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与旧金山齐名的波士顿，如今只贡献了区区千亿美元科技市值，而湾区在二十年间累计创造逾十四万亿美元。创业者 Will Manidis 指出，这并非偶然，而是税制、监管、资本文化与“输入至上”思维共振后的系统性崩塌。更危险的是，同样的逻辑正在美国 AI 与硅谷重演，对全球科技版图构成深远警示。
一、从“双子星”到单极：一座科技之都是如何坍塌的？
2004 年，如果问一位美国科技投资人「世界上最好的软件公司在哪」，标准答案只有两个：波士顿和旧金山。二十年后，数据给出了残酷对比：旧金山在这段时间里孕育了约 14 万亿美元的科技企业价值，而波士顿只贡献了大约 1000 亿美元。与此同时，原本被视作金融之都的纽约，反而在科技创业上后来居上，取代波士顿成为区域创新高地。这不是一场简单的城市排名变动，而是一整个科技生态系统的衰亡样本。尤其是对曾经熟悉历史的人而言，这种反差格外刺眼。长达数十年里，波士顿「128 号公路」沿线曾被视为软件宇宙的真正中心：
- DEC 一度是全球第二大计算机公司，巅峰时期拥有 14 万名员工；
- Lotus 几乎以一己之力，把个人电脑带入企业办公；
- Akamai 则帮助搭建了现代互联网基础设施。
再往源头追溯，波士顿的「输入条件」看上去几乎完美：
- 全球最顶尖的高等学府（如 MIT 与哈佛）；
- 著名孵化器 Y Combinator 起家于此；
- Facebook 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Stripe、Cursor、Dropbox 等一长串明星创业者，都在这里读书或起步。
按常识推理，这样的城市似乎拥有一切。那它究竟是怎么输掉这场长期赛局的？创业者 Will Manidis 在一篇长文中给出了他的答案[7]：波士顿不是「输在产品」，而是输在系统性负反馈——当税制、监管、资本文化与错误的发展观叠加到一起，创造力被一点点榨干，网络效应开始倒转，最终连回头补救的机会都没有。
二、三股力量如何联手杀死一个创新生态
在 Manidis 看来，波士顿科技生态的衰落，可以被归纳为三股简单而致命的力量：
（一）把企业当「提款机」的进步主义税监环境
第一股力量，是监管与税制层面长期累积的「掠夺式」心态。美国联邦层面早有针对创业股权的 QSBS 优惠政策，但马萨诸塞州长期拒绝完全跟进，直到 2022 年才勉强对齐。而就是同一年，州里又通过了所谓「百万元富翁税」，对高收入人群加征附加税。这会带来怎样的实际激励？
- 同样是卖掉一家估值 1000 万美元的公司，在马萨诸塞州，创始人要缴出大约 86 万美元税款；
- 而在得州奥斯汀，州层面资本利得税为零，创始人几乎可以完税后「全身而退」。
更微妙的是，马萨诸塞州还对 SaaS 收入征收 6.25% 的销售税，而美国多数州对软件几乎不收这种税。这意味着：在波士顿做同样一款云软件，你不仅面对更高个人税负，连每一块收入都要额外「交保护费」。当政府把本应被呵护的早期科技企业，当作短期财政缺口的填补工具时，长期结果不会是「多收点税」，而是企业和人才用脚投票——他们会迁往那些把创新当资产而非猎物的地方。
（二）与精英机构深度勾连、难以自我纠偏的资本文化
第二股力量，更难量化，却同样致命：一种无法被有效约束的资本文化。在 2010 年之后，波士顿本地部分风投机构的「主业」，在不少创业者眼中已经不再是帮助公司成长，而是通过各种复杂条款、暗箱操作和「圈子游戏」来榨取创始人的筹码与话语权。著名消费产品创业者 Nikita Bier 就公开表示，自己在 2017 年曾被一批波士顿投资人「联手坑骗」，并发誓「再也不会与这座城市的资本打交道」[2][3]。问题在于，本来有能力制约这些行为的力量——大学捐赠基金、大型 LP、各类本地精英机构——却和相关资本圈高度捆绑：他们在同一董事会、参加同一场晚宴、持有彼此的基金份额，最终没有人愿意站出来做那个「坏人」。结果就是一种无形的「信任税」：
- 好项目不敢在本地融资，担心被「下套」；
- 优秀创始人一旦有选择，就会飞往更透明、更竞争性的资本市场；
