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洪恩的亲戚回忆。。。（zt)

我的老同学江涛（原名林志明）女士不久前寄来了她写的纪念陆洪恩的文章，读后悲愤难忍，泪流不止。陆洪恩是原上海交响乐团的优秀指挥，由于强烈反对文革运动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对中外优秀文化的践踏，被捕入狱，遭到惨无人道的刑罚和虐待。但他始终坚贞不屈，并在审讯时慷慨陈词，痛斥文革发动者的残暴罪行。1968年4月27日他被杀害于上海，比烈女林昭的牺牲早了两天。陆洪恩和林昭，都是为了人民的民主自由而献身的英雄、都是为了正义事业宁死不屈的勇士，他们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
现在不是正在评选什么“双百人物”吗？某几个部门，正在通过他们掌握的宣传系统和组织系统，层层布置，钦定一批所谓“感动中国”的人选，然而把它说成是民意所归。但是，真正感动中国的人决不是御批钦定的，而必须是人民发自内心由衷崇敬的；他们的事迹当能惊天地、泣鬼神，他们的精神定会千秋万代永远活在民间、活在人民的心里的！而林昭、陆洪恩、张志新、遇罗克等人才是当之无愧、真该名列榜首的！
现在将这篇纪念陆洪恩的长文，略作删节后分几次转贴在这里，供朋友们分享。

追念“文革”中被害的指挥家陆洪恩

今年农历四月初一是指挥家陆洪恩先生的九十冥寿，而阳历四月二十七日，则又是他被害四十一周年的忌日。我深深地怀念他，一直想要写一篇纪念文章。正如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中所说的：“这并非为了别的，只因为……悲愤总时时来袭击我的心，至今没有停止”。 回忆六十多年前，我和我的家人从开始与陆洪恩相识、相交到相知，无数往事时时涌上心头，无法忘却；由此而来的种种悲愤更是无法排遣。如今只有叙述我对他的追忆，让世人对他有更多更深的了解，以告慰故人，并借以略微抚平我心中的哀伤。
我和我的家人与陆洪恩的相识
陆洪恩是我的表姐夫，也是我的钢琴老师。他的妻子胡国美是我的表姐，胡国美的母亲是我母亲的三姐。我们一家与三姨妈胡家当年都住在上海常德路恒德里内。1944年，我随父母由苏州迁居上海，与表兄弟姐妹间的联系频繁起来。胡国美当时已经从上海国立音专键盘系毕业，我每天放学后在胡家练琴，胡国美成了我到上海后的第一位钢琴老师。
后来，胡国美和陆洪恩交了朋友并且喜结良缘，我的钢琴老师便由胡国美改成了陆洪恩。当时他在上海艺术剧团的小型乐团里当钢琴伴奏，有时也给咖啡馆弹琴。我在他的指点下，学琴进步很快，兴趣极浓，居然每天可以一连练上三小时而不感到疲倦。他规定我每天必须首先练音阶20-30分钟，要求掌握正确的手指触键姿势，然后要有力度，最后才要求由慢到快的速度。音阶之后，就是练《车尔尼》，再逐步加练巴哈的二部创意曲、三部创意曲。只有在练好了以上这些练习曲之后，他才让我练奏鸣曲和一些比较抒情的曲子。这段时间，我非常开心，因为，我开始从弹小奏鸣曲（Sonatina）进到了弹奏鸣曲（Sonata）的阶段了。这些曲子，即使后来三十年没有机会摸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我第一次买了自己的钢琴后，居然还可以比较熟练地弹出来，实在不能不说是他对我严格要求的结果。他每周给我上课一次，但常要花费近两个小时。他觉得我练琴很投入，很用功，也还有点悟性，就开始给我加了几首piece，让我不至于感到练得太枯燥。他给我买了一本厚厚的“Masterpieces”，选给我练的第一首piece 是Chas. D. Blake的“Waves of the Ocean”，乐曲气势磅礴，令人陶醉于海洋的滚滚波涛中；第二首是Gustav Lange的“Flower Song”，非常轻快柔美。这个阶段，我也开始听古典音乐和钢琴曲，我尤其喜欢肖邦的作品。每次上完琴课，我都要请求他弹一首肖邦的波兰舞曲（Polonaise）或夜曲(Nocturne)，我最喜欢听他弹Polonaise in A Flat (Open 83“Heroic”)和Nocturne in B（Open 62，No.1），他总能答应我的请求，信手弹来，波兰舞曲的奋勇激昂和夜曲的恬淡柔情，总使我无限陶醉，给了我一种美的享受，我梦想着有一天自己也能弹奏这样的曲子。陆洪恩常常鼓励我说：“你好好练，将来一样也可以弹好这些曲子的！”
