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夏天我在中国住了几个月，好吃好玩是没得说，就是精神生活有些简单。那边的新闻模式比较死板，内容也乏味。闲暇时去了几家网红书局网红图书馆什么的，建筑风格装饰设计都很新奇漂亮，但这都是在门面上花的功夫，是为了招人摆姿势打卡用的，对真正想要读书的人未必吸引力有多大，你要是很难找到有兴趣驻足翻看的读物，表面上的花哨看看也就会觉得腻了。后来有个美国回来探亲的后生见我有些闲的慌，就把一本他没有看完的大部头留给了我。
那书是一个曾经常驻北京的美国记者写的，讲的是上世纪最后二三十年间的中美关系。书名是《一道长城，六个美国总统和中国》（Six Presidents and China， A Great Wall）。这本书写的其实挺闷的，没有透露出来多少令人惊乍的的所谓秘闻轶事。但作者对台湾问题的由来和演变的描述，对我们这些熟知中方叙事脉络的读者，至少提供了来自另一视角的说辞，印证，或补充。
我记得李敖曾经比喻台湾中国大陆身上的睾丸，这东西被美国拿捏着，他不是死死攥在手里不松开，而是要时不时揪扯几下，挑逗你的感受。这是盎撒人特别擅长的把戏，从大英帝国开始，他们就特爱到处挑事制造族群不和。美国人也算是青出于蓝，从尼克松时代开始，玩弄中台半个多世纪，屡试屡爽妙不可言。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作为国家安全顾问的基辛格炙手可热，气势力压总统身边其他宠臣。尼克松让他主导和中方的外交谈判，这就让国务卿罗杰斯及从属的国务院一派官僚很窝火，铆着劲要给越界的基辛格使绊子。以书中对基辛格思维习惯和做事风格的描述，我觉得作者有意无意地想让读者认为那是一个既有大视野又爱耍小聪明的人。当时在对待台湾问题的立场上，中美双方分歧很大，很难在尼克松访问结束时把一份意见一致的联合公报落实到纸面。这时候基辛格就动起了心眼子，在他的撮合下，双方达成了一致，公报初稿得到中共政治局批准。这时已经是星期六下午三点，尼克松第二天就要离开上海。罗杰斯和下属拿着明天就要见报的稿件，一行一行仔细检查之后，发现了一个重大疏漏。他们注意到文案中有一个段落重申了美国和亚洲盟友签有的安全条款，包括和日本，韩国，菲律宾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但唯独漏掉了1955年由艾森豪威尔签署参议院批准的美台（中华民国）双边安全条约。这样的疏漏明显是为了迎合中方的要求而故意为之。
罗杰斯得理不饶人地把文稿拿到尼克松面前摊了牌，尼克松内心很烦。他既不想白跑一趟，弄出一个没有成果的北京之行，又不想背一颗雷回去让国会修理。于是包袱又甩回到基辛格手里。当晚十点钟，基辛格找到中方负责具体谈判细节的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说要对原稿再做修改。乔很是惊诧，连忙请示了周恩来后回话说，事关重大立场的观点不能改动了。最后好像是尼克松和周又勾兑了一番，中方不能改动的态度有所松动，但立场分歧依然存在。于是上海联合公报发表出来后，让世人看到在很多重要理念上，中美双方其实是各说各话。关于台湾问题，最终文本干脆删掉了所有美国和亚太国家签署的安保条约的那一段，这样就没有了漏掉美台条约的显眼突兀了，这对中国来说也达可以接受，毕竟眼不见心不烦嘛。具体的措辞是这么说的：
双方回顾了中美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严重争端。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在时过半个多世纪的今天，我们重新品味这些文字所代表的意义，尤其是反映美方立场的那段话，不难看出，这里字与字之间的距离其实不很严密， 很多地方漏着风，这就给有心机的人留出不少想象的空间。首先，美国人只是表明他们“认识到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里用的英文原词是“acknowledges”来表达认识的意思，意思好像是说我听说这事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对此一定同意或反对，所以老美一上来就埋下了一个骑驴看唱本的伏笔。尽管后边有一句，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异议，但这也有spin的空间，比如说，美国人可以把这句话解释成，我知道你们中国人都是这个立场，但不是中国人的人就不一定是这个立场，或者什么是公认的国际立场还不知道。这就是台湾问题走到今天的一个焦点所在，因为，海峡另一边的台湾岛上，已经有超过一半的人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了。这就平添出一个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非中国人可能不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样一个让北京头疼的现实变量。中美联合公报的基础出现了松动。