- 留下来的，往往是信息不对称最大、议价能力最弱的一批人。
随着时间推移，生态内部的平均道德水位被不断拉低，劣币开始驱逐良币，整个城市的创业声誉也随之崩坏。
（三）迷信「输入」的科技发展观：实验室不是魔法土壤
第三股力量，是一种在全世界普遍存在的误判：认为只要堆足「输入」，创新就会自然而然发生。在波士顿，这种逻辑被推演得尤为极端：
- 我们有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和医学院；
- 我们疯狂建设实验室和生物医药园区（即便今天其中约 40% 处于空置状态）；
- 我们吸引了全球一流的科研与工程人才。
于是，当结果不如预期时，公共部门和地产开发商往往会问：「是不是还要再多建一点？再引进几家名校研究所？」但一个真正健康的科技集群，远不止「硬件输入」的堆砌。它需要的是：
- 高信任度的创业–投资网络；
- 尊重承担风险、鼓励快速失败的文化；
- 对长期回报有耐心的资本和制度环境。
当这些「软要素」被忽视，只留下校园与实验楼时，所谓「科技中心」其实已经名存实亡。
三、当网络效应反向运转：一座城市是怎样不可逆地衰败的
科技生态，本质上是由人、资本、知识和机会组成的复杂网络。一旦这张网被系统性破坏，后果往往是不可逆的。在 Manidis 的叙述中，这种崩塌大致经历了几个阶段[7]：
1. 人才网络先行瓦解
先是中高端人才的「蒸发」。对一家希望从 25 人成长到 500 人的创业公司而言，是否能在本地找到经验丰富的技术 VP，几乎决定了公司能否跨越死亡谷。在旧金山，你可能有数百位候选人可以选择；在波士顿，符合条件的人屈指可数，而且他们很快会意识到：
- 去湾区可以拿到更高的薪酬与期权；
- 生态更活跃，成功概率也更大。
同时，最年轻的一代也用脚投票。每年夏天，本地高校的优秀毕业生纷纷「直飞西海岸」，不再把波士顿视为「默认选项」。
2. 税与监管「越收越紧」
当真正创造税基的高成长企业和高净值人才开始迁出后，地方政府面临的现实压力只有一个：财政缺口扩大。在没有足够政治想象力的前提下，常见的反应是「对剩下的人收得更狠一点」——提高边际税率、延展税基、增加各种名目繁多的收费与监管。这进一步降低了本地对新企业的吸引力，恶性循环由此形成。
3. 灰色玩家登场，生态进入「诈骗模式」
当优质资本和优质项目不断外流，留下来的往往是两类人：
- 缺少选择权的本地创业者；
- 擅长在「信息贫瘠、监管模糊」环境中牟利的灰色资本。
他们会利用「地缘优势」收取溢价：
- 因为外地头部机构懒得为了一笔种子轮飞来波士顿，本地资本就能以远高于风险水平的定价拿下项目；
- 通过各种「非市场化」甚至踩线的条款，对创始人施加压力。
一些原本起家于波士顿、后来迁往湾区的机构，也被指控依旧带着这种「有组织的掠夺心态」行事。从那一刻起，这座城市在创业者圈子里的口碑就不再是「科技之都」，而更接近于一个「高风险司法辖区」。更关键的是，正如 Manidis 所强调的，这类过程几乎无法被简单「立法逆转」[7]：
- 你无法用一纸法案，强行重建已经瓦解的人才与信任网络；
- 你也很难在网络开始坍缩后，通过政策「冷启动」一个新的生态。
于是，波士顿科技生态的故事，最终走向了「先被加税，再被掠夺，最后筋疲力尽」的结局。
四、硅谷与美国 AI：正在排队重演同一场悲剧？
如果说波士顿的失败只是区域层面的失误，那么接下来这道「回响」就远不仅是地方新闻了。Manidis 的判断是：如今的旧金山与整个美国科技产业，尤其是 AI 产业，正在沿着同一条路径前行，只是赌注更大、代价更高[7]。
1. 把科技当「现金奶牛」的监管冲动
在旧金山，本地选民与政治力量已经开始推动一系列针对科技与商业地产的激进政策：
- 例如类似 Prop M 之类的「办公面积限制」与各类用地配额；
- 对空置办公楼征收特别税，试图用惩罚性措施逼迫资产重新配置。
在短期财政压力与民粹情绪的共振下，科技公司与数据中心正被越来越多地视为「天然应该被多收点钱」的对象，而不是推动就业、支撑城市长期税基的引擎。这种心态一旦被写入政策，就意味着美国最重要的创新集群，开始走上和波士顿相似的轨道。
