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女儿说家事》第一章,漂离航道（6）“皇城根下”是我家

“皇城根下”是我家

岁月之河的水，不论你如何忽视它，它都照样顺着自己的河道向前方不停地流去。而当年的我却时常会转过身来逆流而上，去追寻它一路流过的踪迹。所以在下乡几周后，我便对插队落户之地的环境格局和简要历史做了一番必要的探究。

据张大伯说，我们现在所居住的“杨郎庄”本名“杨老庄”，传说是宋朝名将杨业的老根据地，所以在我们的南边有“头营”、“二营”，在我们的北边有“三营”、 “四营”一直到“七营”。传说这七个营寨是杨家七个儿子各自的营盘。其中“头营”、“三营”、“七营”、“杨郎”这四个营寨名现在分别充当了公社和镇的名字。杨郎公社还有一个叫“穆家滩”的大队，传说那是穆桂英娘家的营地。

宋朝时固原一带是西夏国与宋王朝拉锯的地带，从那时起杨郎就是行政和军事重镇。据杨郎的老人们说，历朝历代都有军队驻扎在杨郎。那清朝遗留下来的几座烽火台，现在还残缺不全地立在杨郎中学北边，立在我们杨朗四队的河滩旁，立在杨郎清汇渠的一侧。它们无言地向人们昭示着历史的沧桑。

抗日战争期间，杨郎曾是国民党高桂兹的司令部所在地。高桂滋在前朝城池的基础上又修筑了一个城堡，城堡一周都是用黄土夯筑的城墙，四面还修建了几座像模像样的城门。现在杨郎街最南头就是当年的南门，当初矗立城门的地方现在是一个大豁口，那曾经抵挡敌人进攻的城门早已不知去向，但厚厚的城墙还一段一段默立在那里，继续领略着天地间的严寒和酷暑。想到这曾经发生过残酷厮杀和争夺的历史名镇，现在由我来参与改造和建设了，我立刻便豪情大发。

由于杨郎数百年来一直是固原的经济文化中心，所以直到解放初这里还有黄帝庙、戏场，有自己的戏班子，有大大小小的酒作坊、杂货商店、布匹商店、金银首饰铺、饭馆、铁匠铺、旅馆、医院和较大规模的农贸市场等等。解放后，这里的金银首饰店和酒作坊，以及饭店、旅馆、农贸市场、庙会等，都被取缔殆尽，代之而起的是国营供销社、信用社、公社卫生院、拖拉机站、兽医站、中心小学，公社中学等单位，倒也不失其繁华。

我插队的地方全称是“杨郎公社杨郎大队四小队”。一看名字就知道，这里是整个杨郎公社的“首都”。而公社机关大院就座落在我们杨郎四队的疆域之内，我就荣幸地住在公社的“皇城根儿”下面。作为“首府”的居民，我们在地理条件上和心理上当然要大大优越于那些“远乡”的居民了。为了这些优越，我一千次一万次地感谢张志萍姐带领我走上了一条光明大道，一千次一万次地骄傲我当初做出了正确的决策，一千次一万次地感谢上面批准了我自选落户地点的要求。当然几年以后，不论是同我一样插到这相对富有的川区，还是像我的学友们那样插到贫困的山区，每个知青点的知青们都经历了大动荡、大分化。命运都与当初的落户之地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因为公社机关就设立在我们杨郎四队的地界内，所以我们这里便维持了一条可以称为街道的巷子，叫杨郎街。它是一条南北走向的由黄土垫铺而成的不很平坦也不很直溜的街道。下边的农民来这里办事，一律叫做“上街去”，而街上的住户们往往把这千米街道以外的地方叫做“乡里”。

杨郎街中间坐西朝东立着两座当地最“豪华”的建筑，一是公社机关大院，一是供销社。不知道杨郎供销社是借用原来的什么建筑，它的门脸上还留有明显的旧时代痕迹：门楣上有精美的雕刻装饰，门前有宽大的前廊，前廊中有高大的廊柱，廊柱下支垫着厚大的柱顶石。孩子们玩耍时，常常你追我躲地围着这廊柱兜圈子。这供销社也算是当地最大的“贸易公司”，被我戏称为杨郎乡的“王府井”。

出了街的南头往西拐几步，就看见一个水坝，这水坝由一条小溪聚集而成，所储存的水可供杨郎四队浇灌部分土地。这小溪流经水坝后再经过原来的杨郎南城门，朝东邻的梨家河大队清凌凌地流淌着，后来我常去溪边洗衣服。我还曾为它写过这样几句小诗：

你顺着河道奔波一点也不越轨 ， 亲亲切切给夜空唱着眠曲；

你傍着村落行走一步也不远离，温温柔柔对山汉诉着衷肠。

那水坝边也是我在夜晚多次徘徊过的地方。有多少次，我在这里酝酿着我的豪情壮志；也有多少次，我差点因为一念之差，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那一池浑水。

