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回铃铛阁（二）铸颜雕宰

来源: 天涯过客1937 于 2014-10-01 08:10:40 []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阅读数 : (8827 bytes)
本帖于 2014-10-01 09:27:24 时间, 由普通用户 天涯过客1937 编辑

 梦回铃铛阁（二）铸颜雕宰

 
    我在回忆中看到49年时的“他”，一个十二岁的少年。迈着畏缩的步子走进校门，砖墙的匾上分明横署着“河北省省立天津中学校”的校名。这是周遭百里之内多少同龄人和他们的父母所期盼着的学校。

    学校是公立的，不收学费。校风纯朴，教师认真教，学生刻苦学，尤为百姓所推崇。最直观、最有说服力的还是升学成绩。就在前一年1948年暑期，铃铛阁有几 名高二学生报考大学，其中三名考入清华、两名考入北大。考入清华的一人还是当时北平考区（相当于华北地区）的榜首。这名声对初一新生来说是何等的震撼。

    门厅里悬挂着老毕业生送的匾额“铸颜雕宰”，白底黑字。他只觉得十分庄重，却不明了其涵义是要把颜回这样刻苦好学的学生和宰予那样被孔子认为“朽木不可雕也”的怠惰学生都能培养成器，服务于社会。

    穿过门厅正对着一条走廊通往中楼，左右是北楼的前廊可通东西楼。中楼的前厅是教务处，背后有六间教室，他所在的初一丁班在楼下最西端。楼、廊围出庭院，走廊高出庭院约一米，而中间的走廊又将庭院一分为二，形成一种对称、典雅的园林风格。

    最不能忘记的是西院的那尊石雕，高约一米的方形底座上面只树立着一个方形尖顶石柱，上刻篆文，勉强可以辨认出是“故校长马千里先生纪念碑”，“民国十九年全体师生敬立”。

 

    多年后，我从老校友的回忆文章中，了解到马千里先生的事迹。

    马千里（1885——1930）追随孙中山的老同盟会员，社会活动家、教育家，曾在南开中学任教多年，并参与创建南开大学。1928年北伐成功，马千里奉调河北省立天津中学担任校长，整顿学校。

    学校不是官场，可“官立中”沾一官字。北洋军阀临近垮台，官场腐败之风传染学校。当时以校长为首的“五魁首”沉迷于吞烟吐雾抽鸦片，不务正业；教职员良莠 不齐；学生纪律松弛，风气败坏。马千里不顾身患高血压的困扰，住校整日办公。他撤换了不称职的教职员十几人，引进人才，加强纪律管理。可“宰予”们怠惰成 势，积习难改，在被辞退的某些教职员的煽动下动不动罢课罢考，随后竟发展为“驱马”运动。最终在主持正义的师生和毕业生的要求下，得到省教育厅的明确表 态，风潮得以平息。马千里先生深受刺激，几个月后突发脑溢血辞世，终年45岁。他引进的继任者对学校继续整顿、扩建，成绩斐然，声誉日隆，使铃铛阁步入黄 金时代。

    那纪念碑正象一支插在烛台上的蜡烛，在铃铛阁一代代师生心里，它是永不熄灭的。

 

    1991年秋季，我在台北的重庆南路散步，不经意间到了台湾大学校门口，随便进去游览。校门右首有一园林名为“傅园”。园中除树木花草外有一罗马式纪念亭，原来这就是前台大校长傅斯年的埋骨之地。

    傅斯年（1896——1950）也是铃铛阁的校友。他于1909——1913年就读于官立中，当时是四年制，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是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傅斯年作为历史学者、教育家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且看傅斯年的办学理念：什么是大学？近代意义上的大学在傅斯年心中是很清晰的，他说：“大学是个教授集团，不是一个衙门，照大学法，校长虽然权力甚大，然我为学校之前途计，决不能有极权主义的作风。”他认为要保障教授的独立性，教学的自由。

    他强烈反对把大学当作培养工具的摇篮，坚决摈弃大学的工具主义。

    同时，他倡导简朴的学风。到台大的第二个学期，发布了这样一个布告：

“本校学风，素称俭朴，然亦偶有有钱人之子弟，习为奢侈者。兹在学年开学之始，特行告知诸生，如有娇养成性，习尚浮华者，务请不入本校之门；既入本校之 门，即须改行自新，须知国家办此大学，费钱甚多，经费皆民脂民膏，岂容此辈滥竽其内，浪费本校教育之努力！以后如见有习尚浮华，衣食奢侈者，必予以纠正， 或开除学籍。”

    什么是大学精神？这是他耿耿于心，始终不曾忘怀的。“大学也必须有大学的校长，包括精神与形式”，“发挥大学精神”、“促进学术空气”是他办台湾大学期间首先考虑的。

    1949年11月，在台大第四次校庆时，他发表演讲说不许把大学作为任何学术以外的目的的工具，“如果问办大学是为什么？我要说：办大学为的是学术，为的 是青年，为的是中国和世界的文化，这中间不包括工具主义，所以大学才有它的自尊性。这中间是专求真理，不包括利用大学作为人挤人的工具。”

    为维护大学精神，傅斯年一往无前，毫不退缩地站在前面。当时的台湾风雨飘摇，一切都没有上轨道，社会情绪激越。一方面他筚路蓝缕，致力于营造大学的学术氛围，另一方面他还要抵挡来自政治的风浪，以及社会上的各种攻击，他恪守的一条底线就是大学的独立与尊严。

    早在1932年，他就尖锐地指出：“教育如无相当的独立，是办不好的。官治化最重之国家，当无过于普鲁士……当年以德皇威廉第二之专横，免一个大学校长的职，竟是大难……其用人行政，一秉法规，行政官是不能率然变更的。”

    难怪有人这样评价：“傅斯年先生掌台大两年的最大的成就，在保持了学术独立和尊严，扩大了研究空气……许多不学无术的党棍子，想混进台大，许多翻云覆雨的 官僚政客想染指……两年来明枪暗箭，栽赃诬陷，就地打滚，集无耻之大成的各种手段，都对傅先生施用过，而傅先生英勇坚定，绝不为所动，贯彻自己的主张，且 与这些丑恶势力对垒作战。”与那些巴结专制统治者唯恐不及的学术官僚相比，真有云泥之别。（转摘自《历史深处的误会》傅国涌著/东方出版社出版）

    马千里、傅斯年，都只担任了两年校长，可他们却得到了校长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誉。他们的名字将和学校一起长存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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