1949年，我初中毕业在即，陆洪恩鼓励我说：“如果你准备考音专，初中毕业就去考，我帮你准备，你还是很有希望的。”我当时真的很想去读音专，而且在他的指导下开始练习应试曲目。但是，我家没有钢琴，当时父亲在上海静安佛学院教书，我平时购买琴谱，他都会感到太昂贵，他说：“这是有钱人家学的东西，咱们哪里学得起呀？！”这年，暑假还没开始，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先在上海招生了，那里的艺术方面各组强调天才教育、只收小学毕业或更小的孩子，只有其新闻组招收初中毕业生，而且包括有四名甲等奖学金，我就去试试看，结果居然被录取，得到了奖学金，连住宿和饭费也可全免，从此，我放弃了投考音专的念头，走上了另一条人生之路，由于学校路远、连继续学钢琴的可能都没有了。陆洪恩对此深表惋惜，然而当时他自己的工作也没有保障，实在是爱莫能助。但是，他为我教授钢琴的这段日子却成为我永远的美好回忆。
陆洪恩的身世和专业成就
陆洪恩的父亲是在上海徐家汇土山湾的一所孤儿院长大的，十七岁时为一个天主教徒所收养。二十岁结婚，后来在一家德国建筑公司任职员，生活尚称小康；父母育有二子一女，陆洪恩上有兄姐各一，他最小，因而颇为受宠。他们全家都是天主教徒，他的母亲最为虔诚，而且性情温和善良，是邻里间有名的大好人、大善人。
1932年，陆洪恩就读于法国人办的徐汇中学，这是一所教会学校。他很聪明，学什么都很快，就是不肯用功学法语，因为他很讨厌背记繁琐的语法变化。然而洪恩玩足球和篮球却特别出色，对于音乐课更是情有独钟。后来他父亲给他买了钢琴，他更加迷恋于音乐，1937年考取了上海音专的键盘系，专攻钢琴演奏。但是，他还没有毕业，父亲就去世了。1941年，他从上海音专毕业，这正是日寇占领时期，民不聊生，毕业就是失业，他也不例外。
.这时，正巧费穆先生创办的上海艺术剧团在排练《杨贵妃》，需要一个小型乐团演奏，费穆便邀请上海滩上著名的音乐家黄贻钧主持这个乐团。黄贻钧在考虑人选时，第一个就想到了刚从音专毕业的陆洪恩，便热情地请他到乐团来担任钢琴演奏员。从这一年开始，陆洪恩和黄贻钧结下了终身的友谊。
陆洪恩多才多艺，在乐团里干得非常出色。费穆很喜欢这个博学勤奋的青年，有一次甚至将改编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的任务也交给了他。陆洪恩虽然没有学过话剧，但他兢兢业业，开了一个多月的‘夜车’，居然将《罪与罚》的剧本写成了，不久即搬上了舞台，公演时受到了好评。
抗战胜利不久，费穆先生的剧团解散。陆洪恩经中共地下党员李之华的介绍，到《时事新报》当了记者。他才思敏捷，写了许多介绍和评点交响音乐的文章，同时还编了一本《中学生音乐教材》，在中学生中传播交响乐的知识。由于反动当局的迫害，不久，李之华跑到了香港，陆洪恩也被迫从报社里退了出来。
1949年5月，上海郊区响起了隆隆炮声，李之华从香港托人带口信给陆洪恩，劝他留下来。李之华让人告诉他：‘天快亮了，上海会有自己的交响乐团的！’不到一个月，上海解放了。在上海市文联的一次座谈会上，陈毅市长接见了黄贻钧。他亲切地握着黄贻钧的手，声如洪钟：‘交响乐是个好东西。上海有个工部局交响乐团，交响乐团不能解散，要改造、要发展！’黄贻钧极为感动，随即将这一喜讯告诉了自己的好友陆洪恩。1950年1月，在黄贻钧的帮助下，陆洪恩进入了上海交响乐团，步入了人生的辉煌期。