2. AI 热潮吸引了大量机会主义者
AI 的繁荣吸引了海量资本和人才，也难免吸引了数量同样可观的「逐利者」。其中既包括简单的投机炒作，也包括利用信息不对称和监管空白、在伦理和法律边界游走的参与者。和波士顿类似的问题正在显现：
- 本地精英机构与头部资本高度交织，缺乏真正的外部监督；
- 对内部问题的批评容易被贴上「不懂技术」「反对进步」的标签，被迅速边缘化；
- 坏行为被容忍，久而久之成为文化的一部分。
这种「自我神圣化」倾向，一旦与巨额经济利益绑定，就极难纠偏。
3. 「输入至上」的幻觉：GPU 与大模型并不自动等于进步
在 AI 领域，「输入迷思」表现得尤为明显：
- 我们有全球最强的 AI 实验室；
- 我们掌握最多的 GPU 算力，甚至还能拿到联邦政府采购的 GPU；
- 我们拥有最前沿的大语言模型与巨头公司。
在这种自信下，很容易得出一个危险的结论：「只要资源在我手里，这个行业就不会出问题。」但技术史一次又一次地表明，真正决定创新走向的，是制度、叙事和信任结构，而非硬件本身。当社会对一个行业的基本态度，从「希望」转向「猜疑」时，任何外部冲击（经济危机、政治轮替、能源短缺）都可能触发剧烈的政策反扑。
五、缺位的「正当性叙事」：当技术失去为自己辩护的语言
在 Manidis 看来，真正让人担忧的，并不只是可能失去多少 GDP 或市值，而是科技产业在国家叙事中的「合法性」正在一点点流失[7]。他引用的一些民调显示，在不少普通美国人心中，AI 的主流形象正在变得非常负面：
- 它消耗大量水和电，推高能源成本；
- 它被骗子用来实施更复杂的诈骗；
- 它为未成年人推送不良内容、博彩和各类上瘾型应用。
在这种话语环境下，如果有人提出「应该大幅限制甚至强力打击这些技术公司」，选民完全可能投下赞成票。毕竟，在一个被感知为「零和」的世界里，嫉妒与报复往往比长期理性更有号召力。我们之所以不会去「抢劫」污水处理厂或电网公司，是因为普遍理解：它们是维系现代社会免于混乱的基础设施，哪怕运行成本高，也值得投入。但对于 AI 和更广义的科技产业，普通选民并没有形成类似的共识。按照 Manidis 的说法，技术本可以被塑造为「帮助人类逃离马尔萨斯陷阱」的唯一可靠路径——通过效率提升、资源重配和新产业创造，让更多人过上更体面、更安全的生活[7]。然而，在近些年硅谷主流话语中，「理性主义」「追逐通用人工智能」等内部概念，逐渐取代了面向公众的「进步神学」。结果就是：
- 产业在技术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
- 却在政治和道德层面，越来越不会、也不愿意为自己辩护。
当国家机器把某个行业视作「只会消耗资源、制造风险的寄生虫」时，「加税—勒索—掠夺—放弃」往往就是顺理成章的政策路径。波士顿已经提供过一次样本。
六、对全球科技的启示
波士顿的故事表面发生在美国东北角，但其内在逻辑，对任何试图建设科技创新中心的国家与城市，都具有高度参考价值。对于政策制定者，至少有三点值得警惕：
- 不要把科技企业当成短期财政缺口的填补工具。 税制与监管的微小偏差，会在十几二十年中被网络效应成倍放大，最终决定一座城市是「创新磁场」还是「人才离心机」。
- 不能只迷信「硬件输入」，忽视信任与文化。 高校、园区、实验楼和补贴固然重要，但真正支撑创新的是规则的可预期性、资本的长期主义以及对承担风险者的尊重。
- 要帮助科技产业讲清「存在的理由」。 如果公众只看到短期副作用，而看不到长期公共利益，任何技术最终都可能在政治压力下被打回原形。
对于创业者和投资人，这个案例同样是一个提醒：
- 选址不只是房租和补贴的比较，更是对一个地方整体制度与文化环境的投票；
- 在追逐算力、资本和估值的同时，不要忽视构建「正当性叙事」——让用户、监管者和选民理解你在解决什么真实问题，创造了哪些长期价值。
如果科技行业无法清晰表达「为什么创新是一种道德上的责任」，而不仅是少数人致富的手段，那么整个行业被「先加税、再掠夺、然后任其枯竭」的命运，就不仅会发生在波士顿，也可能降临在下一座科技之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