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90年代，其实初、后期完全是两个世界。前期还带着前三十年的旧影子，后期就一猛子扎进了现代社会的浪潮里。
那时候送礼，黄桃罐头是顶有面子的东西。虽然市面上肉啊鱼啊的罐头多了，但只有看病人时提上两瓶黄桃，才算尽到了礼数。当时流行送大件，可乐、果汁成箱地搬。你别看现在可乐便宜，当年3.5元一罐，麦当劳套餐17块，跟现在的物价差不多，可那时候普通人一个月才挣300来块。“喝可乐”那是正经的奢侈消费，平时解馋，喝的是山海关这种地方汽水。谁家孩子要是能在麦当劳过个生日，那绝对是班里的“富二代”。
“三产”和“关系户”是两个特有时代感的词。早年办三产是为了安置回城知青和职工家属，毕竟那时候“单位”就像爹妈，得管子女的出路。但编制就那么多，一个萝卜一个坑，剩下的孩子——尤其是领导的孩子——总得给个饭碗。于是单位出信用、出渠道，把一部分业务分给这些“三产”去折腾。这里面水深得很，有的搞红火了就忙着转移资产，有的干脆就成了单位甩不掉的寄生虫。那时候何止军队经商，从钢厂到医院，连学校和公安局都各显神通搞三产。那是真正的全民经商，也是一场混乱的财富大漂移。
当时有个词叫“交学费”，专门用来遮掩国企的离谱亏损。几百万进口的设备在院里生锈，几千万的企业白送给老外换“管理经验”，或者是好好的厂子硬说资不抵债卖给私人。那时候我上小学，纳闷领导怎么这么傻。后来才明白，人家那叫大智若愚。
92年是个分水岭，外资进场了。摩托罗拉在我们那建厂，流水线上的工薪水直接破千，比国企处长都高。各地政府把招商引资当成头等大事，《故事会》里甚至有这样的段子：两个小年轻穿着时髦去外地旅游，被当地领导误认成华侨投资客，全程高规格接待。最后两人良心不安，留信退回了自己那份饭钱，至于剩下那一万块的亏空，就让陪吃的领导们自己想办法去。
那时候真没什么食品安全的概念。老师只管警告大家别吃“米猪肉”，怕得绦虫。那时候买酱油、醋、麻酱，都是拎着空瓶去副食店“打”。大米面粉也没什么真空包装，就是装口袋里搁着。一到夏天，家里就开始全员出动：筛面粉、扒大米。因为面粉里会有肉虫子，大米里全是“牛子”。如果不抓，面粉就会结成黄坨坨，里面全是虫粪。晚上看电视，常有小蛾子往荧光屏上撞，那就是肉虫子孵化了。我那时候最爱在太阳底下帮我妈捉虫子，一次能捉几十条，算是童年一大乐趣。
想吃鸡肉，得去菜市场买活鸡现杀脱毛。90年代中期才开始流行“西装鸡”，就是那种袋装的整鸡。当时大家还嫌不新鲜，价格也贵。后来才有了散卖的鸡脖、鸡翅，至于冷冻鸡胸肉，那是更晚以后的事了，估计是当年的冷链还没那个底气。
90年代的人特爱“捐款”。我一年级就捐过五毛钱和两支铅笔。每年秋天，街道学校还要收旧衣服送山区。到了90年代末，这些实物都不收了，直接一家收个十块八块的。
那也是骗子野蛮生长的年代。最出名的就是“养海狸鼠”，广播报纸天天吹，说这玩意儿皮比貂贵、肉能治病。一对种鼠卖两三千，这可是90年代初啊！我也听得心动，可惜城里没地儿养。后来才知道全是空手套白狼，养出来人家也不收。这种套路演变到后来，就是赵本山代言的蚁力神、万里大造林，全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陷阱。
直到90年代中期，社会风气还是崇尚“见义勇为”。不管对方有没有凶器，你都得上去拼命，当时的英雄标杆是盘肠大战车匪的徐洪刚。至于美国柜员遇到抢劫直接给钱这种事，在当年是当笑话和反面教材讲的。大家脑子里想的都是“誓死保卫国家财产”。直到90年末，才开始提倡不要让小孩冒险救火救溺，银行也开始教育员工保命第一，赖宁的照片才慢慢从教室里撤下来。
1995年，珠海那家韩国电子厂发生了一件大事。女老板让一百多个工人下跪，只因为一个女工打瞌睡。结果全跪了，就剩一个叫孙天帅的站着。之所以跪，是因为一个月1300元的薪水太诱人了，是当时全国平均工资的三倍。孙天帅的事迹后来写成了《不跪的中国人》，轰动一时。那时候大家对买房还没概念，房子靠分，为了争个指标能打出狗脑子。
90年代中期，有钱人的标志是养狗。但狗证太贵，要5000块，相当于普通人一年的工资。葛优演的《卡拉是条狗》，写尽了那个年代养狗人的卑微。那时候啤酒卖得火，各省都有自己的啤酒厂，为了护税，地方政府甚至设关卡阻止外地啤酒进来。那时候政府穷，经费不少靠五块十块的罚款攒。大街上全是戴红袖箍的老太太，盯着你随地吐痰或大小便。你别笑，海尔张瑞敏刚接手工厂时，第一条规矩就是“不准随地大小便”。
那时候最柔软的纸是饭馆里的压花餐巾纸。至于擦屁股，大多数城里人还在用单位的报纸废纸。90年代中期，中国人均卫生纸消费量连现在的十分之一都不到。塑料袋也是那时候才普及的，以前买东西都是草绳网兜。结果没几年，塑料袋就成了公害，大树上挂得花花绿绿。
那时候没那么多阶级隔离，厂长的儿子和摊贩的孩子挤在一个教室。我同桌穿过一件600块的香港毛衣，我妈当时月薪也就这么多，我只能穿着家里手织的毛裤暗自眼红。
90年代的电影市场是好莱坞和成龙的天下，国产片除了冯小刚，基本没啥战斗力。学校组织看电影，一张票五块，去的一般都是叫“延安”、“光明”的老影院。比起影院，录像厅和后来的VCD更火。两三千一台的VCD机，大人们互相串着换片子，从《真实的谎言》看到《异形》。
90年代末，下岗潮来了。我妈那是万人大厂，堵路的时候浩浩荡荡。那是真没钱看病了，各单位都黄了，医药费报销成了空文。于是“气功热”就这么疯起来了。反正买本教材、买个磁带也花不了多少钱，练练万一管用呢？满大街练气功的规模，一点不输现在的广场舞。
那也是电视购物最后的疯狂。从最早的“健美骑士”到后来的减肥、增高、隆胸“四大套”，全是国外广告剪辑拼凑的，画面拙劣，但骗了不少钱。偶尔区电视台还会放些未删减的港片，露点或者政治不正确的镜头就那么大喇喇地播出来，让我一个小学生看得目瞪口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