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偏科落第
高二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班有个同学在背英语单词了，他父亲是一个科研所的研究员，春江水暖鸭先知，估计获得什么信息。果然，在下学期时，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这个同学当年考上，后来在加拿大读博士并定居。
解放型蒸汽机车，最初缴获自侵华日军在东北（满洲）使用的货运机车，后来我国自己制造后继型号，但关键部件锅炉、车轮等依然进口自日本、美国等。
1977年冬天，关闭十年之久的高考考场大门终于重新打开。这也是恢复高考以来，惟一一次在冬天举行的考试，我与570万考生走进了考场。但由于自己偏科，数学严重拖后腿，高考败北。
不过，当年我们年级考上22个，我们班就考上6个，第二年还考上一个——这都是王瑜珺老师的功劳！
我考上不大学，固然偏科的原因，但也因为没有背水一战的危机。1977年7月，我高中已经毕业，父亲的朋友们说，考不上没关系，有的是工作（机会）。的确，我当时工作机会可选很多，不像一般人家不一定有那么多工作机会。
另外，我们几乎从初二开始，就是实行开卷考试，直到高二才恢复闭卷考试，因此，还不怎么习惯“死记硬背”，而高考不少内容是需要强力记忆的。
高二当辅导员时，辅导班教室对面班的班主任老师家正好住在我四姨他们家大院门口巷子侧对面，因为她曾是小学语文老师，据说跟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有关系，所以走后门调到中学任教。因为是语文老师嘛，哪怕是小学老师，肯定知识面也比我广啊，所以我喜欢到她家去玩，和她聊天增长知识。有一次，我在《解放军文艺》上看一篇优秀短篇小说，小说最后的点评说：“如果把它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一定很有意义”，我就想把它改成电影文学剧本，我把这个想法讲给那个老师听，没想到她说：“你异想天开！”她这一说啊，就把我的热情给浇灭了！所以，我后来一想起这事，就在心里狠狠地骂她“草包老尸！”
由“草包老尸”令我想起了《乔厂长上任记》作者、著名作家蒋子龙中学时淘气，老师把他罚站在凳子上，然后当着全班同学说：“我们全班同学都当了作家，你蒋子龙也都当不了作家！”结果，最后他们全班都没谁当上作家，但蒋子龙当上了作家！
参加“革命工作”
高考榜后，开始考虑工作问题。最初，我想去支边，但我父母不让去，我母亲怕我吃不了苦。想参军呢当年不征召应届高中毕业生。我很想去大型厂矿之类，因为我热爱文艺，有艺术唱歌特长，可以发挥自己独特的才干。但经过好几次选择，最后，一个油田招工，我也想去，家人也支持——我父亲看我不顺眼，巴心不得我离开家，于是，就参加招工并被录用。
1978年底，市政府出台政策，解决领导干部后顾之忧，一家一户招录一个子女参加工作。我母亲说服父亲让我改为参加这个工作，当时是市财税局招考，考试比较简单（但也有个别没考上），我参加考试并合格，然后，请人赶紧把我档案从石油局拿回来。我们通过考试的约六十个人到市财贸学校脱产学习一年。
在财税局工作后，我小学初中一个美女同学也和我同事，她父亲是局长，我俩都被选为班委，班长、团支书都又支边会来的优秀青年担任，我同学是文艺委员，我是劳动委员，但在这个班，依然是我热爱看书。我们局团委书记也是一个上进青年，热爱看书，文章与书法都好，当时，风气比较正，在单位热爱学习、文章写得好，字写得好都容易被培养提拔。
我是班委中最小的干部，一次安排周末劳动，我给各小组分工明确、清楚，受到班主任的热情夸奖。
我们班基本都是市里局、处和国营公司领导子女，有的还是农村知青回城的，因此，年龄跨度比较大最大的约30岁，最小的就我这样的18岁。我性格开朗、热情友善，还在单位年会上表演相声、独唱节目，所以，很受大家欢迎，更重要的是我好学上进，业务学习成绩也不错，前途比较看好。此外，我们班有两三个女生喜欢我。
