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过留痕（6）----那位老伯和签证官

一九九零年的春天，我带着四个月大的儿子去上海的美国领事馆签证。 在电视和报纸上，曾看到听到过许多关于签证难的报道，但一直没有觉得与自己有什么关系，直到一九八九年我先生亲历签证后才有鲜明深刻的印象。 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国内正在闹学潮，先生也正好在那个时候申请出国留学，担惊受怕备受煎熬之后总算拿到了护照，但这时革命才刚成功了第一步，因为还要去上海的美国领事馆签证。 记得我先生当时去了两次，第一次是去递申请材料，隔了一个星期后才去拿签了证的护照。在去递申请材料的隔夜，他就和他父母一起乘火车去了上海，因为要连夜在领事馆门外排队。 回来后他告诉我排队的情形，他说那排着的队伍很长很长，队伍里男女老幼都有，夜里，家人之间互换着排队休息，如果没有家人陪伴的话，那个人就只好自己硬撑一夜了。天亮领事馆开门后，大家就都兴奋地争着往前挤，那些在领事馆里负责管理秩序的中国人就会大声地训斥排队的中国人，好象他们比这些排队的人高了一等一样。 因了我先生的这些亲身经历，我在去上海的火车上时心里无底，不知道等待我们母子的将会是什么样的命运，我抱紧了怀中的幼子，无心欣赏车窗外快速而过的风景。 公公婆婆陪我们母子一起前去签证，他们在上海有老亲戚。我们提前一天到了上海，老亲戚安排我们住到了他们朋友开的一家旅馆里，就在乌鲁木齐路上，离美国领事馆不远，可以方便我们早起去排队。那旅馆开在地下室里，空气好象很稀薄，被褥冷冷沉沉的，在三月的江南夜里，阴湿着让人感觉不清爽。 第二天凌晨，我们就早早地起床去排队了，去到领事馆门外时，前面已经有好多人在排着队了，后面也陆陆续续地有许多人跟上来。儿子很乖，不吵不闹也不哭，我抱着他，机械地随着队伍往前移动，到中午近11点钟的时候，我和儿子终于来到了领事馆围墙的大铁门前。 那时我才二十几岁，第一次当母亲，没有一点养育孩子的经验，以致于孩子发烧时我也没有注意到，也许当时满脑子里想着的是怎样回答鉴证官可能会问的问题。 进到院子里后，孩子突然开始大哭大闹，而公公婆婆又按规定被留在了领事馆的外面。我，一个年轻的母亲，不知如何是好地抱着我的孩子排在队伍里等签证。 那位老伯，在那里维持秩序的那位老伯，他走到了我的身边，掀开了遮在孩子脸上挡风的薄绒毯，用手摸了一下孩子的额头。 “孩子病了，正在发高烧呢。这样吧，你排到前面去吧。” 他拉着我的胳膊把我带到了队伍的前面，让我排在了第三个，本来排在我前面的人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抗议。 我还没有从老伯的决定中反应过来，我就来到了签证官的窗口前，我心虚地想着怎样用有限的几句没忘掉的英语来回答签证官会问的问题。 “你好，我是谁谁谁，欢迎你。” 我一下子愣在了那里，脑子无法转动：因为他说的是地地道道的中国话，因为他说得是标标准准的普通话，而我一路上绞尽脑汁准备着的是英语。 那位年轻的黄毛小伙子笑眯眯地在审阅我们的材料，我抱着孩子傻乎乎地从窗户玻璃里看着他，脑子依然没有从刚才的中文问候中拐过弯来。 “哦，这Baby 还没有见过爸爸呢。”他一边说着，一边伸手从窗户底下的小口拉住了我儿子的小手，他在我儿子的小手上轻抚了几下，脸上是那种我从没有在任何人的脸上见到过表情，我后来到美国后，才懂得了那种表情和和表情后面的情感。 这样，在我还稀里糊涂没有搞清到底是怎么回事前，在那天中午的11：30分，我和儿子已经通过了签证，我被告知在当天下午的3：30分去取我和儿子那签了证的护照。 “你快带孩子去医院看一下吧，你看，孩子的脸都烧红了。嗯，你到徐汇医院去吧，快点去。” 那位老伯看了一下孩子，对着签到了证的我说。 签到了证，我的注意力一下子转移到了孩子身上，我对老伯说了声谢谢后就立即带着孩子去了徐汇医院。 孩子高烧39度，小脸通红，好在就医及时，医生说只是普通的感冒，打了一针抗生素后烧就慢慢地退了下去。 下午我去取护照的时候，没有看到那位老伯，他大概上的是上午班。 我因为要乘下午5：45分的火车回老家，又惦记着与公公婆婆在一起的生着病的儿子，所以，我当时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去打听那位老伯的情况，这于是成了我一辈子的遗憾。 近二十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仍然记着当初的一切，尽管我当时的感觉象是在做梦一样的不真实不可信，但在以后的岁月里，那曾象梦境一样的那情那景却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真切，越来越真实。 那位老伯，五十多岁，穿一身藏青色的衣裤，脸上是农民式的黑红，灰白的头发，剃着个短平头，腰板挺挺直直的。 那个签证官，大概三十多岁，一头柔软的黄发，有点长，脸瘦削，脸上五官英俊挺拔，看上去还象个在读的大学生或研究生。 **** 江水无语原创

请阅读我更多的博客文章 >>>

所有跟帖： 

• 那位老伯，五十多岁,...time fly, i feel so old -hz82000- ♀ (0 bytes) () 04/15/2009 postreply 20:5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