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维鲁王朝的终结与士兵皇帝时代的开启，标志着罗马帝国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动荡时期。从公元235年到戴克里先上台的近半个世纪，帝国在内外压力的共同挤压下不断失血。后世将这一阶段称为“三世纪危机”，并不只是因为政权更迭频繁，更因为罗马作为一个政治与精神共同体，第一次系统性地暴露出自身的脆弱。
在外部，罗马不再面对零散而可控的威胁。东方的萨珊波斯不再是可以随意羞辱的对手，而是一个自觉继承帝国传统、具有强烈意识形态与军事动员能力的强权；北方的日耳曼诸部不再只是边境骚扰者，而是开始以整体族群的方式冲击帝国防线；北非的游牧民族同样使罗马的边疆变得难以安定。瓦勒良皇帝被俘并死于异邦，成为一个象征性事件——罗马不再天然地“不可战胜”。
而在内部，问题更为深刻。军队，尤其是边境军团，逐渐取代元老院与城市政治，成为决定皇帝命运的力量。高卢帝国与帕尔米拉帝国的短暂独立，并非单纯的叛乱，而是帝国向心力减弱的直观表现：罗马已经不再被普遍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罗马认同”这一问题值得更多关注。这一问题不再只是罗马如何治理，而是：谁是罗马人？成为罗马人意味着什么？以及，罗马本身究竟是什么？
在共和早期，这些问题几乎不需要被提出。那时的罗马仍然是一个城邦，其政治共同体的核心由拥有土地、能够自备武器、承担兵役的自耕农构成。他们不仅是军团的主力，也是政治权利与公共责任的承担者。“罗马人”这一身份，既是法律身份，也是生活方式和道德期待的集合。城邦中的自由民——尤其是具备完整权利的那一部分——共享这种认同，而奴隶、外来者和同盟者则被明确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
随着罗马扩张，这种清晰的边界开始被打破。同盟者战争之后，公民权逐步向拉丁同盟及意大利其他族群开放，“罗马人”不再仅仅意味着出生于罗马城，而逐渐演变为一种政治身份：认同罗马法、履行罗马义务、接受罗马统治的人，可以成为罗马人。此时的罗马，已不再只是一个城市，而是一个由城邦联合而成的政治共同体。
然而，当罗马完成地中海扩张，成为横跨欧亚非的帝国后，这一认同模式开始显露出紧张。拥有公民权的罗马人，对广阔的被征服地区实施着一种带有殖民性质的统治；而帝国的稳定，越来越依赖那些并不具备公民身份的人口与资源。罗马仍然是“罗马人的帝国”，但罗马人已经成为少数。
这一矛盾在帝国早期被暂时掩盖。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212年，卡拉卡拉皇帝颁布《安东尼努斯敕令》，将罗马公民权授予帝国内几乎所有自由人。从法律形式上看，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普遍化”：罗马第一次在名义上成为所有自由人的共同政治身份。
但这一决定本身，并未回答“如何成为罗马人”的文化问题。公民权的扩展主要服务于财政和军事需要，而非系统性的社会整合。法律资格可以一夜之间赋予，文化认同却无法被同时生产。当所有人都是罗马人时，“罗马人”这一身份反而失去了原有的凝聚力。
此后，越来越多来自日耳曼、巴尔干和高卢地区的士兵获得公民权，并与其家庭一同定居在边疆要塞或军事驻地。他们在法律上是罗马人，但在语言、宗教和生活方式上，仍然深深植根于原有的部落传统。罗马对他们而言，更多是一套征税与征兵的统治机制，而非值得情感投入的文化共同体。
这种变化带来了复杂而矛盾的后果。一方面，边疆兵源在短期内支撑了帝国的防御体系；另一方面，罗马核心地区人口的萎缩，使帝国在长期上愈发依赖那些尚未完成文化整合的新公民。军事贡献与社会认同之间的裂隙逐渐扩大，罗马传统的公共价值、法律精神与道德规范，在边疆地区难以形成真正的内化。
三世纪危机并非简单的军事或行政失败，而是一次关于“共同体如何维系”的历史检验。罗马的经验表明，政治身份的普遍化并不会自动生成文化认同。当一个帝国只能通过法律条文定义“我们是谁”，却无法在生活世界中持续生产“我们感”，它的国家韧性便已开始松动。
（图片来自维基百科。克劳狄二世病逝，奥勒良继位后的局面（公元271年）绿色和黄色分别是高卢帝国和帕尔米拉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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