但我始终和我父亲关系不和谐，正好，1979年初，母亲铁路单位也招工（内招），一方面我和父亲水火不容——他想赶走我，我也想离开，另一方面，当时上山下乡有个政策，一家一户可以有一个子女留在身边，如果我在老家上班，我妹妹可能要下乡当知青。如果，我离开家里，妹妹可能就不会下乡。当时，铁路招工单位是机务段，也就是招“火车司机”，我也比较向往，而且想出外闯荡，走“自我造就”的道路。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开始实行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
新闻媒体开始广泛报道美国等西方国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等内容，而“自我造就的一代”就来自美国报道。当时，西风东渐，对我发生了不小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当上“火车司机”
我终于要辞职去铁路工作了，同事领导都纷纷挽留，但我“决意”离开。局领导不同意我辞职，说我热爱学习，有培养前途。我父亲亲自去市委组织部替我办理辞职手续（因为单位领导不愿意放我走，别人去很可能不批准），人家都不理解，父亲牵强附会的解释一通。
1979年2月初，我离开老家，赶赴千里之外的重庆铁路分局前锋机务段（四川广安）报道。
离开老家那天，我拉着一辆板车，上面一个简陋的木箱，装着我的衣物行李，我妈偷偷给我藏了一瓶香油在箱里。半道上，我把它震碎了，打开看，就被我爸看见了，当时很紧张，因为我妈没让我爸知道——不知道我走后我爸会不会冲我妈发火。记得在餐馆里吃了顿饭，我爹说给我饯行， 当时还有我妈三个人炒了一个素菜，买了一个晕菜凉拌肉，三毛钱一碟。我妈把他放在我爸面前，对我说，你让你爸吃吧（我父亲当年身体不好，家里定量供应的花生糖果等营养品主要都是给他吃，）。我当时想，到底是谁走啊？给谁饯行啊？我爸当过商业局知青办主任，辣个卖凉菜的服务员是我爸以前送下乡的知青，她给我们的肉比较瘦。我发现人家做父亲是把肉碟放儿子面前，让他儿子吃很巧，他儿子就是后来我机务段同屋小胡，当时我们还不认识。
到车站行李房办托运时，业务员大姐尖着嗓子嚷嚷道：“陶勇，你怎么不叫你妈帮你买个好一点的箱子啊？你妈这个抠门啊？”这大姐说话很刻薄，性情挺暴烈。谁想到，两三年后，这位厉害大姐居然和我成了同事。
我们火车站地区一共有一二十名子弟获得招录，报道后，一些人成为蒸汽机车实习司炉工。首先是两百个新工人集体劳动两星期，挖水塘。由于我每天上班都背着一个书包（里面有书和纸笔），大家叫我“陶秀才”，昵称“秀才”。
在这批员工中，由于我白面书生、红光满面，为人正直友善，加上热爱看书，颇受女工青睐，由此招致其他男工嫉恨。
我同屋告诉我，当我第一天走进食堂打饭时，饭堂里所有女工都转过脸来看我。而食堂有个买饭的姑娘，每次瞅着周围没人，就不收我饭票，哈哈
我们这批工人，年龄差距也比较大，很多老知青30来岁的，但我们火车站地区铁路单位来的子弟也不少，其中一个还是我高中同学——不过我们一直没有交情，仅仅属于点头同事，彼此见面友好打招呼而已。
两周劳动之后呢，就开始军训，军训多长时间都记不住了，嗯，我觉得印象很深，军训期间就是练队列、投手榴弹、拼刺刀，然后就是练习射击，练习瞄准的时候我趴在地上，一趴两小时，上午和下午都这样，而且连续几天认真练习，我的同事都是趴一会儿就跑到旁边坐着休息，然后就用地上的小石粒打我、开着玩笑、嘲笑我，说我在钻地球，我不理睬他们。我每次趴两小时以后人都已经都僵化了，一时半会立不起来不了。最后，实弹投掷手榴弹的时候，懂得杀伤半径的我，还要先看一下弹着点再蹲下，武装部长赶紧拉我蹲下。然后就是一声轰响。实弹射击是先三个单发，然后点射三发。
军训完成后就是技术培训，主要是铁路运输基础，蒸汽机车操作规程，焚火作业技术。实际操作还要练习往一个模拟锅炉炉膛的池子里面投煤炭，完了以后上车上岗。
邂逅淑女鹂
