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三部曲》之三 《新 的 道 路》 第一章

紫竹《文革三部曲》之三

 

         新 的 道 路

 

第一章

 

   兰州空指

 

“兰州空指”是兰州军区空军指挥部的简称。兰州空指负责整个西北空域的作战指挥与空中防御，是空军指挥系列中的二级机构，一个正军级的单位。

 

1969年3月25日下午，空军政治部干部处处长乘军机给兰州空指送来了两名新入伍的年轻干部。这两名干部，一男一女，都是不满二十岁的年轻人。男的名为林佳玉，清秀儒雅，一副书生模样。女的名为王晓燕。身材高挑，容貌出众。是个标准的美人。特别是她那双眼睛，明湛如秋水，犀利如寒霜。两个年轻人据说是林办（林彪办公室）特批，直接以干部身份入伍的。当年所有高级干部子女入伍，都只能从“普通一兵”起步。这两个年轻人为何能获“林办”的青睐，里面有何奥秘，连空指管人事的政委都不清楚。政委只知道那个女孩王晓燕的父亲是空军副司令，林副统帅的亲信。至于那个男孩林佳玉，北京商学院一名教师的儿子，为何也能破格以干部身份入伍，内幕不得而知。不过政委是知识分子出身，博览群书，人情练达。他判断，林佳玉八成是“上面”不知什么缘由，给王副司令钦定的“东床快婿”。当然目前这一切还都是不宜公开的“机密”。

 

两人报到后，林佳玉被分配到“空管教导大队”。组建这个“教导大队”是兰州空指的“创新”。文革爆发，军内院校全部停课“闹革命”。但空中管制方面的技术日新月异，正在高速发展，“后继无人”将是一个巨大的危机。根据伟大领袖“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指示精神，兰州空指从下属各单位抽调了一批年轻，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干部组建了这个“空管教导大队”。兰州空指从军内各院校，请来了一批“赋闲”的教师给教导大队的学员们补授三角函数、立体几何、微积分等数学基础知识。并结合空管中心和机场塔台的实际业务，给学员们讲授流体力学、飞行原理、气象学、导航基础、雷达信息与空域制图等最新专业知识。教导大队每周三天在教室内授课；三天到空管中心和机场塔台练习实际操作。也算是践行了伟大领袖“半工半读”的教育理念。

 

王晓燕被分配到“飞行培训大队”。这也是兰州空指在文革中的创新之举，是培养后备飞行员的地方。王晓燕志向高远，一心想成为女飞行员。兰州空指当然只能无条件地满足她的个人愿望。

 

两个年轻人身份特殊，被分配到空指最热门的单位本不足为奇。奇特的是，当所有学员作为连排级后备干部被安排在集体宿舍住宿时，空指后勤处却破例给两个年轻人在宿舍区分配了一套两室一厅，营级干部才能享有的住房。

 

后勤处给出的“理由”是，基地房源紧张，一时无法给两个年轻人每人分配一套单身住房。只好请两位北京来的年轻人克服困难暂时合住在一个单元内。

 

给两名北京来的年轻人营级干部待遇，人们可以理解，毕竟是从特殊渠道分配来的干部。但把一对儿未婚的年轻人安排住在同一套宿舍内，却令人有几分匪夷所思。这是把这对儿未婚的年轻人视同即将结婚的小夫妻。这种超越常规的“提前安排”，使人们议论纷纷。但王晓燕心中明白，这一定是来自北京的授意。林办主任叶群作为新当选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也许不是一个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但作为一个女性，作为一个母亲 ，她对自己圈内干部的眷属，对他们的下一代，有时关心得无微不至。这在“圈内”是有口皆碑的。

 

宿舍分配命令公布时，林佳玉还有几分尴尬。为避免同事们的打趣，他借口执勤，转眼就溜到塔台去了。王晓燕则大大方方地到营房科领取了钥匙。在基地警卫连战士的陪同下，前去接收住房。

 

王晓燕虽出身“豪门”，父亲是眼下“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大员。但她为人却十分低调。赴兰州前，父亲曾和她做了一次长谈。父亲告诫她，到了兰州空指，就是她人生旅程的开始。“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一个好兵”。你王晓燕要想将来晋升为将军的话，首先就要放下身段，当好“普通一兵”。在任何场合下都不能怕吃苦受累，都要勇于牺牲，勇于奉献。林副统帅当年有句名言：“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今天就把命搁在这儿了。”

