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副班长 （4）

                                    (四)

  一天，接一天，单调的劳动。
  苞谷糊，盐碱水，艰苦的生活环境。
  进疆时的热情在一天天消退。
  阶级，出身，又象驱赶不去的恶梦缠住我们，当初认为党和组织终于会接纳我们的幻想又一次破灭。平心而论，当时新疆兵团对出身不好知青的态度要比上海好些，至少不象上海那么恶劣。然而，这种一切讲出身的大环境并没有改变。即使在农场，还是有等级的差别。提拔干部进机关当然是最高级了，学校（农场子弟学校），卫生队，文艺演出队也属于“上层”，机耕连开拖拉机，加工连磨面粉，基建连造房子修水闸也不错，农业连队是最底层的。农场从知青中抽调人到这些单位，总是挑出身好的。留在农业连队出身不好的知青们终于认清了自身的“价值”。
  陈秉正又成了木乃伊，平时默默无语。只有到星期天，他会出去画写生或者在屋子里画静物。他的绘画技巧还是那么高超，然而，绚丽的色彩越来越少，最后成了灰调子。我有时会设法激励他，或者讲些高兴的事来提高他的情绪。他总是静静地看着我，紧闭的嘴唇好象在说，
  “你太年轻幼稚了，再过几年你就会和我一样的。”

  不久，我调到另一个连队，和陈秉正分手了。
  我的新连队走到一连要一个多小时，我很少去一连。有时见到一连的人，总是免不了问问老战友的情况。每当问到陈秉正，回答几乎千篇一律，
  “他还是老样子。”
  我脑海中浮现的依旧是一双忧郁的眼睛。
  陈秉正在农场几乎销声匿迹，他是那么平凡，谦卑，微不足道，就象大沙漠中的一颗沙子。

  1967年，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在农场猛然燃起。
  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展开时，兵团还保持稳定。因为中央军委有一个文件，规定兵团不得参加文化大革命。我们只能通过有限的报纸，广播，以及各种渠道传来的真实的，片断的讯息来了解文化大革命。到1967年，迅猛发展的局势变得越来越恐怖，压抑。一大帮高官领导被揪出来打倒，成了走资派。学校停课，除了少量投机的小爬虫，大部分老师被批斗，成了黑帮牛鬼蛇神。一部分所谓革命接班人的学生得意忘形，无法无天，简直发疯了。他们毒打老师，羞辱出身不好的同班同学，四处抄家，砸古迹，毁文物，随意批斗任何看不惯的人。我们这些从淮海中路武康路出来家庭出身不好的知青，几乎个个被抄家，父母被揪斗，游街，飞机式，带高帽子。我上海的家是在一幢九层大楼内，当时经常有精神恍忽，心事重重的人在大楼走廊上转来转去。一会儿他猛地打开窗户，纵身一跳，只听见一声闷响，他已经归天了。这些万籁俱灰来我们大楼的不知名的自杀者，每月差不多有一个，有时一个月有好几个。
  这到底是一场什么样的运动？是不是要把我们这些政治上不可靠的人精神上肉体上彻底消灭才罢休？如果我们被消灭了，那这些最低贱的活谁来干呢？
  我们生活在恐惧之中，好象世界末日就要来临。

  宗教的力量确实厉害。
  兵团关于允许各单位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一下达，刹时农场就翻了天。一些平时相处还不错的人，马上翻脸变得六亲不认，象一只饿狼，随时准备扑上来撕裂你的喉管。人性不见了，看到的只是兽性，伦理道德不见了，看到的只是弱肉强食。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话不假。希特勒当年在德国搞的排犹灭犹运动，不也是受到举国上下疯狂的拥护吗？
  不到一个星期，农场各单位都揪出了一批人。当领导的被揪出来，成了走资派。曾经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兵的被揪出来，成了历史反革命。令我震惊的是一连揪出了一个反革命集团，成员是清一色的上海支边青年，好几个都是当年我班里的战士。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个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就是陈秉正，我的副班长！
  怎么可能？我绝对不相信！
  我清楚地记得他们在车站上强忍悲痛与亲人告别，我清楚地记得他们在颠簸的卡车上高唱“我们年青人，有颗火热的心”，我清楚地记得他们在连队里踏踏实实劳动，手上打起了血泡。他们是那么唯唯诺诺，胆小谨慎，与世无争，从不伤害任何人。凭什么把他们打成反革命？
  然而，我没有勇气跳出来为他们辩护，我被这场来势汹涌的运动吓得胆祛。我唯一能做到的是不昧着良心去揭发批判他们，找借口不参加任何一场对他们的批斗会。
  原谅我吧，老战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