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季，是围炉读书的时节，冬季，是思念远方友人的时节。
特发文友李辉的旧作，与你分享，我的朋友。
2009年11月7日 今日立冬
——神在阿堵中
李辉正文：
鹤
——关于聂绀弩的随感
李 辉
作者新记：近来，随着寓真的报告文学《聂绀弩刑事档案》与章诒和的文章《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的发表，聂绀弩的命运以及围绕他所发生的历史事件顿时引起世人关注。一九九四年，我曾写过《鹤—关于聂绀弩的随感》一文，写我所接触的、所理解的聂绀弩。现应《书城》编者之约，不加增删，重新发表此文如下，以帮助读者了解这位与众不同的文化人物的经历、性情与人格。同时，我借此吁请寓真先生，本着对历史负责、对所有相关人和读者负责的态度，尽快完整公开所掌握的聂绀弩档案，以使历史真相的呈现更加准确，进而促进聂绀弩研究，加深对当代政治运动史、对知识分子群体命运的研究。二○○九年四月底，北京
一
一九九三年年初，一个月内，我先后两次到位于京郊的现代文学馆。每次去都是为了追念远逝的生命。
一个是胡风，一个是聂绀弩。
两个座谈会分别纪念他们的九十周年诞辰。人们裹着厚衣，在寒冷中走来，把回忆把怀念把感慨一并倾诉。特别是那些曾经与死者患难得与共过的友人，讲述一件件动人往事，勾画着他们心中的影子。想到人世间还有如此真挚情感，想到死者人格还有如此大的吸引力，我在冬日里感到生命的暖意。
纪念聂绀弩的座谈会举行那天，会刚刚开始，外面雪花便轻盈地飘落下来。中午时分走出来，地上已经铺上厚厚一层雪。这是那个冬天最大的一场雪。我没有急于坐车回家，而是沿着人行道漫步雪中。雪花飘落在我的脸上，湿润而清新。
雪中，我想到一九八六年同样的季节，胡风的追悼会在八宝山举行。那天是否下着雪，我已记不确切了，但当时心中冷寂的痛切，则久久不会忘却。那天灵堂里外悬挂着许多挽联，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聂绀弩诗《悼胡风》：“精神界人非骄子，沦落坎坷以忧死。千万字文万首诗，得问世者能有几！死无青蝇为弔客，尸藏太平冰箱里。心胸肝胆齐坚冰，从此天风呼不起。昨梦君立海边山，苍苍者天茫茫水。”这首诗已先期在不同报纸上发表过，病中的聂绀弩曾多次做过修改。他所有诗作中，这首诗（还有悼念冯雪峰的诗）最能让我感到他深沉的悲切。
这些场景一一成为过去，但是，与这些场景相连的胡风与聂绀弩，这些年来，却从来没有从我的视野里消失。他们的悲剧性命运，他们反映出的各自精神状态和行为方式，总是不断地加深着我对历史人与事的理解。我想，自从把他们纳入我的思索范畴之后，我再也无法让手中的笔变得轻飘。
关于胡风，在《胡风集团冤案始末》的写作时，我曾试图描述那些纷乱的人与事，描述一个痛苦的灵魂，描述他在精神世界、在现实世界的行程。关于聂绀弩，我却一个字也没有写过。我曾询问过自己，在他生前为什么会忽略他，没有去深入了解他，进而为他写一部传记。记得诗人牛汉先生，当年就曾经向我提过这个建议。我为自己的忽略而后悔。
差不多在八十年代初开始搜索“胡风集团”事件资料时，我便认识了聂绀弩先生。胡风与聂绀弩，他们的人生旅途与命运多么相似：同是湖北人，同在大革命时期投身于社会运动，同在日本被警察押上同一艘船驱逐回国，同在左联从事文化创造，同在五十年代遭受磨难，同样被捕入狱被判处过无期徒刑，同在铁窗内口吟诗章、在旧体诗有限格式内寻求精神的自由，同在八十年代获得暮年的平稳与安适……漫长一生中，彼此之间有这样多的相似之处和关联，现代文人中，的确很难再找到类似的例子。