 

王晓燕恪守父亲的教诲，无论在训练中，在执行勤务时，没有一丝豪门千金的架子。她不怕苦，不怕累，勇于迎难而上，颇得战友和领导们的好评。在日常闲暇时，她为人谦和，常慷慨地与战友们分享家乡捎来的土特产，常慷慨解囊以各种理由请“老乡们”、“战友们”聚餐。基地里许多北京籍和非北京籍的干部战士很快都成为了她的朋友。因此当王晓燕分到住房，需要人帮忙时，基地北京籍的警卫连连长特地指派了六名战士前来帮忙。

 

塔台值勤结束，林佳玉回到宿舍时，屋子里已经收拾得焕然一新。餐桌上还摆放着刚从食堂打来，尚冒着热气的红烧排骨和醋溜白菜。北京与兰州有千里之遥。在这遥远的西北边陲，林佳玉却感到了某种家的温馨。

 

飞行训练中心，离空指宿舍区有近十公里之遥。但王晓燕每周却总能找到机会，乘班车或搭领导的便车回宿舍度周末。

 

1969年，无论是在工作、学习、生活方面都是林佳玉和王晓燕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林佳玉凭借着自己勤奋好学的努力，在教导大队各类文化和实操的考核中常名列前茅。王晓燕在飞行训练中心，得益于领导和教练们的关照，提前完成基本知识和技能培训，已经开始了在教练陪同下的“放飞”。

 

从全国范围来看，1969年也是不寻常的一年。四月初，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充分展示了伟大领袖在打倒“刘邓陶”之后的全面胜利。但“静水流深”，在团结胜利的表象下，新的权力之争已经开始涌动。

 

历经三年“造反”、“夺权”、“三结合”的疾风暴雨，党内派系重新组合，形成了三股主要的势力。一股势力是以江青为首的新兴的造反派团队。一股势力是承受了风暴冲击，已然溃不成军的老干部残余。另一股势力则是以林彪为首的军内高级将领集团。

 

严格的说，以江青为首，在文革动乱中涌现出的造反派团队是领袖的“嫡系部队”。但这支嫡系部队由良莠不齐的各类“政治爆发户”组成。他们既缺乏政治斗争的手腕与经验，也没有坚实的群众基础和组织体系，完全是一种巨大的，尚未定型的政治泡沫。

 

原有的老干部集团经过文化革命近三年的冲击虽已七零八落溃不成军，但其潜在的盘根错节的影响力依然不容小觑。

 

以林彪为首的军内高级将领在动乱中，通过“三支两军”介入地方工作，通过参与“三结合”的新型权力机构，攫取到了刘邓垮台，老干部系统崩溃后的大部分权力，是三年动乱中的最大受益者。

 

面对林彪集团的崛起，特别是林彪集团在中央势力的扩张，毛泽东深具戒心。九大之后，毛以需要用人，需要“团结大多数”的名义，直接点名“解放”，重新任用了一批非林彪派系的省部级高官。目的在于制衡林系人马势力的扩张。林彪派系的将领们当然不会放弃到手的权力。他们明面上坚决执行“最高指示”，欢迎这些被解放出来的干部重新参加工作，暗中却挑唆各级权力机构中的造反派势力以“考查”，“接受群众监督”，“深入基层调研”为名，千方百计地架空，边缘化这些新“解放”出来的省部级干部。

 

党内各派势力的暗中角逐虽方兴未艾，但从表面上看，全国依然还是一派“团结胜利”的大好局势。

 

在国际方面，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发生。珍宝岛事件本是一次很小的，边境巡逻队级别的冲突。但在“反帝反修”极左思潮的推动下，冲突不断升级，最终演化成一场团级规模的武装冲突，苏联边防军准备不足，吃了大亏。中国方面则趁机大张旗鼓地宣传“胜利”，并高调展示了被击毁的苏军坦克和武器装备。

 