我队有六十多户人家，被水坝隔为两个居住区：一半人在杨郎街上围着公社大院和供销社居住，将“王府井”拥在自己的怀中：另一半人散居在水坝西南边的村落里。队里的打麦场建在村落里，而办公室却设在街上。可以说住在街上的人买东西方便，晚上参加政治学习方便；而住在村落里的人下地干活方便，半夜碾场上工方便，分了口粮往家里运送也方便。

生产队安排我们临时借住的这户人家的住宅，就正座落在杨郎街中段东边一侧。站在我们的大门口向街道的对面看，左边斜对着公社机关大院，右边斜对着供销社。从我家往北走几十米，街道的东侧伸进去了一大片空地，那就是戏场。公社开大会，放电影，或是宣传队演戏，都在这个戏场里。那时开大会的机会很多，不是庆祝这个，就是批判那个。有了地理上的优越，我们便不必像住在远乡的那些农民一样，清早就得起来赶路，到快中午才能赶到会场。

我的居住地离戏场这么近，这也使我以后有了机会在台上出尽风头，演绎了我一段特殊的人生。

从戏场再往北走几百米便是大队部，街道便不再向前延展了，眼前看到的却是杂陈错落又鳞次栉比的居住区。依次数过去是杨郎二队、一队、三队，五队。

街道最南头，紧靠小溪住着一户姓张的人家，他家的大儿子担任着我们杨郎大队武装基干民兵营长。这张营长虽说长着一双眯缝小眼，又常常抱着膀子弯着腰，似乎精神萎靡，但他的职务可是掌握枪杆子的，我后来也在他的麾下当过几年“基干民兵”。张营长家的院子里有一口井。井水又清又甜，水位又浅，扁担钩住水桶，伸下去就能打上满满一桶来。半条街的人都在那里打水，我也在那口井里吃了几年水。杨郎的水可能含氟较高，因而杨朗的女人无论有多漂亮，杨郎的男人无论有多英俊，但只要一张口就令人遗憾，因为他们那一口焦黄的牙齿，实在是黄得让人不忍卒看。

现在我要叙述与志萍大家分家的经过了。前面说过，志萍姐的娘家就在水坝那边的村落里，距离我住的街上步行需要二十多分钟。志萍姐的丈夫来探亲时，我总是东家一宿，西家一晚地满街找地方借宿。这使大姐很过意不去，也使她感到很不方便。

其实，我到处借宿并不是什么坏事。

一是乡里人每家都有宽敞的炕，我所谓的借宿，其实不需要房东付出什么投资，我只是和他们一家人挤在一盘大炕上，与他们的妻女在一个被窝里滚一晚上罢了。三四个人拉扯一床破被子，半夜里，谁醒过来，谁将被子往自己身上拽一拽；谁睡死了，谁就整夜冻着。

二是我那时迫切地想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住进农民家能使我尽快知道他们是怎样生活和怎样认识问题的。

三是借宿在形形色色的人家里也极大的满足了我的好奇心。我天生喜欢了解和分析那已经远去的或者还未曾远去的历史，喜欢分析各种人物的性格。借宿在不同的人家，使我有机会接触各方面的人。我抓住这些交往的契机，了解这样那样的人物故事和人物性格，也千方百计向他们了解杨郎及杨郎周边的历史。

但不论怎样，志萍姐还是决计与我分家了，她搬到娘家去了。与志萍姐合住时，炕上铺的都是她的，做饭的炊具也是她的，志萍姐搬走时只带走了她的那一份粮食和她的被子，羊毛毡和炊具都暂留给我。

我借住的这户人家也姓张，算是我的“第一家房东”。我的房东在当地算是比较富足的，土改时被定为上中农。我到杨郎那年，他们一家三代都是男性。爷爷七十多岁了，妻子早在一九二○年就死了；儿子五十岁左右，先后娶过两个妻子都病死了；两个孙子，一个十八岁，一个十四岁，当然都没有娶媳妇。毛主席说“妇女能顶半边天”，可他们家本该由妇女顶的那半边天，都塌落在这四个男性身上，所以他们也就打破了农村男人不做饭的常规。

他家的院子分为前后两进，仅此就显出与众不同来。穿过前院向东跨过一道简易门便是后院，后院只有一间北房，是原来养羊的栅子。但安上了门，抹光了墙，砌上了灶台盘上了炕，倒也还齐整，借给我们住的正是后院这间羊栅子。这羊栅子有着一个巴掌大的小窗洞。我可以坐在炕上拿本书凑到窗户跟前看，也可以把针线凑到窗户跟前做。

志萍姐搬走后，这偌大一个后院，还有这间十来平米大的羊栅子，便被我独享了，里里外外一下子便显得空落落的了。后院的围墙很低，只到人的腰部，纵身一跳便可进到院子里，这便存在着安全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