可是，聂绀弩与胡风又有着那么多的不同。他们的性格，他们的处世方式，他们对生命的体验，可以说有着巨大的差异。后来当我渐渐深入了解聂绀弩之后，才明白自己当年为什么会忽略他的内在原因。我的迟疑在于，历史烟云中的聂绀弩，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任何人的特殊存在，是一个更难把握的对象。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他绝对算得上一位别具一格的人物。别的人可能会与有他类似的命运，却不会有与他类似的生命体现。他真正可看作一个特殊的现象。我甚至相信，即使把他放在历代文化人物的历史画廊中，他也能以自己的独特性而引人注目。对于这样一个丰富而别致的性格，需要一颗丰富而别致的心灵来体味，需要一支丰富而别致的笔来描绘。而我，都没有。
然而，不去认识这样一个特别的存在，对现代文人甚至现代社会的认识，显然会是残缺的。当我们花费那么多时间与精力去追求共性、认识同一性之后，对于那些最具个人色彩的人物，应该投去更多的目光。我想，也许在注视不同生命存在方式的差异时，对人、对历史的理解才能真正丰富起来。
不仅仅如此，聂绀弩并非孤立于现代社会。他是独特一个，但他身上许多特点在文人中间却又不同程度地都存在着。即使在风起云涌的时代，叱咤风云的英雄也毕竟凤毛麟角，更多的人是在不求显赫但求安稳平实之中走完人生。聂绀弩正是他们中的一员。他怀才不遇却不持才傲物，他有些玩世不恭却又非游戏人生，他不愿意平平淡淡却又不曾轰轰烈烈，他有政治理想却从不想放弃个人行为，他习惯我行我素崇尚散淡自由却又非隐人逸士的潇洒，他承受苦难却能跳出苦难的束缚……
因拥有传奇与坎坷，聂绀怒的生命才增添更多意味。因拥有聂绀弩这样的生命，历史才显得丰富多彩。进而，也因为拥有诸多相反相成的因素，社会才在不断的失调、倾斜、平衡中存在着，发展着。
也许能够这么说，也许不能够这么说。我不知道。
迟疑中我仍然写了下去。
二
出现在我面前的是非常具有意味的画面。画面上，理想与现实、悲剧与喜剧、灵与实、凝重与洒脱、深沉与诙谐……在不断变换的场景中变换着各自的色彩，惟一持久不变的是底色。底色，天性的涂抹。
有人把聂绀弩称作“奇才”，也有人把他称作“怪才”。在我看来，他的“奇”，他的“怪”，均闪动着魏晋风度的影子，闪现着传统名士的遗风，甚至有人认为他的生命重彩中，还有老庄哲学的光亮。一位对明清文化素有研究的先生，就对我说过他认为聂绀弩的性情、才华颇与金圣叹相似。晚年时，聂绀弩写过《我爱金圣叹》，自己谈过一生敬重金圣叹。我想这里便有性情相投的原因。不管如何概括或分析，从各种角度，都可以说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有着浓厚传统气息的现代人。
这样，在现实社会巨大影子映衬下，他便显得多么不合时宜，多么渺小。他所处的时代，政治越来越渗透生活每一领域，精神、道德、行为，无不受到它的界定和约束。他不习惯秩序、纪律、规则等等，它们却成为现代社会必不可少的存在条件。于是，一方面，他投身于政治，随现实风云起伏而浮沉，另一方面却执意摆脱现代社会种种束缚，欲在不失去自我选择自我挥洒的前提下融入历史行程。这显然是无法消解的矛盾。生命的悲剧意味乃至讽刺意味，便在时间流动中渐渐显露出来。
聂绀弩便这样走着自己的人生。代价：漫长的波折与磨难。收获：证实一种独特生命存在的可能。