苏联方面吃亏之后，迅速在中苏边境集结重兵准备报复。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五一节在红场阅兵时宣称，苏军有能力二十四小时内全歼中国部署在边境地区的一百二十万军队。

 

8月13日，在新疆铁列克提地区，边境冲突再次爆发，苏军动用直升机与坦克全歼中方巡逻队，击毙三十八人。为彻底解决来自中国方面的威胁，苏联方面准备使用核武器对中国实行一场“外科手术式”的打击，彻底摧毁中国的核武力。同时兵分五路，对中国东北，华北，新疆地区进行闪击，一举攻占东三省，新疆，内蒙与北京。

 

当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华沙条约组织两大军事集团在欧洲的对峙，是全球主要矛盾的焦点。为避免引发误会，引发美苏之间的冲突，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奉命将苏联的核打击计划通知了美国。

 

苏美两大阵营对峙，中国牵制了苏联近百万军事力量。一旦中国遭受重创，国际局势将会产生重大变化，将会对美方产生不利影响。美国总统尼克松当即表示了对苏联计划的强烈反对。美国正告苏联，一旦苏联在冲突中使用核武器，美国将视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通过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报，《华盛顿明星报》，巧妙地把苏联的计划透露给了新闻界。消息的透露引发了世界的震惊。毛泽东当即表示，一旦大战爆发，全部中方部队将化整为零，突入苏联境内，在远东地区开展全面的游击战。

 

美国的反对，毛泽东近似疯狂的反击计划，使苏联方面进退维谷。苏共高层的温和派，柯西金、葛罗米柯等人提出与中共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并建议于10月20日，柯西金访问越南回程时，在北京做短暂逗留，与周恩来会面。

 

苏联的建议引起了中国方面的高度警觉。一年多前，捷克爆发“布拉格之春”运动，企图脱离苏联控制。苏联当局就是以谈判为名，麻痹对手，调遣华约数十万大军突然分路入侵捷克，逮捕了正在准备与苏方谈判的捷克领导班子，粉碎了布拉格之春运动。为防备苏联故技重施，10月18日，在预定的“谈判”举行前，林彪以“紧急通知”的方式，下令全军进入戒备状态。同时以安全为由，迅速将一批中央领导干部疏散到京广铁路沿线地区。

 

然而预想中的战争并没有爆发，柯西金与周恩来10月20日在北京机场的会面虽很短暂，并没有产生什么具体的结果。但大战“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却得到了缓和。

 

一场虚惊过后，北京的军政大权，特别是军事方面的指挥权，彻底落入了林彪为首的高级将领手中。以周恩来为首的老干部集团的骨干被从决策中心剥离。毛泽东再次陷入了空有其名的“虚君”地位。如何应对国内外对“毛氏皇权”的双重威胁就成了伟大领袖必须设法化解的两大难题。

 

中苏局势缓解，使全国的“一级战备状态”解除，兰州空指的各项工作逐步恢复了正轨。1970年1月20日，林佳玉在空管值班室突然接到电话。妹妹林佳媛在返京途中，病发晕倒于西安火车站。妹妹被救起后，现正在陕西省军区医院接受治疗。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使林佳玉大惊失色。妹妹去年年初插队到陕西铜川地区。铜川地区是陕西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当地农民一年四季也难得吃上一顿饱饭。超负荷的劳动，极端贫瘠的生活条件，使妹妹染上了急性肝炎。偏偏北京那时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父母双双再次被隔离审查。妹妹只好在铜川地区医院咬牙坚持。直待病情稍微稳定，身体不再发烧，她就踏上回程，准备回京看病，并探望父母。不想途中出此意外。

 

林佳玉立即向领导请假，准备买火车票赶赴西安。但此时王晓燕却显示出了她不同常人的果断与魄力。她乘车赶回基地，直接闯入政委办公室。兰州空指作为战备指挥单位层级分明。基层干部，不经预约和通报，敢于直闯政委办公室的，整个基地也只有王晓燕一人。政委倒还大度。他停下手中的工作，接待了王晓燕。政委不仅当场批准了王晓燕和林佳玉的请假申请，还安排他们搭乘上了一架飞西安的军机。飞机抵达西安后，机场方面迅速安排车辆将王、林二人送到了省军区医院。