我们一批的有个女生莉，比我大一岁。她父母大学毕业，但文革中知识分子接受改造，当了工人（运转车长）。她眉清目秀、知书识礼，还带有不少藏书，为此我俩经常交流读书心得，我也找她借书，现在还记得我找她借的范文澜《中国近代史》。我们关系很好（她比我大一岁），但有个男工喜欢她、想追她（她对该男工没感觉），就很自作多情、莫名其妙地来找我兴师问罪，叫我不要妨碍他。
我们上车，莉分配到收发室工作，在这个单位，莉是我唯一的莫逆之交，我们彼此欣赏。我有空经常去她收发室看书看报和她聊天。
其时说实话，我当时不谙人事，莉才是我的理想伴侣，但我们却因故失之交臂。
我们男工五个人老乡住一个套间，我和一个男孩捷足先登，抢到里间，外面住三人。但是，他们比我们年纪大的老欺负我们年纪小的。外屋大哥非要把他皮箱放我们里屋，我俩就报复他，趁他不在屋用气枪瞄准他箱子的锁开枪击打、往他酸菜坛里稍微撒点尿，哈哈哈哈，后来，这位大哥30岁患癌症去世，我感到有些害怕，担忧是我们撒尿导致他的酸菜变质中毒患癌。
我那个同屋同事姓胡，开始我们俩要好，劳与上岗培训期间，都是一起吃饭，晚上一起打水，一起洗脸洗脚。我们还畅谈理想，表示要做周总理那样的的。我们一起请假会老家，因为学工，坐火车不让蹭车。我们只好扒货车敞篷车，从前锋到铜罐驿再转成渝线到内江的货车——我俩扒上一列平板车，经过山谷时，山上的小孩用石头土块向我们袭击，再现我的“冷枪冷炮杀敌运动”，幸好火车隆隆往前开，一会就逃过了敌人火力封锁线。呵呵
后来我们俩居然闹别扭，不仅吵架，还好像打架，具体事情记不清了，但原因在我，是我处事不好，耍小心眼，在蝇头小利上占便宜，渐渐两人关系就一般了。
我还记得我上岗后的第一辆蒸汽机车属于解放型，号码727,（叫“拐二拐”），是日本30年代侵略中国的遗留品，我们自行设计生产的更大功率的蒸汽机车叫人民型（货运）和胜利型（客运）。
“拐二拐”锅炉热能利用率全段最高，所以焚火作业（往炉膛添煤）很省事，也很节省煤炭，乘务组每月拿的节煤奖很高（但我没有）。
我们运转车间党总支张书记是我亲姑妈丈夫的原同事，我姑父委托他照顾我，所以，我亲眼看见他把我的名牌从一个地方挂到另一个地方，所以我就分配到727机车上。
记得当时很傻，还是带着中学学雷锋的热情，每次上车作为学徒工的我都要用铝铁皮开水桶打20斤开水上车，为了让三位师傅多喝水，我忍住不喝、少喝，结果师傅们还以为我没耐心等到水烧开，因此自己不喝，我特么比斗鹅还冤，郁闷！
我姑父东北司机学校毕业，曾与张书记一起开过火车，当时任成都铁路分局机车调度室调度。姑父当蒸汽机车乘务员时技艺高超，当司机之前是副司机、司炉工，但姑父居然穿白力士球鞋上班——要知道蒸汽机车驾驶室充满煤黑煤垢煤烟啊，而且添煤炭不弄脏白鞋，技术标兵，很牛啊！
后来中间我有次请假回家几天，回来后因为原车有人替班，我被安排到另一个火车头，结果这个机车热利率低，添煤作业量超过727一倍以上，我体能难以承受，几天后就把我换回727。
这里，我想起一个插曲，就是在这个火车头上，有一次牵引的列车，后面挨着我们火车头的敞篷车厢全装的柳条筐（水果）。于是，火车开出站后，运行期间，司炉带着我从机车煤水柜上跨过去——当时铁路上就是这样的，干啥吃啥、运啥拿啥，不拿白不拿！ 我们翻到水果车厢上，副司机也跟上来。我们弄开水果竹筐，里面是梨子，很好吃，很甜、水分很多。我们把四个人的旅行提包全装满，一个包可能要装20多斤。可是等到了公寓以后吧，第二天早上醒来一起床，我发现包里面没几个梨子了，基本上都被师傅拿走了，真过分啊，太欺负人了！这实际上是冒着绳命危险搞来的——一不小心就要掉下去摔得半死甚至被车轮压得粉碎啊！当然，我们都是“飞行军”，不会有事的，呵呵。不过，这样遭遇坠车风险的事，我也曾经历过一次。
1979年打越南的时候，北碚站停有军列，为了保证军列安全，我们牵引的列车（非军列）奉命通过不停车。由于平时北碚站是上水站，司机就叫我上煤水车去看一看水柜里面有多少水？够不够？要不然他会申请在下一个加水站停车加水。
我说“好！”结果我往煤水柜上爬的时候，一脚打滑踩空，双腿膝盖砰的一下就撞水柜上，要知道那可是钢铁水箱啊！我当时两腿就没有知觉了！我的妈呀，幸好我双手抓住铁环扶手倒是没有松开， 虽然两腿悬空，但没有掉下去，不然，下面正对着钢轨被车轮碾压碰撞哐哐响，一掉下去，就会被滚滚钢轮碾得粉碎。
