开被窝，人就冻得伸不出手。晚上我把大半张脸都埋进了被子，伤心地哭了一通又一通，第二天发现被我哭湿的被头都冻得硬邦邦的。连续几个夜晚，我想了哭，哭了想。我想起了国际歌的歌词：“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和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想起了“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等口号，我知道哭是不解决问题的。于是我又擦干眼泪，在被窝里小声地唱着毛主席的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可是，决心比天高，意志比铁硬，末了我还是不知道，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在哪里呢？在那里呢！于是，刚止住的眼泪又涌出来了……
想着，想着，突然一个新的念头冒了出来：我为什么不可以再次借房子住，以等待我的下一步人生变数呢？我反复设想了我人生的下一步，它不外乎是以下四种结局：一是经过锻炼后，被选拔到城里工作；二是将来嫁给外地来宁职工，将户口迁往婆家所在省市的农村；三是嫁给本地职工，婚后依然在这里劳动，由男方给我盖房子；四是嫁到本队，入住到婆家去。不论结局是哪一种，我现在都没必要给自己盖房子。
主意拿定后，我就开始动心思借房子。首先考虑的是借生产队的办公室，但很快就遭否决，因为办公室不容许砌锅灶破坏现有的格局，再说帐本啦什么的都保存在办公室里，一旦有什么意外，我也负不起那个责任。
其次考虑的是借看场小屋，但这一希望也很快破灭了。因为场院里存放的是全队所有人的口粮和全部待交的公粮，是全队的命根子。万一有小偷来，住场屋的人要能够与之英勇搏斗一番，确保大家的口粮万无一失，显然，我这样的弱女子是不能胜任这一艰巨任务的。
那么哪儿能给我提供一块小小的栖身之地呢？这时，住在杨郎街南头的张会计老婆来找我，说问我借点钱。她借钱的用途我已经不记得了，反正说是过几天到三营集市上卖了鸡蛋就还钱。我问她借多少，她说借五块。我想，一个鸡蛋才七分钱，五块钱需要卖出七十多个鸡蛋才能凑够。那时家家都只养一两只土鸡，一只土鸡平均两天才生一只蛋，那她什么时候才能攒够这七十多个鸡蛋呢？可人家既然张开口了，我怎能忍心拒绝呢？
她接过钱时再三道谢，临走又问我说：“听说你不盖房子了。”
我说：“嗯，要不哪有钱借给你。”沉吟了一下，我又补充说：“要是借不到住处，我还得想办法盖房。”我补充这话是为我以后向她讨债埋下伏笔。
谁知她也沉吟了一下说：“我们家有个烂箍窑，现在里面放了些杂伙伙（杂物），你就在那里安上一扇门，盘上一个碎炕，凑合着先把身子扎站（安顿）下来吧。”
这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当即随她去看那个窑洞。她家住在杨郎街最南端，即原来杨郎南城们的里边，紧靠着张营长家，而准备借给我的那孔窑洞紧靠她家的大门。尽管我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但一看之下我还是心酸得眼睛都模糊了。因为那窑洞还不到五平方米大，且非常破烂，墙壁上的泥土都碱化了，手一碰就往下掉土渣子。窑洞的顶部与后墙相连接的地方裂开了一条缝，那裂缝大约有一寸宽，天空的亮光乘虚而入，惨淡地照射在后墙上。大约是怕倒塌吧，小小的一间窑洞，还在中部砌了两堵窄窄的隔墙，从两边顶住窑洞的顶子，同时这隔墙也自然形成了一道门，将窑洞分隔成了前后两部分，使那本来就有限的空间更加窄小了。而且这窑洞既没窗子又没门，只有一个曾经安过门的，光秃秃的门洞子。唉，别无他法了，住这样的窑洞倒是不担心房东会收回去，因为它实在派不了别的用场。
住房问题落实后，我立马没了后顾之忧，几天来一直崩得很紧的神经一下子松解了。我认为凭借手里这八十多块钱，扣除收拾窑洞的必要花费后，如果细水长流补贴生活的话，够我支撑很长时间。这时我的另一奇思妙想冒了出来，那是因为一段我很熟悉的旋律突然荡响在我的耳边：
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
人——民——好——比——土——地，
我——们——到——了——一个——地（呀）方，
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
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
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
我想，我也应该使自己象种子一样与当地的农民结合起来，在他们中间生根开花。可我用什么办法来发挥革命种子的作用呢？我想起了电影上看过的天安门广场开大会的情景，眼前浮现出一大片挥舞着的“红宝书”，天安门城楼上的林副主席和所有中央领导们也手举着“红宝书”。对！我要给他们每家送一本“红宝书”。
第二天我就步行八公里，到三营镇新华书店买了五十多本《毛主席语录》，回队后举行了隆重的赠书仪式。赠书那天，先是队长讲了话，大意是说，知识青年朱珠热爱我们贫下中农，她买来了“红宝书”，给我们每个贫下中农家庭赠送一本，希望我们大家都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
刹那间，会场上突然停止了喧闹，男男女女都很庄严。会计叫名字，每家的男人依次上前去领书。男人们领到书后都拿到眼前审视着，用粗糙的大手在封皮上摩挲着；女人们扫了一眼男人们手中的书，低头不作声，一心做着针线。整个会场上只听见会计叫名字的声音，男人吸旱烟锅的吧唧声，还有女人们手中的细痲绳穿过布鞋底的勅勅声。无疑，这是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鲜事儿，只怕每个人的心里都惊呆了。
后来我在好多人家都见到这样的情形，将我送的《毛主席语录》恭恭敬敬地放在文革前祭祖用的供桌上。为此我骄傲极了，感到自己做了一件“永垂青史”的事儿。可是时间长了，我终于知道，这个有三百多口人的生产队，只有四个人上过中学，还有几个人上过几天小学，但却识不了几个字，用他们的话来说，“斗大的字装不满一筛子”。何况绝大部分人根本没进过学校的大门，我送“红宝书”给他们，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再后来，在两户不识字的社员家中，我居然各见到一本撕得只剩下一半的“红宝书”。那另一半呢？做大便时的手纸了？不！不会！他们也没有用纸擦屁股的习惯，大便后都是用土坷垃蹭一下就解决了啊。
当我满怀义愤地将此事说给杨郎供销社的刘锡林时，他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惊讶和愤慨，而是微笑着说：“这不奇怪嘛，农民绝大多数没有看书读报的习惯。有的队干部到县上开会也领过《毛主席语录》，你现在到他们家找去，十有八九都不见了……可他们对党和毛主席还是很忠心的。”
原来如此！等农民们激动过后，还不知道在内心里是怎么讥笑我呢？
随着时间的流失，我越来越为我当初赠送“红宝书”时所表现出的幼稚而感到羞愧，有时私下里难为情得真想抽自己几个嘴巴。买那些红宝书我花了二十五块钱左右。如果用这笔钱买当时最便宜的一种叫做“丝布”的布料，大约能买九丈，用这九丈布做裤子可以做十五条，用它做上衣可以做十二件；如果用这笔钱买回城的车票，大约能买四十一次；如果用这笔钱买信封和邮票，大约能寄二百五十封信。而这些东西在以后的几年中都是我极为需要而又极为缺乏的东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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