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人爱睡觉，可是我这一辈子有两夜没睡过觉，所以难忘。
文革开始，大家都得去看大字报，回来要印传单，班里让干啥就干啥，半夜不让睡觉，刻字印刷，一夜没睡，困得要命，这是第一次。
第二次是二十年前那一天，晚上枪响了，我们在农科院住，虽然离木樨地有10几里地，但是听得清清楚楚。9点多把孩子们锁在家里，我们就站在农科院前门外，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正好看到原来在加拿大管教育一对夫妇，是理工学院的也站在那里，这一夜那位太太哭得两眼发肿。听到打枪的事以后，从木樨地方向回来的车少，马路对面骑车向木樨地方向的人更多。
那时候人大有个‘北京之音’大喇叭冲着学院南路，前边中关村南大街两边坐着有几万的老百姓，为什么哪？他们弄了个即时广播，（其实差15分钟）。 有人在木樨地现场录音，每5分钟往回送一次，告诉大家到底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记得录音里放出来：一阵扫射声之后，枪声静下来，突然就响起惊天动地的呼喊声‘法西斯，法西斯，法西斯。。。’接着枪声又突突突地响起来，就这样反复着，那一段路足足地花了两个多小时。你想我们同事住在海军大院，8点半就听见枪响了，是西边过来的，等到广场清场时，是半夜2，3点多了，他们学生撤退时早上四点了，这一段路打了多长时间啊。
我就这么着站了一夜，那些建筑工人拉土的车还在干活，有人拦住他们告诉他们打枪了，他们气的把土就卸在了我们门口的大街上，响着大喇叭开走了。早上看到学生们回北大，路过时已经是7点多了。他们路过时把血衣挂在了棍子上，插在了土堆里。白天，树上到处贴着在电报大楼前面坦克压死10几个学生的照片。电视里放的天安门广场的纪念碑上都是弹孔。北京之音还在广播，一位在广场回来的某报的记者，给大家讲述着广场发生的事情，她说的和后来看到天安门清场的片子一样，全是用坦克从帐篷上压过去的。住在那里的同事说，堆起来的东西烧了好几天，味道极难闻。
6月5号发现我们的研究生不见了，我就骑车到医院去找，到了积水潭医院，人家拿出好几页的名单让我看，没有。怎么死那么多啊？我的同事的女儿是那里的护士，夜里被叫到医院，许多的屋子一起，连轴转地做手术，大夫，护士就没停止过哭，一个女大学生头被炸子炸开了花，可怜啊！还好，我们那个研究生没受伤。那天骑到西直门听到炮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6月6日，先生去给专家买机票回国，他的太太在美国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电视，叫他必须回去。他买完票骑车到南河沿儿，老百姓都在街口这边站着，稍一露头，枪就打过来了。后来欧美同学会的人告诉我，六四那天军人听到骂声就冲到墙里边来开枪。我去的时候，看到坦克朝着东编排了一排。
6月8号，我特意骑车去前门西街看我姑姑，也是从白石桥路往南骑，沿途立交桥下都是拿枪的士兵，姑姑住在四号楼，她们楼上一位拿着望远镜看天安门，特种兵的枪法真好一下子就打中了。姑姑这个老革命也碰到了新问题。她说军人很不讲理，乱开枪。她说军人也吓得不得了，去买东西都三个人背靠背地三角形拿着枪走。
我从她那儿出来，就往西骑着车过前门在肯德鸡看到那里的墙上都是抢眼儿，士兵们在那里做饭，路边士兵们都持枪对着大街，正阳门东西两边都是大炮也都对着北边， 我们小心翼翼地骑着，连呼吸都憋着。突然，我旁边一位小伙子大声地喊道：“怎么老毛不诈尸啊?”吓得我和旁边骑车的人都飞快的蹬起车来，要知道，旁边就是机枪对着我们哪。我从东交民巷转过去，把我逗乐了，哪儿来那么多搞对象的，一对一对的坐在马路绿地中间的椅子上，真有不怕死的，现在想想也许是便衣吧。到了南池子，北京饭店的墙上也都是枪眼。
6月9号，我又带着孩子们骑车从农科院，经木樨地，再沿着长安大街向东，一片惨状。在木樨地，拐弯处的宿舍楼的地下室门窗上都拿被子挡着。地铁站的墙上都是碗口大的坑，22楼上全是抢眼，靠西边的墙上的砖都打碎了。十字路口的地上的砖也都没啦。沿长安街路旁工地的铁皮围墙上，齐人高的地方全是子弹打得坑，西单路边的商家门窗全都碎了，那个西北角的警察楼子也被打得稀里哗啦。西单东南角的两家店铺中间的墙上，竖着从屋顶到地面，有人用排笔蘸着鲜血，写了六个大大的字。 人血！人血！人血！
再往前到六部口不让过了，有大炮冲着西边。我们转道阜成门回家了。
过了几天，姚雪垠的儿子来找我联系工作的事，他家住在木樨地高干22楼，他说枪子儿从窗户直打进他家客厅，老爷子不干了，他可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积极分子啊，也愤怒了。他还说他们楼上一个保姆死了，一个部长的女婿从国外刚回来站在阳台上也被打死了（想写牺牲了，好像不合适）。
对不起我这不是写片刻，是一件事，有点儿不切题。可是这两夜没让我睡觉我记得最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