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法治：高院应禁止庭审时嫌疑人穿囚衣戴手铐

  8月22日上午，济南中院一审薄熙来贪污受贿案。离开政治舞台一年多的薄熙来常装出庭，除了略显憔悴，其他地方与普通人无异。随后几天的庭审，薄熙来保持了同样的着装风格。法庭这一安排，获得了社会各界普遍赞许，认为在法庭文明方面，中国法治又迈出了可喜一步。

  9月25日上午，北京中院一审韩磊摔婴案。受到全社会强烈谴责的韩磊着蓝色囚衣出庭，神态正常。与济南中院不同，北京中院似乎不在意法庭“文明”问题，也许是因为此案嫌犯韩磊民愤极大，令其着常装可能会引起公众反感。

  薄熙来韩磊二人，随后都被各自法庭一审裁决有罪。法庭宣布裁决后，两个人被当场戴上手铐，由法警监押入狱。

  10月26日早上，中央电视台公审新快报记者陈永洲。几天来风靡世界的陈永洲，穿囚衣剃光头戴手铐，着监狱内刑事罪犯全副行头出镜。在全国公众通过电视知道陈永洲的罪犯身份后，陈被带走由警方继续刑事拘留。

  与薄熙来韩磊不同，电视公审时，陈永洲尚未受到检方起诉。检方一旦正式起诉，陈永洲依法还要有自己的辩护人，还要经过完整的司法程序，最后由法庭考量控辩双方证据，认定受贿事实确实成立，才能正式定罪。

  2013年度可谓中国司法年度，若干大案子下来，关注中国法治的各界人士议论纷纷。许多人难免有一个疑问：根据当代法庭文明，究竟应当如何安排嫌疑人着装与戒具 --  济南模式？北京模式？还是中央电视台充当临时法庭时的公审模式？

  其实，这个疑问本身就是误解。嫌疑人在法庭的着装，与所谓的法庭文明，没有丝毫关系。有关系的，是构成现代司法理论之灵魂，现代法治观念之基础的四个字：无罪推定。

  下面我从国外国内两个不同视角，说明本文要阐述的嫌疑人在法庭的着装问题。国外部分以美国司法为例，不管怎么说，美国法治是非常成熟的，这一点估计没有异议。

  喜 欢看美剧的人，可能都会记得有些美剧中的法庭场面，嫌嫌疑人个个衣冠楚楚，即使是平时不会穿正装的蓝领工人也不例外。那么是不是只要进入美国法庭，嫌疑人 都是这副样子呢？答案是否定的。美国法庭对于嫌疑人着装并无规定，嫌疑人必须着正装，只是局限于有陪审团在场的情况下。

  在庭审开始之前，主审法官会向陪审团成员们解释他们必须遵守的规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陪审团必须假定嫌疑人是无罪的。其实，早在复杂的遴选陪审团成员阶段，法官就会剔除对案子已有先入之见的候选人。

  那么，如何在司法过程中确保“无罪推定”的原则？这是由诸多司法程序加以保障的。在陪审团面前，嫌疑人着普通服装，免除戒具，就是一个必须严格执行的“无罪推定”司法程序。

  在美国，对于刑事嫌疑人，在押解途中，一般都要戴手铐，以防意外。但在庭审中，在进入法庭前，法警会去掉嫌疑人手铐，原因就是，手铐可能会给陪审团留下嫌疑人“有罪”的印象，从而违背陪审团必须“无罪推定”的原则。