熟悉聂绀弩的人，可以钦佩地描述出他早年政治生涯的显赫：大革命时期，黄埔军校二期学员，海丰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官，演讲时曾由著名农民运动领袖彭湃做方言翻译；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两年，与现代史上许多著名人物有同窗之谊，如王明、王稼祥、左权、蒋经国、康泽、谷正纲等……然而，他从没有成为真正的政治家。他以极大热情投身于社会运动，最后却在最适宜发挥个性的文学天地里确立了自己的位置。
聂绀弩执意不想让个人消融在集体或者规范之中，对于他在这方面的选择，《聂绀弩传》（周健强著）有过详细描述。
黄埔军校毕业时，同学大多都投身北伐军，一些人后来均成为国共两党赫赫有名的将军。可他迟疑了。在他看来，当军官无疑是一桩苦差。不仅自己要遵守军纪，还要强迫别人遵守，既要受辖制于人，还要辖制别人，这是他天性无法忍受的。于是，当一个个同学走进战火硝烟之时，他考上莫斯科中山大学，离开了祖国。
莫斯科中山大学其实是一个政治培训中心，学员基本上属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两派。然而，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中，聂绀弩也表现出他的特殊。两年时间里，他既不属于共产党一派，也不属于国民党一派，更没有加入任何政党团体的愿望，而是在无政府主义这样一个乌托邦理想之中寄寓自己。回国后，他不是国民党员，却在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担任临时训育员。与此同时，他参与编辑国民党留苏学生创办的杂志，却在上面发表讽刺蒋介石的文章。当蒋介石要两名黄埔留苏学生去侍从室做秘书时，聂绀弩和另外一人最有资格入选，可是他谢绝了好友康泽的推荐。他要走自己的路。
在文化事业中他找到最合适自己的位置。在日本，由胡风介绍他加入左联，一九三四年他加入了共产党。不过，他并没有丝毫改变生活方式。我想，很大程度上他看重的是思想与精神的联系，而非其他。
《聂绀弩传》详尽描述了聂绀弩在战争年代参加过的惟一一次党内组织生活，这是在他来到新四军军部之后：
“开会了，军政治部主任第一个讲了话，他讲得很多很长。紧接着是绀弩起来发言，他很直率地讲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很多观点、提法都与主任的相左。讲完之后，他以为一定会有一场热烈的讨论或争辩，同学们一定都会像主任和他一样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因为这完全是同志式的党小组会呀！然而屋内却异常的清静，大家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一言不发，整个气氛显得有点紧张，而主任脸上也像是有点不太自然。绀弩完全茫然了。就这样沉默了好久，主任的秘书终于打破了沉闷，缓缓地含笑说话了。他说：刚才袁主任这么这么讲了，而聂绀弩同志又那么那么讲，听起来好像是两样的，其实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只不过说法不同，讲得不一样罢了……这位秘书同志的话音刚落，小组会马上就热烈起来，大家争相发言，以证实主任和秘书的讲话是多么中肯，多么正确，绀弩同志的话又是与主任多么的一致，等等。于是，主任的脸上有了笑意，小组活动在愉快的气氛中结束了。”
入党之后参加的第一次组织活动，在聂绀弩心中便留下这样一幅难以接受的情景。可以想象，率真的他对那些客套的厌恶。他不愿意看到，个性以如此这般的方式，淹没在无畏的时间消耗之中。从那以后，聂绀弩再也没有参加任何组织活动。在人们心目中，他只是成了一个散漫、吊儿郎当的文人，对他的这一特点，甚至周恩来和陈毅都十分了解，从不安排他担当带有纪律约束的工作，而是主张他去做一个文化人可以随意发挥自己的事情。