我平时吧，因为三班倒、昼夜交替，睡不好。白天上班其实比较容易打瞌睡，一般我和副司机、司炉三个人轮流添煤、瞭望和休息。歇息的时候，一般我喜欢站在门口，左右两只手抓住扶手，然后就随着列车行驶看外面风景，有时候不知不觉就打盹儿了，但慢慢睡着了，一睡着手就一松，心里一惊、赶紧抓紧，然后又打盹、又睡着，手又一松，又抓紧，就这样反反复复的，现在看来是很危险啊！不过呢，其实问题不大，因为人是随着火车的运行同步运动的，呃，只要你身体不是往外倒，手不脱离扶手——一松开赶紧抓住。就不会有事——当然还是很有危险。
我最开始同屋的老乡同事就很悲催，之后好多年，已经结婚生子的他，在一次火车经过大桥的时候，他站在火车头门口歇息，不小心跌落下河，后来打捞到遗体暂时遗留河边，但却遭遇洪水冲走遗体，再无踪影——但他爸一直认为是被同班其他两个伙计合谋加害推下车的——当然这依然有传说故事，但内容对逝者有些不尊，大概是群众关系不好，而原因我知道但不好细说，只好略去……
参加工作后，觉得一切都不适应。原来财税局都是干部，素质显然比工人高，而且在当地上班，对社会风尚适应。在到铁路上后，远离家乡，接触的基本上是陌生人，有些同事甚至很油条。比如当时的团总支书记给我感觉就很油滑、不正派，因此，感觉社会风尚跟在中学获知的不一样，很失望。因此心情很忧郁。
当时对社会很失望，觉得很在校园里描绘的“祖国革命形势一派大好”根本不吻合，人与人之间关系也不和善友爱，干群之间、同事之间没有那种阶级兄弟、革命同志的亲密感情。总之，当时就是觉得社会一片阴暗，心里感到，要改变着一切，必须通过革命的形式——我们从小受的是革命教育，受的是斗争哲学的熏陶，信奉“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天斗，其乐无穷！”
从那时候起，有十几年时间，我一直认为需要用革命的形式解决中国问题。我曾经注意蒸汽机车底部可以藏人，因为有供检修时平躺操作的钢质横版，也曾留意旅客列车底部工具箱同样可以藏人。
直到1993年我赴北京读书，随着知识的丰富、视野的拓展、思路的开阔，逐渐认识和明白，社会弊端的解决、时代的进步，应该避免激进方式，唯有社会改良才是可取合适的途径。用革命形式解决社会问题，已经不符合时代的需要与实际！
由于我从小家境较好，没干过体力劳动，所以每天下班都是腰酸背疼、四肢疲乏，但我心理上到能承受 ，觉得在劳动中“改造”自己的思想，塑造自己的灵魂（其时纯粹左倾意淫）。
另外，当时在行车公寓，往往睡不好，尤其夜班出来白天睡觉，比较吵。工人大多不读书，没有神经衰弱之类，吃饱喝足倒下就睡着，睡着吵不醒。所以，他们没体会失眠的感觉，他们不睡时不管白天黑夜，很少懂得保持安静，常常高声喧哗，我经常睡不好。不过那是年青，精神上不感到疲惫。我依然在工余坚持看书看报，有时下夜班我在报栏前也能看一两小时。我们机车负责牵引襄渝铁路前锋站到成渝铁路铜罐驿站的货运列车，三个乘务组倒班，一般休息12小时后就会再派班。铜罐驿站坐在镇上有个新华书店，我常去那里看书。此外，街上还有个报栏，我在那里看报纸时衬衣口袋里的工作证夹带的一点钱一起被人偷了。
公寓食堂24小时卖饭，记得一个小炒荤菜两毛七分钱，肉片汤两毛三分钱一份。我不吃肥肉，每次吃肉片汤我的师傅胖子副司机蔡某就要来帮我吃肥肉，问题他不仅把肉汤里肥肉夹走，连带肥瘦肉也一块夹走，经常都是我说，好了好了，他才收回筷子——当时没意识，他筷子在我汤碗里搅浑捞肥肉，污染了我的肉汤。后来我罹患肺结核，蔡某之前也患过，但他说他早就“结疤”了。
1978年10月，一年一度的运转行车人员体检开始，我们学徒工也参加体检，结果，我意外发现轻度肺结核。而且，全段职工就我一个染病。
我们机务段医务室的医生姓蒋，这个医生原来和我妈妈是同事，我发现得了轻度肺结核以后要治疗以后，我当时真是不知轻重，一听说要去疗养当时还兴高采烈的。
无知者无畏啊，一场健康浩劫来临，却一点都不知道厉害！蒋医生看到我幼稚的样子，也不好说什么。
于是，11月，我被安排去铁道部重庆南山疗养院疗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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