  虽然表面看来，似乎有些小题大作，但美国法庭绝不会忽视这项去除戒具的程序，因为任何微小的忽视，哪怕是纯属意外，都会构成嫌疑人将来上诉的依据。

  在没有陪审团在场的情况下，嫌疑人出入法庭，服装戒具都不会有什么特别限制。

  下面我举个实例。【Johnny Lee HILL v. STATE of Arkansas （1985）】

  1981 年8月15日夜，阿肯色州居民约翰尼. 海尔与另一名同案犯，在小石城一家酒吧外，持枪抢劫了三位妇女，随后开车将三人带到荒野地区施以强奸。审判中，陪审团裁定海尔犯有两项强奸，两项绑架，两 项抢劫罪，法庭随后判处海尔总计135年徒刑。海尔不服判决，以三项理由提起上诉。其中一条是，在庭审期间一次午休时，海尔午餐后戴手铐穿过走廊返回法 庭。途中，经过陪审团所在休息室，海尔声称，有陪审团成员，看到了他戴手铐的场面。虽然目击只是一瞬间并纯属偶然，但海尔认为，这还是足以构成陪审团员心 中出现“有罪”偏见，从而使得陪审团员无法维持“无罪推定”的原则。从而，本次审判应判定为误审。

  上诉法庭驳回了海尔的上诉。法庭意见是，辩方提出陪审团内产生偏见，裁定陪审团“偏见”的举证责任在辩方。辩方无法给出任何陪审团成员可能产生偏见的证据，甚至不能给出确曾有陪审团员目击海尔戴手铐的证据。

  这个案例显示了美国的“公检”两方面，在处理案子时要多么谨慎。一个似乎微不足道的程序差错，就可能导致前功尽弃。为什么美国司法强调程序正义，要达到这样一个我们看来荒唐可笑的地步？答案是，你如果想搞法治，除了绝对尊重程序，你没有别的选择。否则，就还是人治。

  回到国内现状。

  法治在中国，还只是一个目标，距离真正实现，还有很长的路。人们谈论司法独立，其实，司法独立不仅仅是司法要独立于行政干预，也要独立于民意干预。应当说，在非政治敏感案子中，司法被民意绑架的现象，还是很突出的。

  最 高人民法院上周一颁布一份文件，强调司法审判要独立，提出一些具体措施，这是好事。但与此同时，该文件也强调了要加强司法为民，要“通过微博、微信等公众 易于接受的信息出传播方式，对社会广泛关注的案件和普遍关心的纠纷，主动、及时、全面、客观地公开相关情况，有针对性地回应社会公众的关切和疑惑。”在某 种意义上，这等于进一步强化了民意对于司法的潜在影响。

  国情如此，不是哪个人能够左右的。那么在现有国情下，如何最大程度地贯彻“无罪推定”这一早在90年代就已被采纳的极为关键的司法观念？

  应 当说，中国司法中的很多方面，“无罪推定”观念已经在执行，比如罪犯现在被称为犯罪嫌疑人，允许嫌疑人出庭着常装，在法庭裁决有罪后，才给嫌疑人戴上手 铐，等等。当然，中国的事情总是带有“特色”，讲究“文明”如济南中院，也还是不能免俗，一方面，薄熙来着常装免戒具，显示法庭根据司法原则，假定他无 罪；另一方面，找来两个穆铁柱般的法警站立两侧，显示一定要压住犯罪份子嚣张气焰的决心。

  考虑到民意严重影响司法这样的国情，同时，为彰显“无罪推定”这个极其重要的原则，建议最高人民法院明文规定：

  1.      各级法院在公开庭审的场合，允许记者发布文字图片记录的场合，尤其是涉及电视画面的场合，禁止对嫌疑人使用囚衣、戒具等物品，避免在公众心目中造成“罪犯”印象

  2.      取消庭审时法警站立在嫌疑人两侧的习惯做法，这种做法除了象征嫌疑人有罪之外，本身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要知道，嫌疑人在法庭内施行暴力的可能，基本是不存在的

  3.      使得嫌疑人在法庭中，具有与控方同等的司法辩论位置。起码要安排嫌疑人与辩护律师坐在一起，以便随时咨询

  过去若干年中，中国公众的法治意识，已经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只要持续努力，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法治社会的目标，就会离我们越来越近。