表面上看，自上海公报发表后直至中美建交的之间的八九年里，美国还是履行了他要把军事存在从台湾逐步撤出的承诺。不过，对于是否会从另一个角度继续支持中国大陆的对立面台湾，这里没有给出明确的交待。军售的问题是从中美建交开始的第一天起，就不紧不慢地撕扯北京敏感的神经了。
1977年夏天，卡特内阁的国务卿万斯为了准备中美邦交正常化，走进了人民大会堂。在那里他向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提交了美方的建议，那就是美国在台湾撤离正式外交军事存在之后保留一个联络处，就像他们目前在北京所做的那样。不行！邓小平很是恼怒，他认为这样规模联络处的存在，就是一个不挂国旗的大使馆，完全不可接受。我猜在那个年代，自视甚高的美国人对掌管着矇昧中国的领导人，骨子里应该不会存有真正平等尊重心态的，比如他们私下会嘲笑邓小平坐在凳子上脚都沾不着地。但对主权概念如此的敏感执着，还是有点让人不知所措。
同时参与这次会谈的还有时任美国驻京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通过他的观察，伍德科克意识到即便是在毛之后的中国，主权方面的议题也是无法灵活的。在万斯回国后召集的一次国务院内部的研讨会上，伍德科克说出了自己的观察和想法。他觉得美国无法通过谈判得到中国对台湾不使用武力的保证，中国人认为台湾是他们的内部事务，这关系到主权 。美国怎么能通过谈判得到中国保证用怎样的方式来恢复主权完整呢？这就像你让林肯对英国保证不用武力恢复联邦那样的不可能发生。伍德科克的这番话让在场的国务院同僚们对如此超前的观点感到惊异。接着，伍德科克认为总统有权做他认为合理的事情，他应该准备去做任何事情以确保台湾安全，包括出售防卫性武器。不过这种权力不必明摆到谈判桌上。于是，被国务院内部称作是“伍德科克公式“的运作筹划由此诞生。
上世纪的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是个颇受总统倚重的关键职位，在对国际事务的决择过程中，这个角色的意见往往是举足轻重的，这就造成了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之间的互轧苗头现象。在尼克松时代是如此，卡特时代还是如此。当时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司基也是个雄心勃勃的人物，眼见国务卿万斯在中国被噎了一下，一时间局面难以打开，他就找人递话给中国高层，想尽快访问北京。几天后，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在副总统的陪同下走入白宫罗斯福厅时，见到在场的布热津司基，黄镇高调对他说，北京非常欢迎你。站在一旁的万斯惊呆了，据说当时的感受就像是坐等开宴时，面前洁白桌布上被扔上了一只死动物。
出行北京前，布热津司基提交给卡特的策略规划是这样的：他们基本认可伍德科克的观点，不必强求让中国保证一定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可以选择美方单边表态要和平过渡，但要坚持中方不与此表态对立。 这样的话，中方可能会说在其他手段无效的时候他们要以武力保证国家主权领土完整，那美国就说他要维护一个对台湾安全的持续利益，留下一个美方是否会用军事力量支撑这个利益的模糊概念。带着这样策略规划，布热津司基在1978年五月见到邓小平时，云山雾罩地说了一堆弯弯绕的话：美国有一些国内和历史的牵扯，很复杂很难办，这就是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公式来表达我们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期盼，尽管我们认为这是你们的国内事务。美国想被认为是值得信赖的。美国在远东的存在，尽管由于从台湾的撤离而有所减少，但仍应保持一种不至导致不稳定的状态，以免被我们共同的敌手苏联有所利用。这样的考量必须在我们解决双边关系正常化和历史性地转换和台湾人民的关系时嵌入在大脑里。
我估计布热津司基是心知肚明他的这番玄虚高论对中方人员来说会是一片茫然，即便邓小平熟通英文，也会听得一头雾水。但正是这种简短模糊的说辞才是更接近卡特政府既要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又要保持对台湾销售有限范围武器的既定方案。不过邓小平还是比较待见布热津司基，至少他没再提设立台湾联络处一事，而且他对反对苏联霸权的看法也和中方比较合拍。就这样，邓小平拍版同意黄华和伍德科克重启关系正常化谈判，同时告诫美国人，他对此期望值不高。
几个月后，卡特在召见履新的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时，将布热津斯基抛出的模糊遮挡扯了下来。他直接告诉柴，中国的领导层必须明白一件事，没有一个美国总统会在没有确保台湾安全的前提下完善中美关系，关系正常化后向台湾继续出售有限的防卫性军事装备是基本的。柴泽民把这番话一一记住带了回去。很快美方就收到了中国令人震惊的反馈。那是十月初的一天，国务卿万斯在曼哈顿出席中美轮流坐庄的一个饭局，见到了来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黄华。当话题最终被小心地引入到这个敏感领域时，在美国外交界有着暴躁脾气名声的这位中国外长拍着桌子告诉美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绝不接受在邦交正常化后任何残存的美台安保关系，在美台安保条约作废后，决不许美国再向台湾销售武器。不然的话，两边就都别再谈了。
