恵浴宇回忆: 陈毅说还是广东陶铸说了点老实话
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终于挨过去了。江苏的经济形势和全国一样，走出谷底，开始回升。我也可以摘掉“灾官”、“赈官”的帽子了。三年来，这两顶帽子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救灾如救火，我不停地在灾区跑。猛地停下来，我心力交瘁，提不起精神，喘不过气来，手脚举不起也抬不动。
“左”的路线给国计民生造成的损失如此惨重，使人一想起来就胆战心惊、夜不能寐。尤其是灾区人民的凄惨，付出的牺牲，竟比战争年代还要多，这完全是无谓的牺牲啊!那时，地县级干部是最辛苦的，救灾干部是最辛苦的，淮阴地委书记孙振华、专员秦其均，镇江前后任地委领导陈西光、李楚，以及其他一些重灾区的负责人，到省里向国库要救灾粮时，每每为灾民号啕大哭。哭也没有办法，我也没有多少粮食，只能救急，只能一点一点给。他们走后，我也暗自垂泪。救灾粮拿到了，他们立即和干部下乡，数着米粒儿向灾民发放，看着灾民按定量吃。少吃了要饿死人，不按定量吃，超支了也要饿死人。那个时候他们虽然手里有些粮食，但是他们和灾民一样的饿肚子。
我到灾区去巡视，往往地县级领导除留个把看门外，机关里是一座座空屋，全都下去救灾了。李楚在农村救灾，家里十几口人(有五六口是从山．东来逃荒的乡亲)吃馊了的山芋稀饭，全家人食物中毒，送医院抢救，欠了一屁股债。孙振华、李楚等许多干部都得了浮肿病、肝病。王治平、王维良带着工作组在重灾区宝应救灾，从他俩一直到工作组的普通干部，多数都浮肿。王治平六十岁的人了，他回来汇报，腿脚都肿得发亮，但他只谈灾区人民的需要和救灾的措施，我劝他不要下去了，他说：群众比我们更苦，我救完灾再看病吧。
那时抵制“左”的路线的干部不是没有。王治平、王维良他们在宝应，经过实际调查，提出了解散食堂的方案。
他们向分管农业的省委书记刘顺元同志汇报，顺元同志一听是谈食堂问题，立刻把秘书请出去，关起门来谈了半天。他们提出了先解散三分之一问题严重的食堂。刘顺元同志当机立断地说：不要定框框，该解散多少就解散多少，先由你们试点，试点期间要严格保密，对外只说“调整”，不要叫“解散”。当时敢于这样提出问题和决定问题，是多么的不容易啊!安徽一位省委领导为了解散食堂，不久前刚刚被当“反革命”抓了起来。正是江苏有这样一大批敢于以身犯难坚持实事求是的干部，才避免了灾区更大的损失，加快了恢复生产的进程。
三年自然灾害后，我到华东局去开会。华东局的一位主要领导人向我传达了毛主席的话，大意是江苏还有一个“老右倾”刘顺元云云。我回到江苏，想来想去顺元同志自来江苏后，主要分管经济工作和农村工作。他理论水平高，作风实事求是，敢于承担责任，我们在一起共事，合作得很好，他对我颇多教益。我是看不出他有什么“右倾”的，相反的，他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工作实践相结合，敢于坚持真理，不唯上，不唯书，是我们这一层干部中难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又是一个实干家。
我又想到我的在湖南任省委书记的七弟周惠，在庐山会议后受到处理，也是“右倾”的罪名。我的弟弟我当然是了解的，说他年轻，不大懂党内斗争的事，还有点道理；说他“右倾”是毫无道理的，不就是说了几句老实话吗，而且还是在得到允许的情况下说的。也是华东局的那位领导要我劝劝周惠认真做个检讨，对那位领导我是尊重的，但什么时候在党内说实话说真话变成了“右倾”了呢?国民党一营兵抄我家时，周惠才七岁，就敢盯住国民党营长吵着要“公事”看，国民党也没把他怎么样。凡事都要讲个道理嘛!我的母亲倒是很能看得开，听说周惠“犯错误”了，她说：“吃得朝廷三分饷，身子卖把帝王家。”
我对党内这种越来越不讲道理的风气很是忧虑。江渭清同志和我相约，我们在中山陵五号的草坪上，搬两把藤椅，避开闲人，从早晨直谈到暮色苍苍。事关重大，我们的心情都很沉重。我们都清楚地知道，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这件事对顺元同志意味着什么，对我们可能意味着什么。江渭清同志最后果断地说：我们俩的意见是一致的。我要到华东局去，向领导人实事求是地汇报顺元同志对江苏人民的贡献，我们不同意这样搞法。后来华东局同意了我们的看法，我这才为顺元同志松了一口气。
1960年，陈老总路过南京，特地把我召去，问：“人民公社到底好不好?大跃进到底好不好?江苏究竟饿死了多少人?”在江苏我负责救灾，这些情况当然我清楚，但庐山会议刚开过不久，议论大跃进、人民公社不是反对“三面红旗”吗?我斟酌着，按省委的统一口径汇报了。陈老总失望地盯了我一眼，闷闷不乐。回到北京，他感慨道：“在下面跑了几个省，谁也不敢说真话……江苏的惠浴宇含含糊糊，还是广东陶铸说了点老实话……”我听说后，十分惭愧。陈老总既然这样提出问题，说明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洞察到问题的严重性的。他肯问我，是把我引为知己，为什么我就不敢实事求是地回答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