在上海交响乐团，陆洪恩充分施展了自己的艺术才能。开始他担任的是定音鼓演奏员。1954年，黄贻钧和陆洪恩分别被任命为上海交响乐队正副队长和正副指挥，上海市市长陈毅代表上海市人民政府亲自向他们颁发了任命书。这时他才36岁。
1956年，建国后的首次全国音乐周在北京举行，陆洪恩率上海交响乐团赴京演出，陈毅元帅和周总理建议上海交响乐团为各国使节作一次专场演出。有人记载当时的盛况说：“陆洪恩身穿燕尾服，手提指挥棒，在金碧辉煌的大厅里热
情洋溢地指挥自己的乐团，为各国使节做了精彩的表演。当他的指挥棒在空中划了一个潇洒的圆点、结束最后的演出时，全场报以雷鸣般的掌声，他转身向各国朋友致意，他热泪盈眶，心中充满着一个中国人的自豪！”
此后的几年中，他曾为招待苏加诺总统等各国首脑人物演出，还与捷克、波兰等音乐家代表团联合演出，与苏联专家的合作演出尤其频繁，因此也特别忙碌，然而，这几年也是他最有成就感和最快乐的时候。1956年10月11日，他在给我父母的信中说：“……回沪以后，忙于工作，昨天刚搞完招待苏加诺总统的演奏任务，很荣幸，这位反殖民主义杰出战士还和我握了手。从反殖民主义的立场来说，咱们倒是志同道合的，就拿孙中山先生的学说来讲：‘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弱小民族共同奋斗’这么句词儿，今天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完全能够实现中山先生的遗言，而且由于解放七年来党的努力，我们国家已经成为亚洲的盟主了。……” 可见，当时他对新中国、对共产党的尊崇和敬爱是由衷的。
由于黄贻钧经常出国，陆洪恩就成了常务副团长，主持乐团的日常工作，操劳忙碌，颇乏创作的机会。然而他还是决心要为迎接建国十周年作一部管弦乐作品。他的儿子陆于为在《我记忆中的父亲》一文中有这样的记载：
“国庆十周年前夕，父亲一直在家里埋头创作管弦乐《年年欢》。为使作品更好地体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歌颂社会主义祖国，那些日子父亲每天翻阅乐谱，苦思冥想，简直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记得有一个星期天，全家聚在一起高高兴兴地吃饭。父亲很爱喝酒，这时，只见父亲举着高脚酒杯，津津有味地品尝着我刚给他拷来的七宝大曲，并用筷子夹起菜刚要往嘴里送，忽然，筷子在半空中停住了，他竟把筷子当作指挥棒挥动起来。也许他一下子来了什么灵感吧，竟越来越起劲，并不时用手把一撮头发摔到脑后。到了乐曲高潮时，居然流下了眼泪……。”
“那些天，父亲睡觉也不安份，半夜里会突然猛醒过来，跑到钢琴旁，叮叮咚咚地敲响琴键，然后若有所思地在琴谱上记着什么。有一天深夜，激昂的琴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光着脚丫子跑出卧室，上前搂着父亲，鼓着小嘴说：‘爸爸，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父亲抚摸着我的头说：‘好了，快好了，再添上个音符就好去睡了。’说完，他又伏案写东西去了。”
“清晨起来，我只看见烟缸里堆满了烟头，地上满是铅笔屑，桌上几支断了头的中华铅笔堆在一起，一支红蓝铅笔斜搁在未完成的管弦乐谱上。父亲坐在沙发上正喝着浓茶，嘴里吐着烟圈圈，抬头望着天花板出神，他还沉浸在梦幻中。父亲两眼红肿，眼眶里布满了血丝。我心疼地说：‘爸爸，你昨晚又通宵开夜车了，不睡觉，会把身子搞坏的。’父亲慈祥地望着我说：‘我热爱音乐，少睡几个晚上没关系。’还说：‘再开上个夜车就完成了！’…….。”
经过近一个月的努力，大型管弦乐《年年欢》终于创作成功。
１９５９年１０月１日，陆洪恩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了这部乐曲，电台实况转播了《年年欢》，那欢快明朗的旋律在上海上空回荡，把一个知识分子对祖国的赤诚之心袒露在千千万万人民面前。他的指挥艺术和他的音乐作品令当年上海的许多交响乐爱好者久久不能忘怀，人们不会忘记他曾经给大家带来的美好的艺术享受。他的生命虽然短暂，成就却是卓著的。