这次火药味十足的饭局过后，美国人觉得他们原本打算1979年开年邦交正常化的目标悬了。布热津斯基避开国务卿把伍德科克直接招到白宫和总统一起搞了个小范围探讨，最终他们决定还是要起草一份联合公报提案出来，看中国咬不咬钩。如果文本中根本不提军售这事，邓还愿意往前走，说明北京明白这里的蹊跷，美国以后还是会对台军售。于是事不宜迟，他们要先把公报草案准备出来让伍德科克带回北京，其他的事由总统事后知会给国务卿万斯就行了。与此同时，布热津斯基透风给柴泽民说，卡特的计划是79年开年办成两件大事，其一是和中国建交， 另外要和苏联敲定中导协约。他希望和中国的事先搞定，这样邓小平就能先于勃列日涅夫访问美国。
伍德科克带着邦交正常化草案回到北京，直等到十二月初才被中方通知去大会堂见邓小平。在那里，翻译俯低了身体把文本一句一句解读给邓小平，邓也很麻利，不用咨询身旁他人意见，直接告诉翻译那些需要改换的具体细节。邓小平问伍德科克，在美台安保条约终止前一年期的有效时间段内，美国是否同意“不再有新的武器出售给台湾的承诺”？邓说他不在意已经签署的承诺，关键是没有新的承诺，要结束对台军售。邓告诉美国人，军售只会增加台海冲突的风险对和平没有帮助。伍德科克没敢接邓的话茬，他只是默默地听着，本来他们在华盛顿定下的策略就是如此。
当华盛顿收到伍德科克发来的和邓会谈要点汇报时，布热津司基看到邓小平“不再有新军售”的提议，认为可以接受。而国务院一派觉得这事有点麻烦，文本中显然出现了纰漏，最终可能难以得到国会批准，一方面公报本身或其关联文件中没有一处指明中方理解或同意美国保留向台湾出售防卫武器的权力，另一方面，中方强调美国在一年期“不再有新的军售承诺”，这种模糊（ambiguity）姿态已经是跃然纸上。华盛顿给伍德科克的指令是连夜传到北京的，电文指示伍德科克要立即面呈邓小平华府的回复，因为72小时后，也就是华盛顿时间12月15日9时，卡特要宣布中美达成协议。 面对匆忙约见的伍德科克，邓小平很是奇怪，为什么这么着急？伍德科克的托词是：总统怕有消息泄露，他想是第一个发布这条重磅消息的人。
12月14日，柴泽民到访白宫和布热津斯基商讨内阁访问事项。结束离开前，布热津司基问柴有没有中方最新进展情况消息。柴回答说，所有的事情看上去都很顺利， 特别是美国同意终止向台出售武器。布热津斯基压住惊讶说，根本不是这样的，两边同意的是一年的暂停期，这期间只是提交已经在供应线上的武器。一年过后，恢复有限的防卫性武器出售。听闻此言，柴泽民非常震惊，他马上反驳说，这不是我对此事的理解。送走柴泽民，布热津司基的心直往下沉，此时玩不转的话，会给他造成事业的崩溃。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伍德科克连发密电，督促他务必立即约见邓小平，以确认中方高层明白美国保留对台出售军武的权力。
这时已经是北京时间15号下午四点，距原定新闻发布不到半天时间，满脸阴云的邓小平挥手猛地拍了一下座椅扶手，暴跳如雷：我们不同意！我们绝对永远不会同意！坚决反对！伍德科克缩身陷在沙发里，觉得以前的努力全都化为乌有了，像是撕碎的废纸，被人丢入马桶后冲走。没想到怒气过后，邓稳定了情绪问对面的美国人，他们觉得下一步应该做些什么。这时候，伍德科克逾越了华府给他的约束指令，对邓说了一些诸如来日方长，以后会变得好起来，事情以后解决起来会更容易等等宽慰鸡汤性的劝解。这样吵来吵去，一个多小时后，老邓耸了耸肩说，好！鉴于我们被迫在11个小时内接受这些，得把破坏限制住。邓小平希望美国如果将来还要向台湾销售武器，要确保秘密进行。当然，这个问题超过了伍德科克能解答的权限。流了一天汗的白宫一干人等，看到北京传回的消息，都舒了一口气，虽说这协议既不完美又充满矛盾，好在它暂时可行。在老邓一念之差间，几乎要成为历史的布热津斯基更是如释重负，他对前来探寻美方态度的柴泽民说，美国绝对会在军售问题上谨慎行事，但这事无法保密，美国不说台湾也要让人知道。
当晚，美国总统卡特在电视镜头前宣布中美达成建交协议， 双方自1979年1月一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1979年2月，美国会推出《台湾关系法》。该法案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和终止作废的美台安保条约几乎有着相当的力度，该法案强调”任何使用非和平方式决定台湾的前途，包括抵制，禁运，都会被认为是对西太平洋和平及安全的威胁，是美国严重的顾虑所在“，并直接宣称要继续向台湾出售必要的武器。自此，一个被大陆视为魔魇被台湾视为福佑的无形之手，就一直在此时紧时慢地挑逗着两岸敏感的神经。
图一，六位总统和中国
图二，《上海公报》有关台湾问题英文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