就这样，投身政治运动的漫长岁月里，一个个对于别人来说十分难得的机遇，却在聂绀弩身边一一闪过。他俯拾皆是，然而，他只是目光淡淡一扫，随意地甩甩手，便径自踏上自己的小道潇洒走去，且不管这条小道坦荡或崎岖。
究竟是他理性地执意维护自己的天性，还是天性让他无意之中必然做出如此选择，这是无法知晓的事。不管怎么说，在他生活的时代，他走着一条别人无法挤上的路。
三
聂绀弩的老友楼适夷，在前往八宝山向他的遗体告别之前，突然产生一个美丽的联想。他把聂绀弩想象为一只鹤。在他看来，聂绀弩长得又高又瘦，两条腿特别长，真像一只鹤。“他如鹤一样的清丽，鹤一样的高昂，鹤一样屈着一只腿独立凝思，鹤一样展开双翅，高翔云天。即使在生命的长途，遭逢了多少煮鹤焚琴的迫害，他还是飘然云端，俯瞰大地的一切，发出震动长空的鹤唳。”（《说绀弩》）
在所有描述聂绀弩的文字中，我最欣赏楼适夷富有诗意的联想。
这是一只飞翔于历史烟云中的鹤。
然而，它飞得很高，却“高处不胜寒”。一种不被认同不被理解的落寞，云一般环绕它。它欲潇洒地飞潇洒地吟唱，翅膀却被风摧伤，一滴滴血洒在它的小道上。
也许聂绀弩并不赞同这样的比喻，甚至会以满不在乎或者轻视的目光盯着你，奇怪人们怎么会这样美化他（按照他的性格他完全可能这么做）。他从不刻意追求什么独特什么清高，他不会因为别人喜欢什么而去做什么，也不会因为在乎别人怎么说而不去做什么。他在乎自己的选择。
聂绀弩是共产党员，可他没有因为政治上的对垒而中止与康泽的个人友谊，这的确显得十分特殊。一个是共产党员领导下的左翼文人，一个是国民党特务要人，双方心照不宣，并没有影响相互往来。各自都没有放弃各自的原则，但又没有让原则伤害个人。这也许正是聂绀弩与众不同之处。参与集团政治，却不让个人消融于原则之中，他更愿意在心中保留一点属于自己的领地。
他与胡风有着半个多世纪的友谊，正是胡风在日本将他介绍进左联，第一次参加一个松散的组织。但是始终我行我素，做人的原则、交友的原则，在他那里以特殊的方式体现。一九五五年，当批判胡风文艺思想时，他撰文参战，还四处应邀作报告。与此同时，他们夫妇却在胡风夫妇最困难的时刻，给他们送去关怀的温暖。在胡风被捕三天前的日记中，就有关于聂夫人周颖前来家中“闲谈、打扑克”的记载。而当时的情景是，《人民日报》刚刚以“反党集团第一批材料”为名发表舒芜提供的胡风信件，对于胡风，人人惟恐避之不及。在以后彼此先后受难的日子里，他们两个家庭依然互相安慰，保持着真诚的友谊。
可是，与此同时，聂绀弩与胡风对之深恶痛绝的舒芜也保持着良好往来。在他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人期间，他一直欣赏舒芜的才华，把他视为难得的才子与得力的编辑。在舒芜成为“右派”之后，他们仍然往来如初，在创作旧体诗的那些日子里，舒芜更成为他难得的知音。
这便是独立不羁的聂绀弩。他重视的是个人生存方式的选择，虽然在他生活的时代，必然会招致苦难和误解，他也淡然一笑。
在一九五五年随反胡风运动而开展的“肃反”运动中，经历如此丰富人际关系如此复杂的聂绀弩自然难逃厄运。《聂绀弩传》中说，他回顾往事，自己也感到恐怖，：“他写了长长的交待材料，他的历史也真长，真复杂，他这个人也真莫名其妙，处处都觉得交待不了，无法取信于人，越写越觉得自己像个国民党，或简直是由特务机关派来当潜伏的敌人，因之也就越写越觉得恐怖。”我不知道，这是传主当年的真实感受，还是他晚年时的回想，或者作者理性的分析。不管如何，在那些反省的日子里，聂绀弩很难再有往常的轻松。后来，“反革命分子”没有落实，但两年之后，“右派分子”的厄运仍然降临。