性格往往决定命运
　　西谚曰：“一个人的性格往往决定一个人的命运。”这是很有道理的。陆洪恩纯笃敦厚，胸无城府，心地善良，诙谐幽默；他生活随便，喜欢美食，爱喝酒抽烟，爱逰山玩水。总之，他热爱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东西：好书，好画，好景，好音乐．．．．．。他性格直爽开朗，从不隐讳自己的真实观点，有啥就说啥，加之他才思敏捷，常常计上心来，便脱口而出，不懂得韬略和避讳。岂知，这样的性格在那样的年代，是注定会带来杀身之祸的。
　　早在五十年代初，陆洪恩和黄贻钧都参加电影《武训传》的配音工作，当时以黄为主。1951年，全国批判《武训传》，黄大受批判，为此，陆感到十分懊恼和不平，他写了一首打油诗送给黄贻钧：
“弟本姓武，小名曰训。已一百年，骨肉无存。忽有导演，动我脑筋。
搞七念三，拍成电影。还有寿头，是黄贻钧。叽哩咕噜，替我配音。
弄到结果，大出毛病。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全国轰动，骂我山门。
我在阴曹，也受批判。活鬼闯祸，带累死人。下次创作，千万小心。
文艺方向，为工农兵。如再弄错，勿讲情面。罚入地狱，九十八层。
当牛做马，永不超生。”（作者注：该诗宜用上海话念！）
这首诗后来被上纲为“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
1957年反右整风直至1963年间，黄贻钧和陆洪恩都主张“指挥负责制”和“演奏员要忠实于乐谱的每一个音符”，他们都要为争取在十年后（1972）参加“布拉格之春音乐会”而努力奋斗。陆洪恩更提出：“乐团每天5小时业务活动时间全部由指挥来支配安排，实行指挥负责制！”他还说：“给我人权和财权，我一定能搞好交响乐团。”当时，黄贻钧常常有意识地借故让乐团停止一些会议活动，不开会，所以避免了该团任何人被打成“右派”！但是，陆洪恩的这些观点，后来也都被认为是“疯狂排斥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
1962年，陆洪恩在乐团学习讨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直率地说：“是贝多芬面向工农兵，还是工农兵面向贝多芬呢？我看应当是工农兵面向贝多芬。工农兵应该提高自己的文化艺术修养，逐步熟悉交响音乐。”他在给我的一些谈音乐的信件中也是这样主张的。这在后来被加罪为“刻骨仇恨工农兵”。
以上这些言论是有案在录的，“文革”中，他又不懂得用“假话”来保护自己，还是“有啥就说啥”，当然就会大祸临头了。
“陆洪恩反革命事件”真相
1965年11月至1966年5月，姚文元先后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及《评“三家村”》的文章，气势汹汹，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可是陆洪恩缺乏政治嗅觉，他把姚文元的文章只看作为个人的一己之见。他在上海交响乐团大、中、低音提琴小组学习讨论会上说：“我没有看过海瑞的戏，也没有读过姚文元的文章。党中央并没有肯定戏是毒草，既然党号召我们讨论海瑞，我就要发言。关于海瑞，历史上确有其人，他退田减徭役、治吴淞江，这些都是事实，他被罢官时有几十万老百姓去送他，这也是事实。人民欢迎他，因为他对人民有利。这才是马列主义。无产阶级总不能否定历史吧？！把岳飞、文天祥等这些民族英雄都否定了，还有什么历史文化遗产呢？！”在次日的小组会上他觉得意犹未尽，继续说：“《评‘三家村’》的文章是姚文元开的火，党中央并没有下结论；难道姚文元说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们就肯定他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们到底是听姚文元，还是听毛主席、党中央呢？当初邓拓的文章也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难道毛主席、党中央就不知道？为什么要到现在才来反对才来批判？到底是毒草还是什么？不能乱扣帽子！”