 

在病房见到妹妹，林佳玉这才放下心来。听妹妹说，她在铜川公路边求了多少人，才搭上一辆运煤的卡车。到西安火车站之后，她正排队准备买返京的车票，不料却被小偷偷走了钱包。丢了钱包，不要说买票，就连买碗热汤面充饥都没钱了。又急又饿，妹妹晕倒在了站前广场的路边。多亏两位路过的部队女干部发现情况不对，及时把她送进了省军区医院。醒来后，妹妹无处求助，只能把哥哥的地址告诉了两位好心的大姐。其中，一位大姐，陈昭惠是总后勤部卫生部医政处的干事。到西安来是检查对疏散安置老干部们医疗保障工作的。陈大姐当即用省军区的专线电话联系上了林佳玉。

 

在省军区招待所，林佳玉，王晓燕见到陈昭惠大姐和她的同伴邱西林大姐。陈昭惠大姐圆圆的脸，身材娇小得还像个在读的学生，似乎比王晓燕、林佳玉他们大不了几岁。林佳玉，王晓燕事后才知道，陈大姐当年已经28岁了，1964年毕业于军医大学医政管理专业，入伍后分配到总后勤部卫生部医政处任干事。邱大姐年龄稍长。她成熟稳重，见人总是笑眯眯的，给人一种特别的亲和感。邱大姐也毕业于军医大学，是总后勤部卫生系统的内科医生。

 

王晓燕和林佳玉向二位大姐表示感谢，邀请她们共进晚餐。吃饭时，陈大姐介绍了事情的经过。林佳媛晕倒时，陈昭惠和邱大姐正好路过。陈昭惠和邱大姐深知陕西地区的贫困。西安街头常有流落街头的知青。看到林佳媛破衣烂衫晕倒在路边的惨样，两位大姐就猜到她一定是落魄的知青。陈昭惠的弟弟、妹妹也是去年刚下乡的知青。弟弟去的地方正是陕北延川，当地农民穷得连身像样的衣服都没有。妹妹去了云南瑞丽，那里是国营农场，工资收入虽然很低，但基本生活还算有保障。出于对下乡知青的同情，两位大姐立即打电话叫车将林佳媛送到了省军区医院。

 

都是来自部队的年轻干部，大家一见如故。在餐桌上边吃边聊，很快就成了朋友。陈昭惠大姐表示，她们后天就要回北京了。林佳媛身体状况现已稳定。她们可以带她一道回京，并安排她后续的治疗。林佳玉和王晓燕闻讯大喜，双双站起身来表示感谢。王晓燕从随身的挎包里掏出一沓钱，恭恭敬敬地递到陈昭惠面前。

 

“大姐，我们佳媛年纪小，以后还需您多关照。这五百块钱请大姐代她保管。她回去的路费，以后的治疗费都在其中。如有需要，我们还会定期派人给大姐送钱过去。”

 

王晓燕请托之恳切，言辞之恭敬，使人完全无法拒绝。林佳媛一个远在异地他乡，举目无亲的小姑娘，也确实需要别人的帮助。五百元人民币当时可以算是一笔“巨款”了。在工厂，一个年轻技工一年工资还不到四百元。五百元差不多低得上部队排级干部九个月的收入了。林佳玉没想到王晓燕身边居然准备了这么一大笔钱。一时惊诧得说不出话来。陈昭惠毕竟在总部机关工作多年，见过各种大世面。她当场爽快地接受了王晓燕的委托。

 

手里拿着厚厚的一沓人民币，陈昭惠对林佳玉，王晓燕调侃道：“看来，林家还是大嫂当家哟。”

 

陈大姐的调侃使林佳玉颇为尴尬。他和王晓燕还没有结婚，但眼下两人的关系确实也难说得清楚。不想王晓燕却大大方方地说：“林家哪儿有什么大嫂，我现在最多也就是个候补罢了。”

 

王晓燕的诙谐把陈昭惠和邱西林都逗笑了。陈昭惠不无风趣地说：“候补就能当家主事，那转正还不是分分钟的事儿。”

 

三个女孩开怀大笑，林佳玉坐在那里，虽有几分羞涩，但心里却涌动着无限温馨与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