“文革”中聂绀弩被捕并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原因，至今没有明确。一说是他仍然给四川狱中的胡风写信吟诗，一说他随意“攻击江青、林彪”。不管是哪一种，使他招致磨难的个人原因，是他与众不同的处世方式。他不可能见容于那个时代。
此时，铁窗内窄小的空间，再也不能任他潇洒漫游。一生不愿受纪律、原则、规范约束的他，却不能不在这样一个场所消磨生命。我曾经设想，当时他是否会感受到一种唐·吉诃德面对现实巨大风车时无奈的嘲讽？
后来一想，其实这说明我根本没有理解他。他的别致之处，不仅仅在于自己确定的生命方式不见容于现实政治而遭遇磨难，更在于他在苦难来临之后仍以自己的方式化解。他不会让自己被苦难吞没。如以往一样，他仍然落拓不羁。在北大荒劳动时期那些旧体诗，已经表现出他的飘逸风度，在狱中亦同样如此。
在狱中他写过一首《沁园春·赠木工李四》，记述他学习的情景：“马恩列斯，毛主席书，左拥右摊。觉唯心主义，抱头鼠窜；形而上学，哑口无言。滴水成冰，纸窗如铁，风雪迎春如沁园。披吾被，背《加皮塔尔》，鱼跃于渊。坐穿几个蒲团，遇人物风流李四官。藐鸡鸣狗盗，孟尝宾客；蛇神牛鬼，小贺章篇。久想携书，寻师海角，借证平生世界观。今老矣，却穷途罪室，邂逅君焉。”
在我看来，他并非欲在狱中系统地研究政治理论，而是在经典著作中找到精神自由飞翔的天地。即使在这种别人看来非常庄重非常艰苦的举止之中，他也能找到他的乐趣与诙谐。当有人对他词中所说背诵《资本论》表示怀疑时，他这样说：“‘背《加尔皮塔》’，也是真的。一部书几百万字，怎么背呢？您真迂，背一百字或五十个字，只要是《资本论》上的，不也叫背《资本论》么？”（《脚印》序）他说得多么轻松而巧妙，甚至带有几分顽童心理，而这，我认为恰恰是他在逆境中健全心态的生动勾画。
四
初初知道聂绀弩说自己身上有阿Q精神，我诧异，心里格登一下，似乎触摸到不可思议的东西。按照我以往的理解，鲁迅笔下的阿Q精神胜利法，是作为一种惰性的国民性来描写来解剖的。后来，当稍稍了解一些聂绀弩的经历和逸事，我才多少明白一点他所说的“阿Q气”，其实是一种以自我安慰来乐观地面对磨难的人生态度。和他一样许多从苦难中走过来的人，都不避讳自己在逆境中曾以阿Q精神来支撑生活的信念。为《散宜生诗》做注的朱正先生，他便说过，在知道聂绀弩自嘲带有阿Q气之前，他就同丁玲、陈明一起感慨过他们都是“阿Q”。
聂绀弩或许具有阿Q那样的精神胜利般的自我陶醉，但形态的相似，并不意味处在同一层面的生命意义上。更多的时候他则是以悟透人生超越现实的达观，寻求自我心灵的平衡。“阿Q气是奴性的变种，当然是不好的东西，但人能以它为精神依靠，从某种情况下活过来，它又是好东西。”晚年时聂绀弩这样说。我的理解，他即使以具有“阿Q气”而摆脱苦难，但却绝对不带丝毫的奴性。表面上看，他逆来顺受，自得其乐。实际上他是以极大的智慧和冷静，藐视降临于自己身上的一切，藐视周围那么多的荣耀、辉煌，乃至巨大的压力，在他眼中也不过是一丝淡淡清风。精神世界里，主人始终是他自己。
与友人谈到十年囚室生涯，聂绀弩从来是轻松一笑。反倒从相反的角度来看作自己的庆幸。他对冯亦代说过：“我在监狱中比你们的日子好过得多，至少用不着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他对楼适夷也说过：“比你们在外边好一些，没有高帽子，没有喷气式，没有大批判和红卫兵！能安安静静地读书！”在得知爱女海燕就在他出狱前不久自杀身亡的噩耗后，他痛苦过，但又以这样的理由来安慰老伴：“陈帅、贺帅们的死不比海燕重要千万倍么？”