5月28日星期六，乐团继续学习讨论《评“三家村”》，陆洪恩的家当时就住在乐团的宿舍里，妻子和儿子陆于为（当时读初中三）都嘱他不要再发言，他也点头说：“我明白！”他想自己该说的都已经说過，就不再发言了。岂知，这天的讨论会上来了一些陌生人，而且一开始便气势汹汹地批判陆洪恩是“修正主义”，这时，陆洪恩感到实在难以忍耐，一下子便站起来大声说：“你们到底摆不摆事实，讲不讲道理？如果摆事实讲道理，邓拓就讲对了。你们说我是修正主义，如果这也算修正主义，那我就喊‘修正主义万岁!’”（看来在那种情况下，他的神经受到了刺激，处于特别紧张、特别激动的状态，他的精神分裂症在外界的刺激下完全失控了。团里熟悉他情况的人都知道他有病，不能过于激动，一激动就会出毛病。大家都为他捏一把汗！但已经来不及了。） 后来，他又喊了一声“修正主义万岁！”当时人们被他的惊人举动吓呆了，整个会场一片寂静……。突然，有人大喊一声：“陆洪恩……反革命！”接着又有人喊“对！反革命！”于是就有一些人七手八脚，一拥而上，将陆洪恩扭送到公安局、关进了上海第一看守所。这就是当年轰动整个上海文化界的“陆洪恩‘反革命’事件”。团里好多人都知道他为人正直，心直口快，都认为大约过上十天八天他就会被放出来，没想到他却从此走上了不归路！
受尽折磨，慷慨赴死
1968年4月，上海掀起了“炮打张春桥”的浪潮。也不知哪里来的一股风，红卫兵们竟把“打倒张春桥！”的大字报贴满了上海的大街小巷。张春桥惊怒之余决心揪出几个“幕后的老家伙”来杀一儆百。一时没找到“活老虎”，便想找“死老虎”，他从当时“公检法造反派”报送上来的名单上看到了陆洪恩的名字。据公安局的一位离休干部回忆：当时有人曾提出，陆洪恩关在监狱里近两年了，恐怕与“炮打张春桥”的事联系不上。　张春桥却说:“怎么会联系不上？社会上的那根黑线又黑又粗，根子就在那些死不改悔的老家伙身上！陆洪恩这样罪大恶极的人还关在监狱里浪费人民的粮食，你们的屁股坐到谁的板凳上去了？！杀陆洪恩，就是杀一儆百！”于是，陆洪恩就在上海“炮打张春桥”的浪潮中成了替罪羊！陆洪恩也就成了“文革”中在上海第一个被处决的高级知识分子。
陆洪恩被关押后，曾多次被拉出去“陪斗”，在批斗音乐家贺绿汀时，他被拉去“陪斗”，要他批判贺，而陆却说，贺绿汀是爱国爱党的音乐泰斗，他的《游击队之歌》鼓舞了民众奋起抗日；还有另外多次“陪斗”，他都不屈服。为此，他遭到的酷刑格外严厉和狠毒。进入监狱后，他一直服用的镇静剂被停用，当然也不给烟抽。经过如此这般的折磨，他常常发烧，乃至说胡话，到后来，竟至看到红色的东西就要发火，当时到处都是红色，而他对红色的反感也更加重了他的“反革命罪行”。但是，据当时与他一起的难友说，在多数情况下，陆洪恩的头脑还是十分清醒的。
刘文忠先生曾与陆洪恩在狱中日夜相处了近两年时间，1979年他被平反出狱后，于2004年在所著的《风雨人生路》一书中曾以专门的章节描述了陆洪恩在狱中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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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时代岂止是愚昧和暗无天日，就是个中世纪。 -娓娓- ♀ (0 bytes) () 08/23/2009 postreply 17:19: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