他在一九七六年的出狱，也许最具历史嘲讽意味。一个黄埔军校二期学员，一个三十年代入党的共产党员，却是在妻子的四处奔走后，才适逢大批特赦国民党县团级官员，而侥幸以同样的身份予以释放。后来有人为此替他打抱不平，他则是自得其乐：管他什么待遇，什么级别，只要能出狱回家就行。
在他生存是第一位的。他便是这样坦然地接受降临在自己身上的一切苦难。他把深刻沉郁的情感，融化在乐观、诙谐、世俗之中，以此来生存于世。当然，他并不把自己这种生存方式的选择，视为多么伟大多么高尚的境界，他从不。在这方面，他仍然不在意别人如何看待如何评说。他取“无用（散）终天年（适宜于生存）”之意来命名自己写于磨难时期的诗歌《散宜生诗》，用自嘲的口吻回望一生。但是，恰恰是他这样的一生，构造出一个丰富的人格。从北大荒到山西狱中，可以说，只有他这种胸中能容纳一切快乐或苦难的人，才能让满腹才华在特殊情境中意外地找到最佳表现。
聂绀弩写于北大荒的诗中，我特别偏爱这首《削土豆种伤手》：“豆上无坑不有芽，手忙刀快眼昏花。两三点血红谁见？六十岁人白自夸。欲把相思栽北国，难凭赤手建中华。狂言在口终羞说：以此微红献国家。”简单明了的诗句，闪烁着幽默、诙谐的光彩，同时，又让人体味出讽刺意味。而这些，都包容在他的苦难生命之中，从而平易、达观中又透出深邃、沉郁。
一个大俗大雅之人，才能写出大俗大雅之诗，才能创千古之新声。
对于这样一种以“阿Q气”微笑着走过苦难的生命，“文革”之后经历不同性格不同的人，都以相似的钦佩而予以赞美。自嘲带有“阿Q气”的聂绀弩，想必从不曾想到，他随天性而挥洒的精神，会赢得许多庄重的语言。
他是在生命接近于终点时，被人们发现了这样一种生存方式的价值。对于他这样一个人，历史的步履显得多么迟缓与呆滞。只是在他的暮年，只是当他告别人间之后，更多的理解与推崇才给予了他。不过，这足以安慰他的灵魂。不，他本不需要这些。他如此从漫长小道走来，也就那样走去。所有这些理解与赞许，与其说是对他的补偿，不如说是在原宥他生存的时代本身，这是在安慰和启示现在或者将来的人们。
五
说来也巧，聂绀弩的家乡湖北京山就与我的家乡随县（今随州市）相邻，只有一山之隔。“文革”中我插队到大洪山，山那边便是他的故里。关于他的家乡关于这座山，我们有一些闲散话题。一次谈到何应钦的家乡究竟在哪里，我们曾争辩不休。我似乎听人说过何应钦是随县人，他以肯定的语气否定，争到生气时，他甚至把手中的书用力甩到一旁。后来证明确实是我的错。我不由暗暗好笑，我这样的年轻人，居然会和一个黄埔军校二期学员争辩何应钦的家乡在哪里，真是唐突得很。现在想来，大概是他表现出来的达观、诙谐，才让我在他面前没有丝毫拘谨。
我去看他的时候，疾病已使他卧床多年，被子总是盖着骨瘦如柴的身躯，印象中几乎如一段没有生命的木头。初见面时我便涌起一种悲哀，未曾想到一个在人们传言中曾经那样潇洒自如充满传奇色彩的人，如今只能依靠在床背上消磨时光。可是，他和周婆（亲友们都这样叫周颖）谈笑风生，好像降临在他身上的一切，是那么自然，那么无关紧要。从他敏锐的目光和轻松的笑谈中，我感受到他生命的坚韧。
离床不远放着一张桌子，印象中上面用玻璃板永远压着围棋棋盘。前两年他还能偶尔下床与友人对弈，后来，对于他这只是愉快的记忆。
聂绀弩痴棋却不精到。友人从未见过他研究棋谱，却只见他为下棋而忘掉一切，哪怕夜晚时分必须穿过大半个北京城步行回家 ，他也要与友人在最后一盘棋上争个输赢。在关押期间，也有他依然迷恋棋道的逸闻。他先以给囚友说棋解闷，后来索性把一件格子衬衫撕成棋盘，把米饭省下来搓成棋子，用墨水染成蓝白两色。于是，一副“米棋”成为囚室内的珍宝。下棋时为防看守发现，便有人用学习讨论的方式进行掩护，其他人则轮番向聂绀弩攻擂。我想，不管在何种情形下，他下棋都是寻找一种陶醉，进入一种忘我的境界。在那一刻，尘世间所有烦恼或者忧虑，都不复存在。
认识他不久，我便认识了他在北大荒的棋友刘尊棋先生。他们作为文化部系统的“右派”，在北大荒的冰天雪地间，既是伐木的搭档，又是棋盘上的对手。直到平反之后的七十年代，他们在北京依然不时相聚，为了几盘温暖的厮杀。我后来撰写了刘尊棋的传记《监狱阴影下的人生》，从这个一生与监狱相连的著名新闻家那里，我了解到聂绀弩在北大荒磨难时期的许多事情。聂绀弩的《伐木赠尊棋》，记录了他们当年一同伐木的友情：“千年古树啥人栽，万叠蓬山我辈开。斧锯何关天下计？乾坤须有出群材。山中鸟语如人语，路上新苔掩旧苔。四手一心同一锯，你拉我扯去还来。”大概就是从这首诗开始，聂绀弩的《散宜生诗》渐渐成为我不时翻阅的书。
在迟迟才举行的胡风追悼会两个多月后，聂绀弩也告别了人间。当人们前往八宝山同聂绀弩的遗体告别时，周婆把这样一句话题写在素笺上，分赠给大家：
“绀弩是从容地走的，朋友，谢谢您来向他告别。”
纸片薄薄，雪白，在肃穆中传递着平静与安适。同时，一句话如此简单而质朴，却因“从容”二字，顿时使素笺产生生命的分量。
从容，是一种人生态度。从容，是纷乱风云中睿智者的冷静。从容，是坎坷人生路上潇洒的微笑。从容，是把握人格走向的执著与坚实。从容，是才华与精神的随意挥洒。
对于周婆，她说“绀弩是从容地走的”，也许是想用自己平静的心态，来安慰凭吊者的悲哀。然而，我却觉得，“从容”甚至具有生命的总结意味。它不仅仅描述聂绀弩告别生命的那一瞬间，也概括出死者以如此的风度走完漫长的一生。在生活悲剧与喜剧交替上演之时，在陷入种种意想不到的苦难折磨之后，他得以表现出与众不同的从容。临危不乱，受宠不惊，他总是牢牢把握着自己。在几十年纷乱风云中，他从未脱离过现实，不时被风卷起。但他又以自己特殊的处世风格，在风中始终没有失去自己的精神，当从风中落下时，他依然站在属于自己的那块基石上。
丰子恺也被认为是从容走过“文革”苦难的一位。作为一个曾经剃度过的佛门子弟，在苦难降临于身的时刻，他让佛的性情再度占据心中。“切莫诉苦闷，寂寞便是福。”他愿意以淡漠心看待一切，以与世无争知足之情来自得其乐。于是，在受到批斗时，他会与众不同地显出一派平静与诙谐。前去挨斗时，他甚至这样对人说，：“还有许多名气很大的演员。过去，他们的戏票连排队也买不到，今天是免费表演戴高帽子、坐喷气式。你们若有空，等会儿去见识见识……”当有朋友担心他经受不了折磨会自杀时，他却以这样豁达的口吻说：“我为什么要自杀，我的老酒还没喝够呢！”（参见陈星《丰子恺传》）
当然，两个人的生命存在方式有很大差别。一个以出世的平静接受一切，一个以入世的旷达面对一切。在那样的历史环境中，面对磨难的文人当然不会都成为斗士，更不会都像老舍、傅雷、邓拓那样，选择那种令人痛切的告别生命的方式。更多的人，以他们各自不同的方式生存着。或冷静，或从容，或惶惑，或苟且……不同的个体，便是这样构成生命恢宏的交响。
去世前不久，聂绀弩在人们看望他并祝福他健康长寿时，却反唇相讥：“长寿，长寿干什么？大家要我长寿，我就得活吗？”走近生命的终点，面对死亡，还是那样独立不羁。他还是他。
大家要我怎样我就得怎样吗？
我甚至觉得，伴随这孤傲声音的，是翱翔于云空的鹤。
在我听来，这是聂绀弩生命中从未停息过的回响。斯人已去，现在或者将来，还能听到同样的声音吗？
我倾听着。
李辉初稿于一九九四年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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